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斯蒂芬讲座，剑桥大学，2018年。
我第一次成为历史爱好者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时在我们位于汉普斯特德（实际上是克里克尔伍德）另一端的昏暗、尘土飞扬的教室里，我们似乎不仅得到了关于启蒙运动的指导，而且直接“在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启发。这是因为我们老师的面孔和伏尔泰惊人的相似，或者至少和雕刻家胡东塑造的那位哲学家的笑脸相似。那个著名的微笑——几乎在伏尔泰后来的每一幅肖像中都重复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且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作为《坎迪德》的作者，那副黑色的笑脸上，带着对人类的残酷和愚蠢嗤之以鼻的表情。但它也可以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看待，即相信愚蠢最终会屈服于教导（事实上，在他生活如意的日子里，伏尔泰就是这样想402文明的碎片的）。在强有力的推动下，人道的理性将胜过兽性的残暴，亦能胜过神学里的种种故事。这个乐观版本的现代历史是由长相酷似伏尔泰的人背诵给我们听的，他很清楚，一旦我们这些13岁的孩子们，在贝尔森看到那些被推土机推入石灰坑的人骨金字塔，我们就会永远忘不了它们。然而，在1958年的一个下雨的下午，他转向我们，宣布道：“好吧，孩子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民族主义和有组织的宗教已经像渡渡鸟一样消亡了。”
历史学家的预言能力也就这样了。但在当时，这种轻率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中，返祖的民族主义似乎确实已经被烧毁了。像汉斯・科恩的许多著作一样，他致力于探讨民族主义的来源和动力，但这些著作几乎都已经是过时的古书（我们对这一点的看法大错特错，对科恩本人的看法更是大错特错，他是个令人着迷的复杂人物）。从此以后，世界上的纷争，即使是被可怕地推到核毁灭的边缘，也会被大众意识形态的碰撞所驱动。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民族国家之间残酷战争的舞台，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莱茵河对岸的宿敌们通力合作，将其重新拼凑起来。极权主义的扩张受到了遏制，无论如何，在铁幕以西，自由民主和社会繁荣似乎是相互维系的。简而言之，历史似乎正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1963年，当我来到剑桥大学学习历史时，让我感到高兴的，或者说至少是充满希望的理由变得越来越多。1964年的一个晚上，在崭新的哈维法院，我和朋友们目睹了两场政治剧变同时发生，我们都往好的方面想：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的统治突然终结（我们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抱有天真的想法），狂热的威尔逊的工党取代了保守党政府（从我幼年起就一直执政）——这是一种双重的政治快感。
回顾过去，嘲笑这种自满情绪，并将民主自由主义的前进和上升轨迹描述为某种海市蜃楼，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我不认为这是对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除了波斯尼亚的恐怖事件）；德国得到和平统一以及令人震惊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些都不能被视为过于乐观的一厢情愿。但这并不是我的重点——至少现在还不是。相反，这是关于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乐观的时刻，从事历史研究的吸引力。它的工作，是以历史学家作为固执己见的主角，追踪通往当代世界的漫长的、困惑的、曲折的旅程，同时会因为反对者所谓的“现代主义”而步履蹒跚：对过去的解读沦为当下的谱系学；把历史学家当作死人的政治科学家；或者，它的解释力只是基于一种相反的假设，把历史当作外国，而历史学家更像是一个未知地区和民族的民族志学者。编年史学派的纯学术力量和诗学力量，在这种更具人类学意义的方法论驱动下，解决了我们许多人的问题。我们的历史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它要么是微观的（实际上是纳米级的），要么是宏观的，要么是跨越时代的，要么是分析一个村庄一年中的一个星期；无论如何，它都不会处理中期问题，这是衡量政治原因和影响的标准尺度。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舞台是来来往往的党派、条约、宣言、战争和革命，它暴露了自己的漠不关心。在档案馆里做一个游击队员是浅薄的庸俗行为。
