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危机
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王位之初，法国专制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在政治的腐败上。中央各部大臣之间彼此独立，分别向国王负责。各部的权限更不明确，往往同一事件，两个部门同时出面干预，以致各部之间为了争权而互相倾轧。各级官吏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奉公守法，忠于职责，而是如何取得君主或上级的信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地方行政机构和司法制度也十分混乱，中央政府甚至不知道全国法院的数目，而对于各个法院所辖区域的大小更是无从得知。法院的名目繁多，有王家法院、宗教法院、封建法院，此外还有其他的特种法院等等。因为法院的名目很多，人们遇有诉讼案件，往往不知道应该归什么法院去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事情比比皆是。
更为严重的是，在路易十六即位后法国的财政已濒于破产的边缘。这主要是由于专制政府的庞大支出造成的。国王及王后奢侈无度的生活，耗费了国库的巨额金钱。国王对大贵族的赏赐，也在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另外，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也要从国库中支付出巨额款项。为了打击商业和殖民劲敌英国，法国加入到了援助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行列，这一行动所花的战费也高达20亿锂。
为了维持庞大的支出，法国专制政府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直接税有军役税、人头税、廿一税，间接税有盐税、酒税及内地关税等等。即便如此，法国的财政状况仍然入不敷出，财政危机没有得到丝毫扭转。
由于第一、二等级享有免税权，所有税收都落到了第三等级，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身上。因此，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强，农民暴动此伏彼起。1775年，巴黎附近的若干地方出现群众暴动；巴黎市内出现饥民抢劫粮仓、面包店的事件。此后在1782年至1783年间，法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暴动。1786年，里昂发生暴动，手工工场工人与军队发生冲突，虽被军队镇压下去，但一直到革命爆发前夕，里昂几乎常常成为暴动的中心。
为了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路易十六在1774年至1787年间先后进行了几次改革。
路易十六在1774年即位以后，任命杜尔哥为财政总监。杜尔哥相信重农学派的学说。他就职后不久，拟定了一套改革的计划，主张谷物自由买卖，废除行会首脑和师傅，简化税收，归并各种赋税为单一的土地税，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各省之间的壁垒，同时，这一计划还规定，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也必须与第三等级一样，以同样的税率向国家纳税。这一改革计划触及到特权阶级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杜尔哥在1776年5月被迫辞职。
继杜尔哥之后任财政总监的是克吕尼。6个月之后，克吕尼被内克所代替。内克取消了杜尔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采取发行公债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发行公债，需要有信用，需要向公债认购者公布政府收支情况。于是，在1781年，内克公布了一份政府财政报告，其中虽然没有完全暴露政府收支的真实情况，但报告中却包括有国王每月赐予贵族的年金、赏赐等项目，同时还透露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国库的内幕和浪费的真相，至此才被世人所了解。内克也因此遭到宫廷的反对，1781年5月，内克被迫辞职。
1783年，卡伦(一译作卡洛纳）出任财政总监。卡伦实行大举借债的作法以弥补财政亏空。但是，在人们对政府的偿还信誉发生怀疑的时候，借债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卡伦发现，只有向特权阶级征税，才能挽救目前的财政危机。于是，他在1786年8月向路易十六提出了一项涉及税收、经济和行政三方面的改革计划。卡伦提出，在税收上，对所有土地征收"领地特别税"，所有土地所有者都不能豁免，这就意味着僧侣和贵族两个等级也必须纳税；在经济上，实现谷物贸易自由、取消国内关卡、统一国内市场、取消某些束缚生产者的捐税等；在行政管理上，加强王权，把国王的臣民与王国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这一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为了取得特权阶级的支持，卡伦于1787年2月22日在凡尔赛宫召开了显贵会议。这一会议由144人组成，包括亲王、主教、高级僧侣、各高等法院法官、监察官和各大城市市长，第三等级只有五、六人参加。
在历史上，显贵会议对国王的意旨言听计从，而这次会议却一反常态，出现了后来被称为"贵族的反叛"的局面。当国王提出要特权等级纳税时，他们不但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而且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提出召开三级会议，是由显贵会议中两部分人促成的，一部分是保守派，他们希望特权等级利用三级会议的旧式表决方法，来否决国王的征税方案；另一部分是改革派，他们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穿袍贵族和僧侣，他们认为可以借助三级会议达到政治上革新、限制王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目的。
路易十六及宫廷都害怕召开三级会议，5月25日解散了显贵会议，同时，免去了卡伦财政总监的职务。显贵会议的失败，意味着贵族不再附首贴耳地顺从国王了，统治阶级上层出现了危机。
