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西方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往往不需要深厚的学术造诣，简单的常识便能让诸多疑点浮出水面。就拿亚里士多德这个西方历史中的关键人物来说，曾经有一部名为《亚里士多德的杰作》的书籍，其内容聚焦于医学领域。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它被证实是一部伪作。原因令人啼笑皆非，书中竟提及公元前 300 多年的亚里士多德信奉公元 0 年才出生的耶稣，这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历史时序逻辑。倘若不是此类假冒情况泛滥到难以自圆其说，说不定如今亚里士多德的众多成就清单里还得添上医学创始人这一显赫头衔。
从古希腊的书写条件来看，存在着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书写载体方面，古希腊时期根本没有纸张，即便假设埃及的莎草纸有一定产量，可古希腊的经济实力也难以支撑购买足够的莎草纸供亚里士多德尽情创作。而且，古希腊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众多分布在希腊半岛的大小城邦组成，其中最大的雅典城邦人口也不过二三十万。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又有能力和意愿去资助亚里士多德进行大规模的著书创作呢？
再者，语言也是一大关键因素。世界上许多民族仅有语言却无成熟文字，朝鲜语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朝鲜文虽在 1444 年左右有了雏形，但在表意功能上存在严重不足，词不达意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在古代朝鲜，即便使用朝鲜文书写，也常常需要添加汉字注释才能让他人理解。古人若要创作书籍，不仅需要合适的载体，更需要成熟的文字体系。欧洲语言大多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走向成熟的，比如古典英语，其阅读起来晦涩难懂，现代希腊语更是到 18 世纪末才形成，那么在更早的古希腊时期，所谓的古希腊语又怎能够胜任复杂的学术著作创作呢？令人费解的是，西方史学界设定古希腊人日常说古希腊语，而写作却采用拉丁语。拉丁语是一种纯粹的书面语言，其发音与含义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如同一种神秘的密码语言，每个符号的意义都难以固定，这样的语言用于书写物理学、逻辑学等严谨的学科著作，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
古希腊著作被宣称由阿拉伯人保存，但这其中也存在诸多疑点。阿拉伯人作为异教徒，他们如何能够理解天主教那种如同密码般的拉丁语呢？况且当时的阿拉伯文自身发展尚不完善，并不适合用于大规模的文献记载。而如今，那些所谓的阿拉伯原文早已失传，这无疑给这段历史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与疑问。
有观点认为西方历史造假的源头可能与教会密切相关。由于最初设定耶稣诞生于公元 0 年，后来发现中华文明历史更为悠久，于是便将犹太教的耶和华为耶稣寻得一个 “父亲” 的身份，犹太经书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圣经旧约。在中世纪时期，教会对旧约的翻译行动，或许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编造历史之旅，试图将历史尽可能地向前推延，以掩盖其历史短暂的真相。例如，将闪米特人定义为北非古埃及及两河流域民族的共同祖先，而闪米特人的祖先闪又是诺亚的儿子，诺亚方舟这样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竟成为构建欧洲古代史的重要部分，实在让人对西方历史的真实性产生深深的怀疑。
早在 1690 年，法国学者哈杜因在其著作《古代作家批判导研》中就曾指责传教士伪造了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这一系列的现象与证据都表明，西方历史在诸多方面确实存在着值得深入探究与质疑的地方，而我们运用常识去审视时，便能发现其中的重重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