尽管J.H.帕朗柏（约翰・哈罗德・帕朗柏）经常在基督教堂提醒我们，这门学问是不可避免的民间学问，正如他所说，这一切都始于“希罗多德在市场上的呼喊”。可这种孤僻仍然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哪怕他是自己所叙述史诗的参与者，他的道德强度约束着他。就这一点而言，麦考莱很可能犯了他所处阶级和时代的毛病——自鸣得意。但是，考虑到其他替代方案（让我们直呼它的名字：专制主义），他所描写的自由的崛起、专制主义的失败的史诗，比辉格党人自以为是的童话故事更有意义。帕朗柏还提醒我们，我们最钦佩的一些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在自由的社会中，甚至在不自由的社会中，都没有把知识技能和公民义务区别开来。有些人确实为这种信念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马克・布洛赫被盖世太保枪杀；艾曼纽・林格尔布卢姆在1943年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中丧生；约翰・赫伊津加在德国占领期间被他自己在莱顿大学的学院排斥并被软禁；贝尼代托・克罗齐从一个被迷惑的人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敌人，也许他最著名的箴言是正确的：“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
在我看来，它（历史学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具有道德义务的职业，就像冷静的调查一样，因此，这个讲座的标题不免有些矫情，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对于一个历史学教授来说，他更应该满足于离散现象的原因和后果。对此，我只能说，这就是考验我们职业的其中一条，即学术的完整性规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宣传。人们有时还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超越学术生活常规的要求。跨过他们，让那些无理性的狗用它们的谎言吠叫吧；让特朗普教授给我们讲讲罗伯特・E.李的职业生涯吧；让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任何提及卡廷森林的言论定罪吧；让勒庞把大屠杀降级为历史的脚注吧；让现任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米洛拉德・多迪克宣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几乎没发生过吧；让奈杰尔・法拉奇在爱尔兰观众面前宣称，英国脱欧相当于复活节起义吧。昨天，英国脱欧派人士丹尼尔・汉南发表了一篇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结果的荒谬片面描述；他说，在这场战役中，原本自由平等的撒克逊英格兰在诺曼人的封建统治下被消灭了。不管你喜不喜欢，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历史已经成为权力转动的支点。也许它一直都是这样；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请出莱斯利・斯蒂芬，作为目击者，作为见证者。
受权刊发，选自《文明的碎片》，[英]西蒙·沙玛 著，茯阑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之江文化 2025年3月。
1863年（即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那一年），在这次重要的美国之行前，莱斯利・斯蒂芬——三一堂的教员和牧师已经到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的地步。他只能确定自己不想做什么。他不想追随他父亲詹姆斯・斯蒂芬的脚步，他是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副部长，在他的岗位上工作得如此狂热，以至于被人称为斯蒂芬“超级”部长；在19世纪50年代初，他曾短暂地担任过历史学老师，讲授法国历史。莱斯利在三一学院教了近十年的数学，但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长跑和马拉松运动员，是“肌肉型基督教徒”的化身。但在1859年，他读了《物种起源》，开始对诺亚的洪水产生怀疑。他的挚友、三一学院的数学家亨利・福塞特在一年前的一次枪击事故中失明，他是达尔文学说最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之一，是肥皂剧演员山姆・威尔伯福斯的眼中钉。在1861年，斯蒂芬告诉学院院长，他不能再凭良心参加礼拜，在这个时候，他被要求辞去导师职务，以免他的怀疑主义腐蚀了易受到影响的年轻人。
他要做什么？他要去哪里？他的父亲曾希望他的儿子能过上平凡的牧师生活，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莱斯利在1862年辞去了他的职位，完成了与三一学院的告别。当时还有法律可选，但他的弟弟菲茨杰姆已经是家族中不可或缺的大律师了。然而，所有这些个人问题都被搁置一边，转而关注一项道德事业，这项事业在大洋两岸都已成为头等大事，作为斯蒂芬家族的一员，莱斯利几乎无法回避奴隶制。斯蒂芬家族和麦考莱家族一样，都是克拉彭教区的福音派教徒，自18世纪末以来，他们的使命就是与威尔伯福斯、格兰维尔・夏普和克拉克森兄弟并肩作战，向令人憎恶的奴隶制宣战。在殖民地办公室，詹姆斯・斯蒂芬负责起草废除奴隶制草案的66个部分，这位副部长以比往常更大的热情，在1834年的一个星期六到星期一之间，光荣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因此，当奴隶制的扩张或遏制成为威胁美利坚共和国毁灭的关键问题时，莱斯利・斯蒂芬必定会全神贯注于此。