卡伦被免职后，路易十六任命布里昂为财政总监。为了应付紧迫的财政困难，布里昂要求僧侣及贵族负担土地税，还下令征收印花税。但当他把征收土地税及印花税的法令提交巴黎高等法院注册时，却遭到拒绝。与此同时，巴黎高等法院还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征税问题。三级会议是中世纪法国三个等级的代表会议，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召开了。显贵会议被解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宫廷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所以，布里昂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把法官们流放到特鲁瓦。这一做法激起了各省法院的抗议。法院的反抗本来是为了维护特权等级利益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看来，他们勇敢地反抗专制君主，也保卫了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提出请愿书，要求把法官们从流放地召回。政府被迫于1787年9月召回了法官们，并答应取消土地税和印花税。
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为这一胜利所鼓舞，希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力，以限制国王的权力。1788年1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政府取消"逮捕密札"。5月3日，又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是基本法律的监护人，通过税收的权力属于三级会议，属于全体国民。这就激怒了政府，国王下令逮捕两名法官。5月8日，政府宣布实行司法改革，设立由亲王和高级官员组成的"全能法院"，同时规定，"全能法院"有注册敕令、法令的权力。这立刻引起了高等法院的反抗运动，与此同时，不满王权的大资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也被吸引到运动中来了。1788年6月7日，多斐内省的居民为抗议政府流放省高等法院的法官，与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站在屋顶上向军队投掷瓦片。"虽然这个'抛瓦日'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但它在多斐内标志着真正革命性动乱的开始。"为了缓和群众的斗争，8月8日，政府宣布取消"全能法院"。8月24日，国王把布里昂免职，重新起用内克。
内克发现，要想解决财政问题，除了召集三级会议外，已经别无他法。因此，在取得国王的同意后，内克宣布在1789年5月4日召开三级会议。
召开三级会议意味着王权的屈服。但是，社会各阶层对三级会议的理解大相径庭。高等法院的贵族们之所以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是希望通过三级会议传统的表决方式来维护特权等级的利益，而第三等级则希望通过召开三级会议促成法国的改革，达到争取政治地位和改善经济、生活环境的目的。基于不同的目的，反抗王权时达成的联盟便在王权屈服后出现了裂痕。
1788年9月25日，巴黎高等法院发布一个决定，三级会议仍然按照从前的方式表决，即三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相等，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这样，特权等级显然比第三等级占优势。因此，决定公布后，资产阶级立刻起来表示反对。他们组成了"爱国党"，要求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加倍，并且要求以人为单位，而不是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在"爱国党"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势下，高等法院和国王被迫于1788年12月表示同意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但表决以等级为单位抑或以人为单位的问题尚未解决。
1789年初，法国全国开始了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资产阶级开展了积极的竞选运动。他们印发了许多小册子和宣传品，修道院长西哀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一开头就提出："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是一切。直到现在它是怎样？什么都不是。它要求什么？想有所作为。"西哀耶斯猛烈抨击特权等级，认为特权等级是废物，没有特权等级，法国可以过得更好些。此外，自由贵族米拉波伯爵的《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比尔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杜雷的《告善良的诺曼底人》等也有很大影响。资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取消等级，废除旧工商业法规，保护私有财产，制定宪法，争取统治权等等。这些要求反映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已拥有较强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思想武器，表现出充当法国革命领导者的实力。
按照古老的选举程序，三级会议召开前须征询人民的意见，由选民写成陈情书交给代表。因此，在1789年春选举代表的日子里，各地人民群情激愤，提出了大批陈情书，表示了反对封建压迫，要求进行改革的愿望。城市平民要求取消商品入市税，农民则要求废除领主的封建权利，包括狩猎、养犬、鸽舍等等滋扰群众的特权。
全国以司法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根据规定，第一、二等级的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即通过僧侣选举大会及贵族选举大会的直接提名，选出代表参加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则采用两级或三级选举，只有年满25岁、在国家纳税册上列名的男子才有选举权。
选举的结果，在僧侣等级的代表中，乡村牧师占2／3左右，其中有些人已经部分地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贵族代表中，最顽固的乡村贵族占多数，有1／3是接受自由主义的贵族，其中最著名的是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侯爵。第三等级代表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人物，其中近半数是律师，此外有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学者。在第三等级代表中也有背叛特权等级的人物，如米拉波伯爵。第三等级代表中几乎没有一个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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