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争霸四川进入尾声。岷江战役中，刘文辉势力土崩瓦解，刘湘则成了独霸巴蜀的“四川王”。刘文辉败退到四川雅安，面对一望无际的荒原，心中凄凉。后来，刘文辉请求蒋介石将宁属（今四川凉山州）、雅属（今四川雅安地区）两地划归西康。蒋介石让刘湘定夺，刘湘坚决反对。直到刘湘死后，刘文辉再次提出西康建省。此时蒋介石考虑全盘局势，为取得刘文辉支持，把原属四川省的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归西康。
康巴女孩
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是首任省主席。刘文辉反复向西康的各级官员们强调“三化”之于西康的意义，即对少数民族以德化代替征服、以同化代替分化、以进化代替羁縻。赵尔丰当年经略川边时提出的“经边六事”：练兵、兴学、通商、招垦、开矿、发展交通，被刘文辉和他的幕僚总结发挥，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新西康十讲》。
为解决语言及文化冲突的问题，刘文辉设置了边务处，邀请一批熟悉边境的政客和学者，专门处理这些棘手的边境问题。在他麾下，还拥有全国十几个省的大学生，以及从欧美和日本各国回来的留学生。而且，刘文辉还创办了一系列培训班，包括边政人员训练所、县政讲习班、财政专门学校、财政人员培训班、合作人员培训班、汉藏语文传习所，针对西康具体的问题，培养各领域专业的人才。
刘文辉
抗战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要求各地也建立地方干部培训组织，意在灌输统一的思想。西康的省训团也成立起来，下属们尊称刘文辉为团主任。这位团主任成功地获得了各级官员的狂热爱戴。其实，这种举措早已被刘文辉运作得轻车熟路。刘文辉领兵打仗时就常面对“干弱枝强”的局面，一场仗打赢了，整编的队伍就比他原来的军队人数还要多。于是，他创办军事学校，与各级将领建立起介乎官兵与师生之间的关系。这些秉承多年的经验，强化了西康的内在联系，并化作西康前进和发展的保障。
刘文辉全家福
在管辖西康期间为弥补军政开支，刘文辉一度在西康解禁禁烟令，公开征收鸦片税，造成“罂花遍地开，烟灯照城乡”，下属竞相贩卖鸦片。1946年，迫于各方压力，又下令“铲烟”，激起民怨，酿成民国时期震惊全国的“雅属事件”“倒刘运动”。尽管治理中伴随着过失，但比赵尔丰的“经边六事”更加细化，也更加切中要害并落到实处的《建设新西康十讲》，确实对安定西康、发展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罂粟花
不过，西康时有纷争，有时刘文辉也不得不使用武力。1930年，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之间起了争端，刘文辉前往调停，最终率军与大金寺开战。国民政府命令刘文辉停止进军，听候中央处理。延至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自顾不暇，便授命刘文辉全权解决“大白事件”。刘文辉起兵，一举收复甘孜、瞻化，将藏军驱赶到金沙江以西。尽管此时可以一鼓作气，甚至拿下昌都，不过，面对藏军派来的使者，刘文辉还是答应和议，“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
藏军头领
此后，刘文辉又轻松平息了1935年的“诺那之变”和1936年的“再复失地”，尤其是后者，在刘文辉的严辞抗议下，蠢蠢欲动的藏军居然主动撤兵。当年赵尔丰治理川边常年征战，崇尚武力平定各方纷争。不过一时畅快的威服，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刘文辉显然比赵尔丰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三化”才能保证边城的根基。刘文辉也开始同西康各地高僧及土司头人保持极好的关系。他逐渐找到平定叛乱的方法：通过向民众广发宣示，以正视听；派兵征剿，防止事态扩大；同时借助喇嘛和土司头人的力量介入战事。
赵尔丰
早在落难到西康之时，刘文辉就已经看透了自己面对的艰难处境：“康区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以外无学术，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求进步。”
对于世代生活在边陲的民众们而言，藏传佛教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教育是喇嘛寺所包办，人们日常生病，大多不会去寻医问药，而是直接到寺求喇嘛。寺庙在西康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
雅拉雪山与寺庙
所以，1935年，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特地把宗教问题提出来。曾经崇尚武力的刘文辉也开始有些改变，他开始研究佛经。在对佛教中黄、红、白三派的理念甄别之后，他选择了西康地区最流行的黄教加以特别提倡。人们甚至常常会在金刚寺里遇见他，他披着喇嘛的僧袍，安静端坐听讲经，拜佛。他也时常召开僧侣大会，拨款修建寺庙，进行布施，他还几次请人到西藏三大寺进行供养，出资派人到拉萨学佛，他和许多藏族的高僧大德都保持着极好的私人关系。他还专门成立了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来解决各寺庙、派别之间的纠纷。
喇嘛
其实在西康，除了中式的传统学校教育外，早在1922年，就出现了一些“洋学校”。来自美国的教育博士施勉志在基督教浸礼会的资助下，在雅安新建了私立明德中学。施勉志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当时，雅安基督教友家庭和一些较为开明的乡绅，还有做生意、开店铺的富商们，以及地方政府中不少有背景的人物，都纷纷把子女送到这所洋学校去读书。那个时候学生们的学费和生活都不用掏钱，甚至有些家庭相对困难，学校还贷款资助。明德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每天吃住都在一起。学生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向老师请教。有时候，他们还会到山下的乱坟岗去找寻骷髅，以便在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搞清楚人体的结构。
民国学生
西康省正式成立后，十分注重发展地方教育的刘文辉自然也少不了与洋人们打起交道。在西康建省后的第5年（1944年），西康省立女子中学也在原雅州府文庙的位置成立起来，并坚持专门招收女生到1949年下半期。该校从建立开始，—直到1950年2月雅安解放，这所女子中学总共招收了上千名学生，为雅安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
苦心建设西康的刘文辉，也时刻密切关注着外界的局势变化。他反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早在1928年和1930年，刘文辉就曾两次通电反蒋，而后来红军著名的“飞夺泸定桥”，则彻底让蒋介石与他结怨。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向大渡河挺进，要北上就必须夺取泸定桥。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却回应说那是康熙皇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红军顺利通过泸定桥。蒋介石大怒。刘文辉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的名义进入，从而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泸定桥
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后，刘文辉除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外，兼任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但毕竟不是蒋的嫡系，刘文辉始终心存芥蒂。蒋介石坐镇重庆，觊觎西康，刘文辉便有向中共寻求政治上支持的倾向。
中共中央是在1942年6月开始派王少春到四川雅安，和刘文辉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他传达，同时把出安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与中共暗地联系，需要与国民党中央斗智斗勇。包括电台的设置，也经过一番周折。刘文辉说，他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破坏，故把它安置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王少春和他直接联系。如他离开雅安时则指定两个参谋长张伯言和杨家桢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少春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
延安
1949年10月下旬，刘文辉由雅安去成都，结成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为核心的反蒋力量，准备相机配合行动。当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至成都，企图组织“川西大会战”负隅顽抗。12月5日，周恩来电告刘文辉“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行动关键是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不让胡宗南匪军窜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灭！”12月9日，刘文辉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蒋介石幻想的“川西大会战”计划被刘文辉起义彻底挫败，绝望之际蒋最终放弃大陆，乘飞机逃往台湾。
蒋介石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决定，撤销西康省建制，其行政区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辖。1955年，刘文辉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1976年6月，刘文辉病逝北京。刘文辉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他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刘文辉与旧西康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