1861年，随着敌对行动开始，英国宣布中立，这件事对斯蒂芬来说就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剑桥的大部分人，就像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大多数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一样，是南部联邦毫不含糊的坚定支持者。在斯蒂芬的传记中，伟大的剑桥大学中世纪史学家F.W.梅特兰（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报告说，他在三一学院的学生们通过吹嘘自己对南方的同情心来煽动他。北方的激进分子则是例外，特别是约翰・布莱特，以及兰开夏郡的棉花工人，他们是供应链短缺的最直接经济受害者。尽管表面上中立，帕默斯顿的政府和约翰・拉塞尔勋爵却对南方持同情态度，最让斯蒂芬感到震惊的是，道德弹性系数很高的威廉・厄瓦特・格拉德斯通也是如此，而他的家族财富是在奴隶盛行的加勒比地区赚来的。
最让斯蒂芬感到生气的是，那些南部联邦的英国朋友们（如今是向星条旗摇摆的墙头草）坚持认为，比起战争的主要原因，奴隶制和种族不过是附带话题。他们曾声称（现在也是如此），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各州的权利，这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堪比当初创建了美国的那场革命（尽管《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三款明确承认奴隶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斯蒂芬从英国人的抗议中嗅到了极度伪善的味道：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包括地主和制造业阶级，都在用自由主义的辞令欺骗自己。他肯定注意到了，林肯在1860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特意向奴隶主保证，联邦政府并不是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只是阻止奴隶制州在新领土上的扩张，而在他随后的声明中，林肯又表明自己是一个废奴主义者的狂热分子。即使当斯蒂芬得知1862年起草的《解放宣言》时，他也认为这更多的是出于摧毁南方经济的战略意图，而不是出于善意的道德主义。最后一篇论文发表于1863年1月，当时他对美国历史和文学还不甚了解（他后来成为这两者的伟大拥护者，甚至写了第一篇关于“美国幽默”的论文），斯蒂芬起航出发（时值1863年夏天，维克斯堡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开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事实调查的任务。
这有种近乎滑稽的认真，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贝祖霍夫在博罗季诺战役前夕头顶白色大礼帽出现，他的朋友安德烈王子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战争就是相互谋杀，然后和你一起离开。托尔斯泰会完全理解莱斯利・斯蒂芬的美国之行。可以预料的是，他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开始了自由主义的大好时光，在那里，他遇到了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他将在哈佛大学定义人文科学研究）、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以及激进的废奴老战士文德尔・菲利普斯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斯蒂芬给他的母亲写了回信，一旦她消化了信的内容，这些信就会被送到亨利・福塞特那里，让人大声读给这位盲人政治经济学教授听。其中一封描述了一个团的黑人联邦士兵，这只能是著名的马萨诸塞州第54步兵团，由上尉罗伯特・古尔德・肖指挥，在波士顿街道上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斯蒂芬还讲述了一个军官（也很可能是肖）的故事，鉴于杰斐逊・戴维斯发誓要绞死任何带领黑人部队的白人军官，他问他的母亲，她对他的行为是否满意。斯蒂芬记录道，她的回答是，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如果她的儿子在战斗中中枪，她会更为他感到骄傲。我想，这也是一种母爱。
他的旅途越来越远，他曾在火车和蒸汽船上过夜，有一晚还和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者米德将军的部队一起宿营。他也越来越觉得荒谬，因为许多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并不完全是关于奴隶制的巨大罪恶。
