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星期六,下午3点,天下着雨。

一名30岁的女子在天津居士林的佛堂,当着满堂念经的众居士的面,猛地从衣襟下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对着正在闭眼念经的孙传芳“砰、砰、砰”连开3枪,原北洋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当场毙命!



这三枪,第一枪,射中的是孙传芳的后脑勺,子弹从前额飞出,脑浆飞溅;

第二枪,射中的是孙传芳的右太阳穴,子弹从左太阳穴飞出;

第三枪,射中的是孙传芳的腰部。

弹无虚发,可谓,稳、准、狠!

顿时,满堂一片惊叫,场面混乱不堪。

此时,这名女子并没有逃跑,而是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打传单,抛向众人,并安慰大家说:

“各位朋友不必惊慌,我乃为父报仇,绝不会伤及无辜!冤有头债有主,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大家!”

众居士们争相阅读传单内容:

1、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报仇

2、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3、血溅佛堂,惊扰各位,在这里谨以至诚向各位道歉

读过传单,大家的心绪这才稳定下来。

紧接着这名女子对大家说:“快去报警吧,我等他们来拘捕,绝不逃跑”。

看大家没动,她自己走向电话旁报了警。

这时,居士林执勤人员王化南听到枪声迅速赶来,这名女子走向前将枪交给他,说:“我杀了孙传芳,这把枪里还有三发子弹,你带我自首吧。”

紧接着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孙传芳被一弱女子枪杀的消息轰动全国。

枪杀孙传芳的这名女子名叫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自幼生活在山东济南。



施谷兰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弟弟妹妹。她从小深得父亲施从滨的疼爱,施从滨专门为她请了私塾老师来家教习她,培养了她对古文诗词的兴趣。

在施谷兰13岁时,父亲就让她当家管事,养成她独立、刚毅和雷厉风行的性格。

施谷兰从小就知道父亲的不易,对其十分孝顺。

施谷兰的父亲施从滨出生于农民家庭,他一共兄弟四人,施从滨是家里的长子,生活过得非常凄苦。

由于施谷兰的爷爷施雨宽去世得早,家中欠了很多债,施谷兰的父亲施从滨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他带着施谷兰的叔叔施从云去给地主家打工,可是在那里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地主的非人虐待。

最终兄弟二人不堪地主的欺凌,背井离乡弃农从戎,开始了军旅生涯。

当时,中原混乱,军阀割据。

施谷兰的父亲加入的是清廷北洋军队,因他读过几年私塾,人比较实在,有凝聚力,很快从一个小兵多次连升,引起袁世凯的注意,得到袁世凯接连的提拔。

1911年的清廷更加腐败,出卖国家政权,引起很大的民怨,各地掀起武装起义的浪潮。

施谷兰的叔叔施从云加入革命军,他曾劝施剑翘的父亲也加入。

可是,施从滨却执拗地认为“一不事二主”,并愚钝地呼喊着要报效袁世凯的提拔之恩。

最后小命不保,醒悟时已经晚。

一、施谷兰的父亲施从滨被枭首示众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皖、奉三派,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互相厮杀。

施从滨属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中的一员,他的直接上司是张宗昌

张宗昌出身草莽,是响当当的大土匪。他又狠又圆滑还贪婪,以行为恶劣而著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施从滨,因不满张宗昌的暴行与专制,多次提出要离职还乡。

但每次都被张宗昌拒绝。

1925年9月,奉系军阀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邢士廉师驻军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

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标志着奉系军阀势力开始南下扩张,其野心勃勃,意图在中原大地上分一杯羹。

