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窗外飘着零星小雪。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我推着轮椅，载着瘦骨嶙峋的父亲在走廊里转圈。
“淑芳啊，”父亲抬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泪光，“你，你还恨爹不？”
我沉默不语，继续推着轮椅向前走。从一个月前查出肝癌晚期，父亲就一直念叨着这句话。他总是欲言又止，像是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
“你三十五年前就不是我闺女了，我有什么资格让你推着轮椅、端茶倒水？”父亲的声音颤抖着，“你现在该在上海过好日子，而不是在这里伺候我这个不称职的爹。”
我停下脚步，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眼前浮现出三十五年前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冬天。
那是1989年的腊月，我刚满十四岁。在我们江南小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过年。母亲蹲在灶前煮猪食，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正旺。我和妹妹在院子里择菜，弟弟王建民在一旁玩泥巴。
“长河，长河！”舅舅张德山风风火火地推开院门，后面跟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快，我给你请来高人了！”
舅舅在上海开布庄，平时人模人样的，今天却满头大汗，像是跑了很远的路。那个白胡子老头看上去六十多岁，一身青布长衫，手里握着一根竹制的拐杖，倒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
“这位是李先生，是我在上海遇到的高人。”舅舅搬来小板凳，热情地招呼着，“他算卦可准了，上海不少大户人家都请他看相。”
白胡子老头一进门就盯着我看，眼神炯炯有神。他抬手掐指一算，忽然”咦”了一声。
“这个女娃娃命格不一般啊！”李先生捋着胡子说道，“我观她面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是大富大贵之相。只是…”
“只是什么？”舅舅急忙追问。
“只是她命中带煞，如果不改换门楣，怕是要克父克母啊！”李先生叹息一声，“要避开这个煞气，最好是过继给有福气的叔伯。”
听到这话，母亲手里的铁锅铲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抬头看了看舅舅，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充满担忧。
“这…”父亲也犹豫起来，“淑芳可是我们的长女啊。”
“长河，你也知道我和你嫂子一直没有孩子。”舅舅踱着步子说，“我在上海做点小生意，手头还算宽裕。要不，让淑芳过继给我？我保证供她读书，将来在上海安家。”
父亲低着头不说话，母亲却突然开口：“不行！淑芬是我的闺女，谁也别想带走她！”
“弟妹，你这是何必呢？”舅舅劝道，“你看看家里条件，让淑芳跟着我，不是能改换她的命运吗？再说了，我们住在上海，又不是远走高飞，你们随时可以去看她。”
“是啊，淑芳要是跟了你舅舅，以后上学也方便。”父亲终于开口了，“再说建民明年也要上初中了，家里哪有钱供两个孩子读书？”
我站在一旁，听着大人们为我的命运讨价还价。母亲的眼圈红了，她擦了擦手，走到我跟前：“闺女，你自己说，愿意不愿意跟舅舅走？”
我低着头不说话。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家里确实困难。去年冬天我的棉袄破了个洞，母亲愁了好几天，最后用自己的老棉袄给我补了个大补丁。每次看到同学们穿着新衣服，我都躲在角落里默默流泪。
“这么大的事，总要给个意见吧？”李先生和蔼地说，“丫头，你要是跟了你舅舅，不但能上学，还能过上好日子。你舅舅在上海可是有两进的楼房呢！”
就这样，在众人的劝说下，我点了点头。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泪如雨下。
转眼到了正月初五，舅舅来接我去上海。母亲整整收拾了一天，把我的旧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又包了几个腊肉。临走时，她紧紧抱着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记住，你以后就姓张了。”舅舅在路上对我说，“到了上海，可别再叫错了。”
我懵懵懂懂地点头，看着渐渐远去的乡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生活。
人间最漫长的离别，莫过于此时此刻。
舅母是上海本地人，在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她见到我的第一面就皱起眉头：“这么大了？我还以为是个小姑娘呢！”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晚饭是咸菜青菜面。舅母给我盛了半碗，自己却煎了两个荷包蛋。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改名叫张淑芳，在上海一所初中读书。舅舅倒是说话算话，按时交学费，只是家里的活儿全都落在我身上。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烧水、做饭，放学回来还要洗衣服、扫地。
舅母对我处处挑剔：“看看你拖的地，角落都没擦干净！”“这衣服叠得歪七扭八的，重叠！”“你这个死丫头，米饭又煮糊了！”