因此，他对自己受到热情欢迎所感动（尤其是作为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和政治盟友，他的推荐信为他打开了大门，包括白宫的大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久之后，原因就变得显而易见：《泰晤士报》在编辑约翰・萨迪厄斯・德兰的领导下，发表了他的明星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的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不仅离谱地支持南部联邦，而且蔑视北方联盟成功战胜南方的任何实际可能性。甚至在谢尔曼将军开始向佐治亚州进军时，拉塞尔还将其与拿破仑在俄罗斯的狂妄行为相提并论。这是经过篡改的新闻（如果并非完全的假新闻），旨在加强《泰晤士报》读者的反洋基（北方人）的偏见，并毫不掩饰地对美国新兴民主试验的失败幸灾乐祸。对于大英帝国来说，一个永久分裂的美国更容易被吞下。
回到英国后，斯蒂芬决心纠正这段历史，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激进自由主义者的使命所在。1865年，他出版了一本30页的、之后引起论战的小册子，题为《南北战争中的〈泰晤士报〉》，毫不留情地记录了《泰晤士报》对真相的肆意歪曲，对奴隶制和自由这一重大问题的无原则的逃避。毫无疑问，无论南部邦联的辩护者如何口灿莲花，这都是造成50多万人死亡的原因。至于那些声称分裂应该被理解为自由斗争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此外，斯蒂芬明白，在英国，站在南方的立场与国内对民主制的恐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第二部议会改革法案的抵制。
在讲这个长故事的时候，我或许考验了不少人的耐心，但是，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它包含了从教师生涯跨入政治生涯的转变，还因为在我看来，它象征着当代自由民主的许多挑战，其中必然牵涉到历史学的完整性，这需要历史学家来捍卫它。我生活在美国，在一所大学任教，而我最杰出的前辈之一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便曾在此，专门研究他所谓的美国政治中“妄想出的张力”，我想我对此并没有感到很尴尬。但是，如果不是我们，还有谁能涉足被歪曲了真相的记载、揭露出在自由主义自治和州权的虚伪修辞下的种族仇恨、将个人权利等同于自我武装，为已被妖魔化成“精英”活动的知识传播行径正名？
19世纪末的美国政治运动，最初自称为人民党，并在短时间内被称为民粹主义，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各种前高盛高管和卡尔・伊坎的组合截然相反，因为它出现在南部和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对东部银行家取消白银货币，并以金本位制取而代之的计划深表怀疑。因此，其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1898年大会上，对民主党人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讲，具有很强的力量：“他们不应把你钉在金子铸的十字架上。”但是，在文化上，民粹主义包含了你现在认识到的、困扰我们的特征：对大都市生活的不信任，对大规模移民的憎恨（尽管它的许多追随者都来自移民家庭；哪个美国人不是这样呢？）布莱恩对田纳西州的一位教师提出了著名的起诉，这位教师胆敢向学生们传授进化论（目前约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不过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汤姆・沃森是第一个，也是最狂热的民粹主义领袖，他通过在农村贫困的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联盟，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但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他的政治言论变成了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和反黑人主义。
在1915年和1916年，人们见证了：三K党（KuKluxKlan）的重组；D.W.格里菲斯对三K党的颂歌——《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放映，其中对瞪着大眼、自高自大的黑人重建主义者着重进行了讽刺；在佐治亚州对利奥・弗兰克处以的私刑，这位犹太工厂经理因谋杀一名天主教女工而被定罪，最后被一群响应沃森煽动的人所杀害；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被出版，这是一部最尖锐的反移民论著，认为大规模移民（尤其是犹太人）给美国带来了犯罪、疾病、政治暴力和宗教污染，并开始了美国“文明”不可逆转的衰落。其推论是，“真正的、文明的美国”正处于被外来者入侵的危险之中，这个邪恶又堕落的组合，包括大城市的金融家、满身酒气和虱子的非英语移民，以及那些永恒的世界主义者——犹太人（奈杰尔・法拉奇刚刚警告过美国，与其担心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涉，还不如担心所谓的“犹太游说集团”）。
