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的一天，特务头子沈醉在家中部署对杨杰的暗杀计划。沈母听到后，用手指戳着沈醉的脑袋骂道：“你把杨先生杀了，儿女们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
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以善于搞暗杀出名。一般来说，暗杀对象要么是手握重兵、割据地方的军阀头子，要么是南辕北辙、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可是杨杰却是一个例外。
杨杰以做学问出身，他是民国军学泰斗，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被合称为“三个半参谋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杰因为在抗日战略上和何应钦严重冲突而退出中枢，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
杨杰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等著作，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成为国民党中高级军官的必读书目，由此可见杨杰理论功底之深厚。
杨杰生性耿直，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非常看不惯，多次抨击一些时政。蒋介石对杨杰，经历了一个由器重到疏远的过程，不过真正动杀机，是在1949年8月。
当年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摧枯拉朽，国军兵败如山倒，已显露出全面败亡的迹象。杨杰写信给四川、云南等地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人，劝说他们弃暗投明，早做打算。
杨杰的一部分信被特务分子截获，蒋介石本来就一直对西南地区的军阀颇为忌惮，1935年利用追击红军长征的机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染指了一部分，这下在内战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该地区更是心头大患。
因此蒋介石给毛人凤下命令，务必除掉杨杰。毛人凤将该项任务给了云南站长沈醉，要求他“一定要干的干脆利落”。沈醉却陷入了两难之中。
一方面，沈醉与杨杰颇有渊源，两人在昆明是邻居，他们的孩子也经常在房前草皮上玩耍，杨杰每次回家路过，都会和蔼可亲地与孩子们打招呼，很多时候还会给些糖果等小零食，孩子们亲切地叫杨杰为“杨伯伯”。
另一方面，沈醉并不被毛人凤待见。戴笠在世的时候，沈醉是军统的红人，官至军统局总务处长。戴笠因飞机失事丧生、毛人凤上台后，沈醉却被发配到云南，担任云南站站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沈醉并不是毛人凤的人。
不过，沈醉心里很清楚，暗杀杨杰的命令必定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的。虽然心中有一百八十个不愿意，但还得硬着头皮干下去。
他召集了几个骨干，在家中商量对策，初步制定了两个暗杀方案，一是在草皮后埋伏，等杨杰经过时开枪，二是第一个方案未能成行，直接去家中刺杀。
谁知沈醉与骨干们的对话，却被坐在阳台上的老母亲听了个一清二楚。等到来人走了之后，老母亲生气地冲了出来，指着沈醉的鼻子骂道：”你好狠的心啊，连杨杰这么好的人都要除掉，孙子孙女们之后问你‘杨伯伯’去哪里了，看你怎么回答！”
沈醉是出名的孝子，他好言安慰了气得发抖的母亲，向其保证一定不危及杨杰的性命。最终沈醉当着母亲的面，咬着牙拨通了骨干的电话，通知“形势有变，暗杀计划取消”。
不久之后，为防止卢汉与解放军合作起义，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活动，军统特务抓捕了4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师生、民主人士，史称“九九整肃”。除掉杨杰的计划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等到沈醉亲自带着亲信徐远举来到杨杰家中抓捕之时，却发现人去屋空。原来，听到风声的杨杰奉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通过友人的协助，来了个金蝉脱壳，提前跑到香港避难去了。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杨杰走的匆忙，他没有来得及处理掉所有信函，桌子上的一封信泄露了他在香港的住址，这为其之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定时炸弹。
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邀杨杰即时赴京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代表会议。但因杨杰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怕离去影响工作，故回电要求容许暂缓离滇北上。
杨杰到达香港之后，和隐居于此的爱国将领龙云等多有接触，约定了一同北上参加政协会议的时间。
事实上，龙云也早被军统特务盯上。时任军统办公室副主任、行动处长的叶翔之，被毛人凤派到香港，执行暗杀龙云的任务。
龙云在香港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防范极严，叶翔之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便抽出手来先对付杨杰。
9月19日，叶翔之派的杀手化装成商人模样，敲响了杨杰的家门。由于来者自称云南商会的，杨杰让管家开了门。
随着几声枪响，杨杰倒在了血泊中，倒在了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夜，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场景。
杨杰不幸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极为震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主席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