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是有文艺细胞的吧，就是被一副公鸭嗓给毁了。唱不了，就看呗。
小时候，我和伙伴们最喜欢玩的，除了“抓坏人”就是演戏，我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村里人取笑我是“假小妮”“贾宝玉”，但我并不在乎，母亲说有好几个京剧名角都是“男扮女装”。再说不论男女，我演的是“好人”，所以我也是好人。
那时村里经常演戏，没有固定的戏台，随便找一个有高坎的地方，简单搭好戏棚就开戏。岗坡地，到处都是沟沟坎坎，戏在坎上唱，人们就在沟里或站或坐看戏。不想被人挡着，就到沟对岸，不过二三十米。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不到戏台，二哥就把我扛在肩上看。
当时唱的全是“革命现代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常演，还有几个情节简单的单场戏。有一个《三世仇》，我就记住一个情节，地主家的丫头拿出一个破礼帽打发讨饭的穷人。我猜，是不是用破礼帽当窝窝头了？还有一出比较有趣，演员是一对妯娌，却演一对婆媳，她俩在台上强忍着不笑，台下观众起哄似的笑。
演员全是一个生产大队里的几个村庄的。我家邻居来哥人高马大，每次都演“李玉和”，身腰灵活的泰叔则常演“杨子荣”。他们会唱河南梆子，也会唱曲剧。
1976年秋忙过后，大队在学校办“学习班”，学生停课，有时学校会组织老师和学生演新戏，有一出《园丁之歌》，剧情我忘光了。还有一出《女皇梦》，一个个子高大的女老师演“野心家”，眉毛画得很夸张，比后来动画片上的葫芦娃眉毛还粗，有棱有角的，她睡着睡着突然站起来，跟鬼魂一样在台上晃，笑得我们前仰后合。
随后传统古装戏曲“复活”了，而且不只在我们一个村子唱，各村轮番请戏班子唱，演员基本还是原来大队剧团的，偶尔会有外地的演员加入。有时附近可能有几个村子同时要唱戏，就会请来外地戏班子。
有一次，我们村东北队就是请的外地戏班子，唱黑脸包公的是一个瘦削的女子，声音却很粗犷。我还挤到后台看演员们化妆。
有一年冬天，离我们村西北二里的王庄唱戏，小哥和我一起去看戏。是晚上，戏台两边各挂一盏汽灯，唱的是《穆桂英挂帅》，演焦赞的男人插科打诨，总是戏谑地骂“穆桂英”。
看戏的人太多了，可能有上千人，挤翁不动，这让我想起才学过的“水泄不通”这个词。有些人大概并不喜欢看戏，但喜欢热闹和制造热闹，站在外围故意往里面推人，一下子很大一片人都站不稳，有人还故意嚷嚷前边挡了看不见。戏台两角各站一个人，分别手持一丈多长的竹竿，看哪里乱就拿竹竿横扫几下。
站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有点累，也许不是站累了，是被挤累了，挤得难受。我想小便，却无论如何都寸步难移，根本出不去。有人乱推时我站不稳，小哥一边护着我，一边回头大骂那些故意推搡的。直到煞戏我们才得以脱身，但我早已憋不住，把仅有的一条棉裤尿湿了。从此，小哥和我再也不去看戏了。
那几年戏越唱越红火，尤其是过罢年，各个集镇的庙会热闹非凡。南街有一年庙会请了四个戏班子，还都是县级剧团。两台河南梆子，一台曲剧，一台越调。我还有心理阴影，一场戏也没去看，尽管人们说白天也唱，不挤，尽管我还是很喜欢戏曲，但坚决不去凑那个热闹，转而对戏曲电影越来越感兴趣。
来哥和泰叔那些年经常加入戏班子到处唱戏，来哥一次跑七八十里在铜山唱，泰叔则云游四海一样，周遭几十个县都去唱过。
后来随着个体电影队的兴起，人们办事时放电影的多了，请戏班子的少了。到1990年代，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乡村戏台慢慢消失了，我再也没听说哪里唱戏了。
现在我还经常在电视上看戏，不仅看河南的几种地方戏，昆曲、京剧、评剧、黄梅戏、越剧，不知道看了多少、听了多少，有一次看河北梆子《窦娥冤》，还是感动得泪流满面。
有时路过公园或者广场，看到有几个老人在吹拉弹唱，不由得想，乡村的某个角落里，也许还有这样自娱自乐的临时戏班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