当我第一次了解这些民粹主义者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剑桥大学，由我的美国犹太历史导师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所讲授。他们似乎是不合时宜的遗物、一个过时的遗迹，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大行其道的威权主义仇外者一样。不仅仅是纳粹红衫军，还有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军和其他欧洲军团，他们迅速将民主自由主义推到一边，拥抱民族纯洁性、暴力民兵和声称代表人民意愿的魅力独裁者，当然还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者，约涅斯库的罗马尼亚铁卫队或恩格尔伯特・多尔法斯的奥地利祖国阵线（该阵线取缔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政党）。但是，第三帝国的失败显然将这些“毒素”从欧洲的血液中冲走了，而在美国，这些“毒素”以一种奇怪而自相矛盾的方式继续一代又一代地变异。充满创新性的美国生活，不仅没能消除狂热的神话与恶魔论，反而在每一波新技术浪潮到来时，毒素再次迭代，以作为回应。
如果你是亨利・福特，你可能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和一个更伟大的反犹太主义者，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公开承认的灵感来源。这也许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自相矛盾。福特毕竟痴迷于统一性，无论是汽车还是那些在他的生产线上制造汽车的人，这个种族熔炉完全融入了他对全美国种族健康的诠释。最新的媒体可以同时成为你种族仇外情绪的导火索和武器。希特勒有莱尼・里芬斯塔尔在电影中精心编排的强大部队；反犹太主义的考夫林神父是第一个狂躁的无线电运动员；休伊・朗给他的私人民兵穿上标志性的靴子和棕色衬衫，这是平民法西斯装备。他们的总统野心最终都被挫败了，但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接近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长远来看，他们还是成功了，因为他们暴力的反移民妄想症（从第一代民粹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将迫切需要庇护的犹太人拒之门外，而这些犹太人刚刚遭到生命威胁。撇开“难民儿童运动”不谈（请记住，那是以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带走为条件的），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1938年，即水晶之夜和舒尔茨之年，《每日邮报》的头版打出了“为黑衫军欢呼”的口号。这一切都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麦卡锡主义的许多论调都假定共产主义者秘密入侵美国，而这些共产主义者在重定义下已经不是美国人，还有些数量不成比例的犹太人。20世纪60年代，乔治・华莱士指出，在那些通过攻击种族隔离和吉姆・克劳而背叛白人的人当中，犹太人居于前列。华莱士——当然，他自己也参加了总统竞选——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阐述了民粹主义的信条，即民族和一种粗暴的人民主权意识，胜过任何形式的宪法约束。“有一样东西比宪法更强大，”他宣称，“那就是人民的意愿。”（“如果人们选择废除宪法，这是他们的权利。”）时至今日，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总统（或者说“他们的”总统）认为有必要，准备中止宪法保护的共和党选民比例高得惊人。
因此，在座的诸位历史学家同胞们，现在的时刻就相当于莱斯利・斯蒂芬踏入了白宫，是时候竖起盾牌了。认为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不会受到以“人民意志”为名的攻击，认为这一切不过是雪花大小的恐慌，这有点魏玛（共和国）的味道，不是吗？特别是当维克多・奥班明确告诉我们，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即将（或已经）被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所取代，这种民主准备牺牲自由制度下的传统约束，以满足国家民意的更高需求。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不仅会被视为反对者，而且会被视为叛徒。奥班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从菲律宾到巴西，反自由主义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试着列举那些曾经是自由民主国家而现在已变成专制国家的地方吧，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手指头都用完了：土耳其、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波兰（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写过一本邪恶的书，将自由主义，或者说他所谓的“自由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