奉系的举动,引起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不满。



10月,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孙传芳起兵攻打奉军,浙奉战争爆发。

孙传芳以演习为幌子突袭江南奉军,为保北方根据地不失,江南奉军全线撤退,但还是损兵不少。杨宇霆亲自北上让山东督办张宗昌派兵南下接应江南奉军。

张宗昌嫡系军队正在整编,便要施从滨带领原山东军队两个混成旅南下。为激励军心,奉系许诺胜利后就让施从滨为安徽督办。

1925 年12月,58岁的施从滨出任鲁军前敌总指挥,说白了那就是个炮灰总司令。

若仗打赢了,功劳归张宗昌;仗打输了,他自己担罪。

接到军令的施从滨在万般无奈下,带领鲁军,直下安徽。

刚开战时,施从滨部势如破竹南下泰安、充州,直插蚌埠敌人的腹地,行军之快,战斗力之强,令敌军措手不及。孙传芳曾连发三次电报,要和施从滨合作,施从滨没有理睬。

就在施从滨部要大获全胜时,孙传芳部谢鸿勋师、卢香亭师两路大军,突然出现。

他们将蚌埠的西、南、东三面严密封锁,切断了施从滨部的退路和补给线,并连夜发起攻击。

一时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整个蚌埠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施从滨只好下令北撤,当撤到固镇时,遭到敌人的埋伏,战败被俘。

而此时的张宗昌却不管施从滨的死活,在蚌埠以北宿县一带,为非作歹,饮酒作乐。

施从滨被解往至蚌埠,而孙传芳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要对施从滨亲自审问。

当他知道施从滨对联军发起突击的动力是想当安徽督军时,恼羞成怒,质问施从滨道:

“我曾经三次致电给你,并派员与你联系,你为什么不理?”



紧接着对他进行了一番奚落、挖苦、羞辱。

施从滨不吭声,孙传芳更生气了,他说:“你施从滨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那就去阴间上任去吧!”

说着就令人用铁丝把施从滨绑缚至蚌埠车站,用慢刀斩头,悬首暴尸,上挂红布白字条幅“新任督抚施从滨之头”。

孙传芳对施从滨的做法太极端太过分太残忍,杀了施从滨后,他还要对施从滨暴尸三天三夜,不准施家人去收尸。

孙传芳这样做真是把事给做绝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做是对逝者尊严的极大侮辱,是对施从滨家属及旧部的极大挑衅,是对施家上下情感上的极致摧残!

试想,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位曾经的英雄,死后竟落得如此下场,其家人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可想而知。

还严禁施家人前来收尸,这就是在伤口上撒盐,让施家的悲痛与屈辱都达到了顶点。

二、施剑翘为了弄死孙传芳,整整筹备了10年!

当地红十字会抗议之后,才把施从滨的遗体要回来。

施谷兰的三叔以同乡的名义,将其从遥远的蚌埠运回了故乡——安徽桐城,施谷兰的父亲才得以落叶归根。然后匆忙赶往天津,将这一消息亲自告知给嫂子和20岁的侄女施谷兰。

自幼在父亲庇护下长大的施谷兰,突然间失去了最坚实的依靠,内心的悲痛是不可言喻的。从此她的心中便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



她抓住父亲被俘后遭孙传芳残暴虐杀,违反了现代国际战争不杀俘虏的基本原则,发誓要为父报仇。

手刃仇人,成为她余生唯一的信念。

为此她特作诗明志: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可是作为一个裹足女子报仇谈何容易?

当时施谷兰的弟弟和妹妹都年幼,他们还没有能力分担。

施谷兰只好将报仇的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养子、28岁的堂兄施中诚身上,他于两年前在保定军校毕业,在军队还没混出什么多高的成绩。

施谷兰首先列出初步的复仇计划:

首先,安置好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保证家人的安全。下一步给堂哥创造接近孙传芳的机会。

她找到父亲的上司张宗昌,向他提出三个条件:



1、父亲的抚恤金要一次结清;

2、送弟弟施中杰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3、破格提拔重用堂兄施中诚,让他继承施从滨的事业。

施谷兰在去山东军务督办公署领父亲的抚恤金时,特地找到张宗昌,当面请他提拔重用自己的堂哥施中诚。

施中诚从山东独立团少尉排长,升任队副、参谋、团长等职。后来,依靠张宗昌的关系,施中诚还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

可他却从不提报仇之事,施谷兰焦急地一再追问,他都是敷衍过去,最后还劝施谷兰打消报仇的念头。

施谷兰的复仇希望在堂哥身上破灭。

她生气地写信给施中诚:“没有你,我施谷兰照样会为父报仇!”

