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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复旦
我对中国文学批评感兴趣是在大学时代。这是由于当时整个学术界的大气候开始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整理与研究。过去，我们的文学理论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反修”，重视发掘我们民族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所以说，当时的大气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相当好的时代。除了当时的大气候，复旦大学自身的小气候也有利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解放前，公认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三位大家是郭绍虞、朱东润和罗根泽，而郭绍虞和朱东润两位先生都在我们复旦中文系。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首次抓了高校统编教材的编写。其中，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两本基础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历代文论选》就指定由复旦大学的刘大杰和郭绍虞两位先生分别负责，可以说，当时复旦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氛围是比较浓厚的。在我们四年级的下学期和五年级的上学期开设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由朱东润先生讲授，毕业论文我写了《论王士祯的“神韵说”》，也是由朱东润先生指导的，后来考取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就是批评史，这就引导我走上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道路。
就我个人而言，特别感恩朱东润、王运熙、章培恒三位先生对我的栽培。如前所述，朱先生给了我方向。而在大学本科时期，引我入门的是章培恒先生。他当时是给我们班级上课最多的老师，也是我平时请教最频繁的老师。我本科毕业，再当研究生，再到社会上，再回复旦，一路上都得到他的关照。我搞明清文学，到近代文学，到古代小说，无不在他的指导下前行，可以说他教了我研究古代文论与文学的本事。重返复旦后，在王运熙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王先生虽然在大学时也给我班开过杜甫研究的课，但因他住在校外，未曾单独向他请教过，不知他当时是否认识我。他是个忠厚长者，为人平和温润，为学平正踏实，是个纯正的学者。作为领导，处事公正，也能用人之长，能做到人尽其才，我在他身边得到了施展的平台。在生活上他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他临终不能开口而见我消瘦时，竟难以想象地还迸出最后一句：“黄霖，你要好好休息！”我就是在复旦的这样的老师的培育下一路成长的。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精神，怎能让人忘怀？他们就是复旦的灵魂，在我心中永在。
至于我的学生，都是我的朋友。在他们报考我时，曾经选择了我，我有责任向他们授业。但现代同一学问的教科书往往是多如牛毛，我只是一家之言。所以，我值得做的工作，应该致力于引导和点拨，在一起讨论与切磋。因此，我与他们从来是平等的，只要做学问，走正道，一切都是可以一起商量的。他们在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再一次被他们选择的过程。我本不是万宝全书，又不是件件皆能，而外面的世界多美好，高手遍地是，他们应该博采广求，转益多师。我虽没有对他们说过“学我者死”，但我相信他们不只学我者能活，希望他们在学习、比较、选择中决定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业。我们有一段缘分，也只是在教学相长，相互帮助中结下了情谊。我帮助过他们，他们也帮助了我。不少学生在学校里或者走出校门外，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中，都给我解决了许多困难。我从文论体系的探索，到研究史、学术史的编写，从小说批评的材料的搜集，到民国旧体文学与文论的研究，都离不开他们，都是与他们携手并进的。所以，与其说我们的关系是师生，还不如说我们是朋友。我珍惜这份情谊，同珍惜老师的恩情，以及同事们的友情一样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这也就是我之所以深爱我们复旦的根本所在。
不只是向后看，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钻故纸堆，其实未尝没有怀疑自己的价值，总觉得有点“山在虚无缥缈间”。我所做的一切将有益于国和民吗？似乎是“两处茫茫皆不见”。我所为的一切是在追求名和利吗？又觉得“富贵于我如浮云”。如今，我已步入了耄耋之年，正当感叹“人生几何”之时，回首往事而自惭形秽，曹操所言“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之句又从心中升腾，冲撞着一匹老马的不已“壮心”，但愿最后留给自己的，将不是绵绵不尽的“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而是再能掇拾到一点更为实在的东西。
我对学生说过八个字，要“胆大心细，脚勤手快”。我的导师朱东润先生曾一再鼓励我要敢“闯”。我常走在陌生的、崎岖的路上，提出自己的所见所思。读书时小心翼翼，尽力不放过一些细微末节。然其基础是要勤跑图书馆，我的主要成果都是从图书馆里泡出来的。
我曾经说过，做学问，写文章，总要有一点新的材料，或者是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假如只是把现成的东西拆下来重新组合一下，写一百篇也等于零。这当然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所谓新的看法，有大有小，大到整个学科，整本书，小到一条材料，一句一字。