自由民主并不只是订阅《卫报》或《华盛顿邮报》后的某种模糊的、感觉良好的精神状态。它建立在具体的基本原则和实践之上，所有这些原则和实践，都是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换来的：司法的独立和任何政治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真理；禁止没有正当理由的拘留；依法平等对待全体公民的义务；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法律是由自由选举的立法机构制定的前提；选举人选票的公正性；对立政府的和平交替；等等。几乎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国家不可消减的特征，现在都受到了围攻：从特朗普总统那些虚张声势、语无伦次的威胁，到实际上已经摆脱这些特征的沙特阿拉伯。在我看来，特朗普对这些侵权行为的漠视，实际上是对独裁政权的推崇，使得领导人更加无耻地蔑视民主对独裁的约束。因此，最有可能在两周后当选巴西总统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相当坦率地表达了他对独裁而非民主的偏爱。
快速浏览一下这些民主基石的裂缝，就会令人沮丧却又清楚地看到普京主义的成功。尽管有大范围的民众抗议，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已被“法律和正义政府”（一种绝妙的奥威尔式的反转描述语言）严重损害，而在俄罗斯，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是政治忠诚，而不是误入歧途的独立，出现在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竞选海报上的是世界主义敌人、永恒的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面孔，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捐赠和创办大学——那是个以知识为幌子的叛国者。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毫不掩饰地表示，绝对和无条件的忠诚是他对自己的司法部的期望，如果民主党未能赢回他们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司法部对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的干涉行为进行公正调查的能力，无疑将受到考验。提名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对总统权力及其应免于起诉甚至调查的宽容看法。
其次是选举的公正性。撇开可能的共谋不谈，毫无疑问，在2016年的选举活动和（几乎可以肯定的）英国脱欧公投中，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和选民定位很可能影响了这两个流程的结果。在美国，随着共和党控制了大多数州议会，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这确实是两党长期以来的做法）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州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副州长手中——已经被部署到各种创造性的方式，来压低投票率，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地区：从赤裸裸地清除选民名单（在印第安纳、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等州尤其无耻），到限制投票时间和投票站，还包括但不限于剥夺选民提前投票的权利、在西班牙裔人（不一定拥有驾驶执照）通过汽车或卡车工作的地区坚持要求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等等。当然，更不用说，自从最高法院裁定限制资金流动是对第一修正案的违宪删减以来，涌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
哪怕在投票结束后，毫无根据的选举舞弊指控也会损害选举的神圣性。在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最令人吃惊的时刻之一是，如果他的对手获胜，他拒绝无条件接受这一结果。如果民主党成功地扭转了众议院的局面（在当时绝不具备确定性，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将要求对欺诈和“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然后是对反对派的妖魔化，将他们定罪为准叛国或完全叛国，是由恶毒的外国人资助的阴谋（自然，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超过半个世纪的乔治・索罗斯，被指控策划了反对布雷特卡瓦诺进入最高法院的抗议活动）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几十年前，你每天都能在美国极右电台的谈话节目中听到这样的指责。当然，这也是专制者的标准操作方式。准法西斯政治正在取代民主辩论的一个真实迹象是，对集会而非辩论的偏爱，在集会中，狂欢可以被精心编排，新闻界受到威胁（往往是身体上的威胁），亲爱的领袖带领人们高呼“把她关起来！”——这是“Sieg Heil”（德语中的见面问候礼，意为“胜利”）的特朗普混音版本。这些大规模歇斯底里和言语暴力所用到的燃料，来自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大肆开采利用的能源——快乐，以及惩罚性仇恨带来的纯粹肾上腺素刺激。自由主义者越是对这种滑稽行为感到惊恐，这种仇恨就越是澎湃高涨，因为特朗普从真人秀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中引入的那种人身攻击，让这种仇恨变得更加活跃。可悲的是，在初选期间，相对沉稳的杰布・布什平淡地对特朗普说：“哦，所以你要靠侮辱来获得总统职位，是吗？”特朗普只是从他的演讲台后面走出来，咧嘴笑了笑。