因此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1928年,施从滨遇害已经三周年了,在他的忌日上,施谷兰伤心大哭,悲戚的哭声惊动了前来借宿的老乡施靖公。

施靖公是施中诚在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他看中施谷兰的美貌,就骗她说,要为她去报仇雪恨。



施谷兰有了新的复仇希望,非常感动,就以身相许,下嫁于他,随他迁居太原。

很快又过了七个年头,施谷兰已为施靖公生下两个孩子,施靖公已被提拔为旅长。

而报仇之事他却压根不提,当施谷兰追问时,他却一拖再拖。

施谷兰这才看清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跟他过到死,他也不会替自己为父报仇的。

于是,就快刀斩乱麻,不辞而别。

她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

临走前给那个伪君子留下一首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回到天津的施谷兰,对十年光阴里付出的无尽心血与泪水,却未报父仇,有着深深的遗憾与不甘。

她有感而发,吟出诗句:

“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必须亲自出手,尽快了结复仇计划。

于是就将自己的名字由“施谷兰”改为“施剑翘”。 用这个新的名字,来象征自己新的人生阶段和坚定的复仇之心。

她还把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大利”“二利”,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 这两个名字,单独看或许并无特别,组合起来便是“剑翘”。

而此时,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已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他带回一把日本军刀,发誓要手刃孙传芳,施剑翘担心他的莽撞会打草惊蛇,又担心万一弟弟有个三长两短就更对不起死去的父亲了,就坚决制止了他。

到了天津的施剑翘,立刻去做了放足手术,为了报仇,钻心的疼痛她忍了,愣是没叫一声。

手术后不久,她就去寻找孙传芳的下落,一有时间就练习枪法。



可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一点消息,她下决心,就算孙传芳不在天津,哪怕跑到天涯海角她也要把他找出来。

她搜寻各大报纸,还跑到天津各大书局购买名人照片,确保能认准孙传芳的真面目,发誓就算在大街上碰见他也要送他归西。

她终于弄到孙传芳的照片,将他的眉眼五官,脸型,生活习惯都深深刻在心里。

当时,她的大儿子已经5岁,她将大儿子送到送到法租界的培才小学校的幼儿园,每天都要接送。

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她竟然得到孙传芳的消息:

她听到接送孩子的家长说:儿子同班里有个叫孙家敏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就是孙传芳!

施剑翘就从马上找到儿子的老师,通过聊天,探得孙传芳是天津佛教居士林,他还是居士林得福林长,法名智园法师。

她还了解到孙传芳家就在法租界32号!

仇人的一切信息基本掌握,就差下手了。

施剑翘心思缜密,十分稳重,没有十足得把握她绝不会轻举妄动。

她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思索着。

终于有了详细步骤。

她乔装打扮,偷偷去了法租界,找到32号院。将院子周围的地形勘察仔细,进出口,以及行刺位置都看好,并通过院中的门卫和佣人进一步了解情况。可最终令她失望的是,孙传芳不在这居住,他很少来这个院落。

施剑翘又了解孙传芳住在英租界20号另一处房子,经常乘坐一辆黑色汽车,车牌号租界照会1039号,市府照会357号。



可是,孙传芳居住的宅子有很多警卫把守,戒备森严,连根针都难以插进。而且孙传芳都是秘密出行,这里的人谁也不知他的行踪。

最终,另外一条信息让施剑翘终于舒展开紧缩的眉头。

孙传芳每个星期都去居士林,那里处于放松状态,易进易出,而且聚会的人很多。这下施剑翘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下手的地方。

她很快成为居士林的一名信徒成员,起新名“董慧”,姓来自她的母姓。

她每天都来的最早,走得最晚,对待林友温和,听经认真。

在大家的印象中,她年轻、庄重、朴实、虔诚有亲和力,和林友们相处和睦。

林友们对她都知无不谈!

很快,施剑翘经过多种途径,从林友们的口里了解到孙传芳的身貌、口音及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



她随即做了刺杀的具体安排:将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行刺后散发;并把11月13日(星期三)定为为父报仇的日子。

而此时的孙传芳自从兵败后就皈依佛门,经常念经以求平安,在佛堂里是他身心最放松的时刻,是他享受安宁的时刻。

孙传芳一回到自己的宅院就觉得不太平,觉得院子周围不知何时就会出现黑洞洞的枪口,令他心神不宁。

一天早晨,孙传芳在院中散步,好像听到一声枪响,吓得大叫起来:“闹反哩,闹反哩!”,慌得全家人都跑出来一探究竟,结果,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现。

就在1935年三月,恰好孙传芳51周岁时,一向不喜欢作诗的他突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

“本定寿半百,谁知又添一。今日余之乐,世人有谁知?”