最难熬的是每个月底。舅母总要清点家里的米面油盐，生怕我偷吃什么。有一次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吃了一个馒头，被她发现后，整整骂了我一个晚上。
后来我才知道，舅母早就有了个私生子，在乡下偷偷养着。她之所以同意收养我，不过是看中了父亲手里那几亩地。她总觉得我是来抢她儿子财产的。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从没放弃学习。我知道，知识是我唯一的出路。每天晚上，我都躲在煤油灯下看书。舅母嫌费灯油，我就趴在窗户边，借着路灯的光亮读书。
1992年，我考上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那一年，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了趟老家。母亲瘦了一圈，鬓角已经开始泛白。她听说我考上大学，高兴得眼泪直流，连夜蒸了一锅红糖发糕。
“闺女有出息了！”村里人都夸我。父亲难得露出笑容，但他的笑容里带着几分尴尬。
“妈，我的学费…”我欲言又止。
“我来想办法。”舅舅打断我的话，“你安心读书就是。”
后来我才知道，舅舅是用我家那几亩地抵押，才凑齐了第一年的学费。而弟弟王建民因为没钱读书，早早就辍学在家。母亲整夜整夜睡不着，父亲的头发也白了大半。
我在医科大学读书那会儿，母亲病倒了。她总说心口疼，吃了好些药也不见好。我求舅母让我回去看看，她冷笑一声：“你都过继给我们了，还认什么娘？”
等我知道消息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临终前，她让父亲把一个布包交给我。打开一看，是一件补了又补的旧棉袄，还有几根金簪子。
“这是你外婆留给你的嫁妆，你娘一直给你攒着。”父亲说着，声音哽咽。
我把棉袄紧紧抱在怀里，上面还残留着母亲的气息。那一刻，我恨不得时光倒流，回到十四岁那年，大声对所有人说”不”。
毕业后，我留在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那时候，我已经能挣到钱了，但舅母还是要我上交工资。好在这份工作让我认识了我的丈夫，一个医药公司的销售经理。
丈夫家境优越，父母都是退休干部。他们一开始并不同意儿子娶我这个”乡下丫头”，但看在我是医生的份上，勉强答应了。
婚后，我和丈夫住进了一套新房。我以为生活终于要好转了，可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弟弟王建民做生意失败，欠下了一百多万的债。债主天天上门讨债，父亲被吓得躲在邻居家不敢回家。
“姐，你在上海，能不能帮帮我？”弟弟打来电话，声音颤抖。
我咬咬牙，把自己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偷偷把婆婆给我的金镯子卖了。婆家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我还是改不了”乡下人”的穷酸气。
“你要是再敢给娘家钱，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就在这时，舅舅查出肺癌晚期。临终前，他把我叫到床前：“淑芬，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啊！”
他竟然喊出了我的本名。我一愣，看着他憔悴的面容。
“其实…其实那个算命的是我请来的。”舅舅喘着气说，“我早就有个私生子，但不能明说。我就想…想找个由头，把你弄来上海，让你帮我养老送终…”
我如遭雷击，呆呆地站在原地。原来一切都是骗局，原来我这三十年的颠沛流离，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那一刻，我恨不得掐死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可看着他苍白的面容，我又恨不起来。或许在他心里，也有那么一点愧疚吧。
舅舅去世后，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舅母气得砸碎了家里的东西，她那个私生子也找上门来闹事。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律师楼前，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遗产公证书。天很黑，雨很大，我的心里却亮如白昼。
我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诊所。每天，我给贫困的孩子们看病，分文不取。
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大病一场。他躺在病床上，一遍遍地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啊！”
如今，推着父亲在医院走廊里转圈，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个曾经把我推向深渊的人，如今也步入了人生的穷途末路。
“淑芬，”父亲忽然喊出了我的本名，“当年爹为了五千块钱，就把你给卖了。这些年，我晚上做梦都会被你娘掐醒，她总问我：‘你把闺女卖了，可换来什么了？’”
我默默地推着轮椅，泪水模糊了双眼。
人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还是为了所谓的命格？当父母连自己的骨肉都可以推出家门，这世界，还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
作品声明：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