在任何专制制度下，引领罪犯行走的当然是自由媒体本身。特朗普毫不掩饰地表示要改革诽谤法，让媒体更难说他的坏话，但在注意力持续时间短暂的时代，他已经成功地将事实报道污蔑为假新闻。唯一不受指控的媒体，是那些对他写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奉承的媒体；不仅是福克斯新闻，还有庞大的辛克莱广播公司，该公司在81个市场拥有173家电视台，它指示其新闻主播鹦鹉学舌，充当“白宫专线”。福克斯和辛克莱，几乎一同创造了美国的国家广播。
独立的批判性媒体被削弱后，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真理”的地位，是关于“真相”的知识，是曾经启蒙运动的阿尔法和欧米茄。每一次对自由表达的呼吁，都是对暴政的有力防御——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尽管所有的教条之风都被释放出来，在大地上自由玩耍，而真理也在田野里，我们通过许可和禁止来削弱她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让她和谬误争斗吧，谁见过真理在自由和公开的交锋中处于劣势？”）或杰斐逊关于《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法规草案（“真理是伟大的，它是自然而然便能占上风的”）。但是，米尔顿和杰斐逊不可能预见到推特的存在。不过，汉娜・阿伦特在她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预见了：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中，群众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他们同时相信一切，也不相信任何东西，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又没有什么是真的。极权主义领导人把他们的宣传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假设上，即人们可以在某一天相信最荒诞的声明，如果在第二天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其虚假性，他们就会以犬儒主义寻求逃避：他们不会抛弃对他们撒谎的领导人，而是抗议说，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个声明是一个谎言，并钦佩这些领导人高超的战术智慧。
对于一个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政府来说，最大的损害甚至不是邪教崇拜者愿意相信他们被告知的任何事情，而是特朗普自己政党的党员拒绝反驳他。因此，他不仅可以声称他和共和党人是老年医疗保险的保护者，不受民主党人对该系统的攻击（而事实恰恰相反），而且他打赌，自己的政党会接受这个谎言，这是一种与事实背道而驰的竞选策略。这种堕落的后果是极度的浮士德主义。专制主义确实依赖于政治人物为了获得或保持权力而愿意忽视谎言，以及妖魔化或定罪说真话的人。
当然，所有谎言中最大的谎言，最有可能腐化、侵蚀或破坏自由民主规范的谎言，是关于种族和移民的谎言；也可以说是自然本质和国民之间的关系。特朗普以两个弥天大谎发起了他的竞选活动：西班牙裔移民中的犯罪率比白人高得离谱——这是针对墨西哥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呼声。而事实上，从统计学上看，西班牙裔移民的犯罪率明显较低，几乎所有移民人口都在争取某种社会稳定和向上流动。特朗普坚持认为，大多数凶杀案是黑人对白人犯下的，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但这有助于激起恐惧和偏执，而这正是这种政治的猛烈抨击，从那时起，种族偏执就成了他成功的巨大引擎，就像对民族同质性的呼吁，从印度阿萨姆邦和信奉佛教的缅甸，到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民族国家法》（对这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是臭名远扬的），这些呼吁都是可靠的煽动者。唐纳德・特朗普以“出生论”的拥护者身份进入政坛，认为巴拉克・奥巴马不可能在美国出生，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个伪装成美国人的肯尼亚穆斯林。即使面对一份无可指责的出生证明，特朗普的默认立场是：它肯定是假的，一个非裔美国人入主白宫是不自然的。同样，五名非裔美国人最初因在中央公园强奸和谋杀一名慢跑者而被定罪，后来哪怕提供了DNA证据来洗清罪名，也并未动摇他认为他们有罪的信念。
天然公民身份的激进式收缩（在美国，移民成为公民的过程被称为“naturalisation”，即归化入籍，这一直让我感到震惊）当然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阿萨姆邦的穆斯林被剥夺了印度公民身份；缅甸的罗兴亚人被种族清洗；在法国的犹太人不能在公共场合戴小圆帽；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说（与以色列最初的独立宣言相反），他们的国家本质上是只为犹太人而设的；让成为巴伐利亚籍穆斯林变得不可能的种种公告；某州每一个政府机关的墙上都钉着十字架；瑞士禁止宣礼塔存在；匈牙利和奥地利总理声称，他们身处前线，使基督教的欧洲免受伊斯兰入侵。