当然，如我等中材以下的人，在个别问题上有点创新独白尚有可能，至于方法与理论，是属于形而上的，带有全局性的，要创新，要自成一套，恐怕就比较难了。但这始终是我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一直记着东润师当年不断鼓励我要“闯”的话。不过话需说回来，我在不断地变换阵地去求新知、闯新路的时候，却往往不能将问题锲而不舍地搞深搞透。比如，刚才说过，我很想杀回马枪，再好好地搞一下《近代文学批评史》与《原人论》，但这个梦是否能圆，现在真很难说。至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用世精神，我也是深受东润师、培恒师影响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他们治学一生的灵魂。我也不希望将传统的一些瑰宝只是作为古董来欣赏，而是希望老祖宗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文论精神能在现代生生不息。这不仅表现在我写过诸如直接呼吁“追求有用于世”之类的文章，而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不少论著，包括诸如《金瓶梅》的研究中，都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这样跳动的脉搏。《金瓶梅》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根本不在于它的“黄”，而在于它的“黑”，在于它洞察了千百年来人世间的“黑”，在于它是一部真正的“警世通言”。从中国文论史研究来说，20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消解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因此，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文论思想，建构源于传统的文学体系，让老祖宗的一些优秀的精神重新在现实中发生作用，是一件迫不及待、十分庄严而神圣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论的系统、价值和主要精神，另一方面要努力尝试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中外古今的文学现象。通过实践，来激活传统文论的优秀精神。传统理论中有些东西本身就在承传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现在也该继续把传统的某些理论联系现代的认识加以丰富和完善，重新建构。这也许是我的乌托邦吧。不过，我总是想，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应该也注意当代的问题，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古代。不只是向后看，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一讲到“有用于世”，现在有不少学者是反感的，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学术走进象牙塔，完全私人化。假如说这一情绪的产生是对过去曾经发生的实用主义弊端的反拨，那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个别人来说，在象牙塔里，满足一己之兴趣，对某些问题作悠哉游哉的研究，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整个学科来说，作为人文学术的“中国文论史”，尽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的，若放弃对当代现实文化的人文思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若放弃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热情和努力，自身就会逐渐萎缩，“失语”、“断裂”问题就会愈益严重。所以研究古代文论，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追求“有用于世”的问题，而是应该关注如何“有用于世”的问题。我们再不能把古代文论作为古董，或者涂抹上一些现代色彩作为西方文论体系之点缀，正确的道路应该是“确认传统的文论还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不仅仅在书斋中要研究它，承续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复兴它，光大它”。
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探索中国本土化、自主性的文艺理论体系
当今社会，资讯发达，交通便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交流频繁，科技、经济是这样，思想、文化也是这样。大家经常提到“全球化”这个词，就文化而言，全球化不应等同于西化，应该理解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先进、美好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中西文化交融日益朝纵深发展的今天，要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学术研究，我觉得对于我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要正确评价和认识，要懂得珍惜和爱护。
这里需要把握两个立场。一个是要站在百姓大众的立场，不要为少数人讲话。另一个则是要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不要站在洋人的立场来丑化自己。在做学问方面则要有志气、有格调，自己潜心研究好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西方的优秀成果我们当然不应该排斥，但不要食洋不化，要以中化西。我当时带着学生一起做《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的时候，也是反复强调了要用本国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不要生搬硬套外国的文艺理论。在研究古代小说的空间、节奏和写人问题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属于本民族的独特理论。譬如，我国古代的写人论，开始受传统的哲学与画论的影响，标举的是“形神论”，大量的古代小说与戏曲的评点本中，都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如《水浒传》的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的评点中，都贯彻了“形神兼备”的思想。作为形神论的补充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特别是在小说戏曲的评点中，又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理论范畴：“态”。“态”超越了描写对象的形与神，又融合了人物形象的神与形，是一个揭示人物形象在个性鲜明生动的基础上更具愉悦功能与特殊魅力的审美范畴。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态度》中曾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写人理论，比起西方的关于人物塑造的典型论等等并不逊色，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
