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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让女性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
这是王宪举参赞，请教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国）国务顾问时提的问题。
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哈国生育率较高，达到了2.6左右，人口年增长率1.3%。
反观中国，生育率只有1.18，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年增长率为负1.48%。
但王参赞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把女性生育当成了母猪增产。
连哈萨克人都被吓了一跳，忙发数十条微博，澄清自己不是养殖场主。
的确，哈国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哈国得分0.71，排名76。
虽是中等水平，却比大多数东亚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还高。
ps：中国在这个榜单上排名106，得分仅为0.68，比我们性别状况还差的，只有40个国家，包括日本。
除此之外，哈国还有针对新生儿的国家基金、高额补贴，妇女能享受长时间产假和育儿假期，且不用担心丢掉工作。
因此，王参赞的言论，虽招来了口诛笔伐，但在一片骂声中，大家的呼声却与前者出奇一致：跟哈国取取经，提高生育率。
然而，这真的有用吗？
且不说，保障女性权益、完善生育政策，是最基本的国家责任，无需用“提高生育率”，这种有物化女性嫌疑的理由落实。
仅就学习对象而言，中国可借鉴的，其实一个都没有。
是的，中国太特殊了。
2
众所周知，很多因素会影响生育率，社会保障、生育政策、传统观念、宗教信仰等等。
但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影响，仅作用在小尺度上。从宏观来看，真正左右生育率的，是经济发展。
别误会，不是经济发展越好，生育率越高，而是经济发展越好，生育率越低。
中国生育率的最高峰是1963年（婴儿潮），达到了恐怖的7.51，哪怕是最艰难的三年大吃饱，最低点也有3.86。
彼时的经济够差吧，真正的三无时期：无社会保障、无生育政策、无女性权益。
传宗接代的观念，或许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是穷，需要劳动力，需要有人养老送终，孩子约等于经济资产。
1970年之后，经济稳定发展，生育率逐年下降，到1982年计划生育时，已掉到2.56。
哈国也是很好的例子。60年前，生育率是现在的近两倍，那时候离独立都还有三十年。
哪怕哈国人口中，有70%的穆斯林，26%的基督徒，也没能用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抵抗住经济发展的威力。
还有个极端案例，西非最大的国家尼日尔，估计很多人没听过。
这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最低、最不发达、性别差距垫底，但其生育率却遥遥领先，高达6.64。
然而即便这样，随着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生育率也在逐年下降。
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是普遍趋势，任何政策、文化传统都难以逆转。
中国也不例外，只是特殊之处在于，我们实在太过早熟了。
3
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在观察和研究过去两个世纪里，工业化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后，于1929年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人口转型理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前工业化的经济体制，向工业化经济体制过渡时，往往伴随着，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现象。
这种过渡一般分为四个阶段。看懂了这四个阶段，也就明白了中国的特殊性。
第一阶段，农业社会时期，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由于医疗水平低、婴儿死亡率高，需要更多孩子来保证传宗接代和劳动力需求。
第二阶段，经济发展初期，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改善、死亡率下降，同时生育观念没有及时改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
该阶段还有个更耳熟的名称，发展中国家。
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发展，生育率下降。
随着教育普及、城市化、避孕手段多样化及生活方式改变，人们开始推迟生育甚至减少子女数量。
该阶段仍处于发展中国家。
第四阶段，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
由于经济极大发展，文化观念、女性地位、生育负担、社会保障出现转变，导致生育意愿下降。
新生人口得不到补充，老年人口活得够久，于是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
该阶段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
可以看出，人口转型理论解释了，生育率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且已被社科领域广泛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把中国放进这个模型，会发现不太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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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这是第一阶段，对应1970年之前，没什么问题。
但从第二阶段就开始就遇到麻烦了。
该阶段对应1970年之后，生育率本应居高不下，实际却出现了大滑坡。从1968的6.51，一路俯冲到1978年的2.72。
不说也知道，这是赶上了计划生育。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才成为基本国策，但从1970年代便开始实施。
正是这一刀下去，将生育率腰斩，使得中国提前进入第三阶段。
从「一个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太多」，到「晚、稀、少」，再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几十年时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传统家庭强调的多子多福，反而成了保守、落后的代表。
连锁反应之下，第四阶段也提前到来，可遗憾的是，我们还远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这就是社会发展上的早熟，没有发达国家的命，却得了发达国家的病。
这个病对于发达国家，尚且还有挽回余地，毕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恶疾。
5
第一个症状，是女性权益、生育政策、社会保障的不完善。
尤其遇到经济不景气，恶劣的生存环境会极大削弱生育意愿。
就像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人们不仅自己不生，还劝别人不生。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症状，自我意识的觉醒。
我们的社会虽比较保守，是发展中国家，但身处全球化浪潮，免不了要受影响，何况还是与世界紧密相连的第二大经济体。
就像二战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般，自我意识已在中国生根发芽。
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近年来甚嚣尘上的男女对立，就是最好的表现。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会自然而然地弱化生育意愿。因为她们发现，脱离了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依然能实现人生价值。
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都经历过。
但与发达国家不同，在我们的社会，不友好的性别与生育环境，会强化甚至固化女性认知，比如「仇男」，从而进一步打击生育意愿。
如果说，在小尺度上，经济造成的生育意愿低下，能通过发展扭转，那大尺度上，社会观念的转变则极难倒退。
即便日后经济恢复，甚至在各方面做得比哈国还好，生育率也很难提升了。
这也是为什么，从1991年开始，中国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当然，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生育率低下虽然棘手，却远没到可怕的程度。
与其病急乱投医，不如珍惜眼前人。
虽然早熟的毛病找不到借鉴对象，但其他方面，能学习的榜样可就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