不过，也可以说，这种种族同质化冲动（虽然它终究是虚幻的）带来的影响在美国十分深刻，因为从18世纪末的克雷维库尔，到20世纪初的霍勒斯・卡伦，再到肯尼迪的《移民之国》（A Nation of Immigrants）（代笔作品），美国在历史上的辉煌时刻，恰恰体现在它对地理来源、语言、宗教和种族的漠不关心，这种归化所需要的只是接受一套政治原则——实际上就是宪法中所规定的自由民主原则。
事实证明，多相性和世界主义最容易被洲际的历史赢家接受，那些超规格的大都会——悉尼、纽约、曼彻斯特、芝加哥和伦敦，它们的反面，即怨恨的状态，是由失落感和被剥夺感所滋养，以及失败的、痛苦的浪漫，那些不断崩裂，血流不止的伤口：南方的“失败的事业”，还有科索沃与敦刻尔克。当然，还有遇到更大损失的帝国：英属印度、法属北非、苏联帝国，以及匈牙利和奥地利后王朝时代的小型化。在种族和宗教混杂的社会中，大部分的摩擦来自帝国的反击：前殖民地臣民向大都市中心迁移。急于到达意大利的移民大多来自利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领土，我们有时会忘记，它们曾是意大利帝国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一种夸张的、事实上完全不切实际的信念，即帝国文化——例如利奥泰将军在马格利布传播文明的使命——已经在殖民地社会深深扎根。所以，在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些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们，都毫无问题地被祖国与大都市同化了。
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吧，以一个历史学家长镜头式的眼光来看，我们正被三个巨大的问题所困扰：我们的地球栖息地在缓慢收缩，说难听点是在缓慢死亡；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之间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等；有些人只希望与长相、声音、衣着、说话和祈祷（如果他们会去祈祷的话）都与自己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乐于与自己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事实上，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相互有联系的。气候变化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使伤亡人数激增，约旦河上游盆地的常年干旱，令移民涌入了无法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叙利亚城市，又在最后成为当代最可怕内战中的双方新兵；亚热带非洲的饥荒让大量绝望者前往利比亚，又再度遭遇灾难；中美洲和北方的悲惨旅程也是如此。而最终——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不是世界末日类的消息——世界上所有的墙壁、栅栏和护城河，都将无法处理这场灾难的深层根源，以及它所引发的惊涛骇浪。
与此同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四面楚歌的自由民主？这个挑战更加困难，因为万维网并没有促进世界范围内真相的透明度，而是成为自我鼓吹的神话、谎言和阴谋幻想的完美巢穴。而这反过来又指出了民主可能立足的两个不同方式。第一个方式在美国已经被动员起来，也就是“身份政治”，用一个更不可爱的说法就是“交错性”，一个由相互关联的选区组成的群落，每个选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群体，并与同样受到威胁或处于弱势的群体结成战略联盟。第二个方式，便是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普世道理被重新唤醒，这些毕竟是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所竖起的战旗上的光辉，尽管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缺憾，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人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他们的历史有自己的史诗，为什么那些愤愤不平的人，那些失败的信徒，那些追求民族纯洁性的苦行僧会拥有所有最好的故事，而他们却没有？但那段历史——我们的历史，需要被重新武装起来，不仅仅是在学术殿堂中，不仅仅是在书本上，而是在大多数人能看到故事的地方。“那么，我的朋友们，走出象牙塔，去战斗吧，因为这场战斗不适合胆小的人。请允许我冒昧推测，与老亚伯的握手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莱斯利・斯蒂芬，也会报名参加这场战斗。毕竟，另一种选择还能是什么？放弃自身的公正灵魂？绝不可以，起身行动吧。去碾碎那些令人憎恶的人与物吧。而且要做就快些做，以免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