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我们中国文论史的研究能使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能为当今建构中国本土化、自主性的文艺理论体系起到切实的作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古与今的关系，另一处是中与西的关系。古代文论是产生于古代社会，用古人的语言与思维写成的，必然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隔阂与矛盾。这种古与今的隔阂与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代文论本身深深地打上了古代政治教化的烙印，浸透着封建意识，这与当今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二是传统语言、思维与今天语言、思维也有很大距离，今天我们再努力去摸清历史文化背景，解读原著，也无法在完全意义上“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将古今无缝“对接”。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学习与研究它，主要是为了站在当今的立场上，用最先进的理论与思想来将古代的文论进行分析，剔除其糟粕，承传其精华，“古为今用”。其能“古为今用”的基础即是历史的发展遵循着“通变”的规律，在“变”的同时，也有相“通”之处，统一之点。古代与现代之间，毕竟血脉相联，基因相“通”。事实上，现代的不少文论话语，比如“比兴”、“知音”、“气势”、“气象”、“意象”、“意境”、“形神”、“叙事”、“结构”、“性格”、“阳刚”、“阴柔”、“意在言外”、“情景交融”等等，是从古代借鉴而来，将旧的范畴赋予了新意，活跃在当今文坛。而反过来看，建构当代的文论，只有植根于传统文论的土壤里，才能真正的生根、发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是古与今之间的统一关系。因此，为了建构当代既科学的又民族的文论话语，我们在注意从当下鲜活的文学经验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就离不开承传古代文论的优秀精神，将古代文论看作是一种与当今文化血脉相连的生命存在，去承续它，完善它，发展它。
至于中西关系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文论源自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各有特点，各有短长。比如，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以诗歌散文为正宗，注重抒发真情实意，在文论中形成了意境、格调、神韵、性灵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系统。西方文学以小说戏剧为主体，强调摹仿再现与故事虚构，形成了形象、典型、内容、形式等另一套不同的范畴系统。这就很难说谁优长谁低劣。有时从某一角度来看，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多直觉体悟，比之西方重逻辑、重思辨，看来存在着一些弱点：如不深究事物共相与殊相的区别，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发展概念的理论；推理与分析的逻辑不严密；一些用具象标明的概念、范畴等内涵不明确；论述缺乏系统性、条贯性等等。但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看，由直觉体悟思维而形成的即目散评式的文学理论批评，大都是评论者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著作者的心去做出的批评，而不是戴着某种所谓科学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因此，中国式的理论批评是一种鲜活的、贴切的而不是僵硬的、冷漠的文学理论批评，能给人一种“不隔”的感觉，容易被读者接受。所以在其所谓短处，也正可见其所长。至于从影响来看，当中国近代文论变革时，西方的理论曾经被大力引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本身的文论也在不断地改良与革新。当然，我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充分尊重中国传统文论的同时，也绝不能固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要胸怀天下，眼观八方，广泛地、积极地吸取海外一切科学、先进的东西，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只是这种学习与吸取，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脚跟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上，明确与坚守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立场和科学的价值观，以防被外来的低俗、浅薄、廉价、甚至是腐蚀性的文化所淹没与消解，注意以中化西，洋为中用，在汇通古今、融合中西的道路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当然，要处理好这两种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近现代以来，我们走了一个多世纪的路，尽管不时遇到曲折、甚至是倒退，但总体上还是在不断排除左右干扰，在新旧通变、中西融合的大道上逐步前进的。我对中国文论史的研究，对建构一个现代的、科学的、民族的文论体系始终是充满着信心的。“中国文论”，不但在世界的东方曾经光芒四射，而且在今后全球多元文化的竞艳与交融的过程中，也必将显示出她的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