他自认为这首诗作得不错,还令人装裱起来,悬挂在墙上。出事后,家人才感到“半百”、“添一”这些字眼有些刺眼。

这一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孙传芳突然对自己的老生女儿孙家敏疼爱起来。

据说,在孙传芳的这个女儿出生时,他做了一个噩梦,一个样貌清秀的女子对自己温柔地笑,突然笑容消失,还拿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就是一枪。他惊醒了。



这时,有人给他报喜:“生了一个千金”。

因此孙传芳就认为他的这个女儿就是“索他命的冤家”。所以一直不喜欢她。

5年过去了,孙传芳竟然宠爱起她来,家人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放在心上。

到了11月13日,施剑翘准备要他命的日子。这天,天一直下雨。

孙传芳的夫人还劝他说,下着雨天冷,就不就不要去居士林了。

孙传芳不听,回复道:“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居士林的佛事是耽误不得的,这叫虔诚。”

就在这天,施剑翘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托给妹妹施韧兰照顾,她带上了那把早就准备好的新式的先进勃朗宁手枪,装满6发子弹,穿上肥大的衣衫,肘间挎上一个大布包,里面装有传单。

这天下午,孙传芳穿着青色长袍,罩着青色马褂,外面披着一件红褐色的道袍,在女居士张珍(原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敏麟的儿媳)的陪同下,走进佛堂。

他先是向主讲台上的富明法师拱手点头,又向居士们点头招手,然后走向自己的座位。

本来施剑翘这天一大早就来了,她选定坐在离孙传芳近处的位子,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孙传芳来,她以为他不来了,就回去了。

不料刚出大门却看到孙传芳的车开了进去。

施剑翘连忙返回。

可是等她进入佛堂时,最佳位置却被其他人坐了,她只好坐在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

这里离孙传芳较远。

复仇的怒火在心中燃烧,她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施剑翘灵机一动,就以身边的炉火太热为由,给林友们换了座位,她一路换坐,终于坐在了孙传芳身后的最佳射击座位上。

当众居士闭目随富明法师诵经时,施剑翘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三、施剑翘的今后余生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这一特大新闻。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经过审理,考虑到她投案自首,对她从轻处罚,判了10年,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法庭上,施剑翘曾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父亲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施剑翘本人对判决是不满的,她提起上诉。她在狱中写了《亲爱的同胞,赶快奋力兴起吧》一文,被《新天津报》刊登,引起很大的反响。紧接着各报章、杂志争相报道,称赞她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要求政府特赦她。

法院经过二审,迫于舆论的压力,将施剑翘的刑期改判为7年监禁。

宣判结果一出来,舆论哗然,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徽州学院等团体纷纷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对她特赦。

冯玉祥对其老战友施从云的侄女不会袖手旁观,他联同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出面要求特赦。最终施剑翘入狱11个月后被特赦。



被特赦之后的施剑翘恢复正常生活,她和母亲董氏、弟弟施则凡在一起生活。

施剑翘并没有选择隐姓埋名,她积极投身国家事业,用余生去证明自己。她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人们反抗侵略,保卫家园。

抗战期间,她多次发起募款活动,支持抗日事业,她曾主持筹款为国家捐献了三架飞机。

抗战胜利后,施剑翘积极投身教育,建立苏州从云小学,为贫困孩子筹集学费,并收容地下党,救助革命者。



她还把两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两个儿子一个进入第二野战军大学,另一个进了第三野战军的军政大学。

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因直肠癌不幸离世,活到74岁。

总结:

施剑翘复仇的事迹震撼人心,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她没有选择沉默,将仇恨深埋心底。面对种种困难,不变初心,她的那份不屈的精神与深沉的侠义情怀,使她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侠女。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身为女子,也能在乱世中挺起脊梁,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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