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黑夜里,涌现过许多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革命者,夏之栩便是其中之一。

她曾经担任轻工业部副部长,一生清正廉洁,丈夫还是工人运动的领袖。



从女师学生到革命英杰

夏之栩的父亲夏祖济是一个清朝小官吏,在四川任职。

5岁半的时候,父亲离世,只留下她和母亲黄友梅独自生活。

小小的之栩在童年时就感受到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和世态的炎凉。

父亲的族人并没有善待她们母女,他们声称,寡妇和女儿没有继承权,不仅霸占了夏之栩父亲的遗产,还把她们赶出了家门。

母女两人只能在压迫之下离开家。她们带着父亲的棺椁顺长江而下,一路逃到了武昌。

母女两人开始相依为命,以给人浆洗、缝补衣服为生。



因为家境贫寒,1918年,母亲只能把她送到管饭又不要钱的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尽管这是一所公费新式学校,但是里面的学生过的可谓是“女修道院式”的生活。

学校的校长王式玉也是一个旧学派分子,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目的是培养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贤妻良母”。

1921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为了顺应“思想潮流”,王式玉聘请了中共党员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来学校任教,他们的到来打开了夏之栩思想的大门,共产主义的种子在夏之栩的心中种下。

这年冬天,湖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革命团体——武汉妇女读书会成立了,夏之栩也在其中。



学校的顽固分子为了避免刘子通等进步教师开化女学生的思想,使她们不受控制,解聘了他们。

而夏之栩等人便带领着进步学生一起抗议,反对,掀起了“女师”学潮。夏之栩不久后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夏之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新的革命征途。

夏之栩的进步还离不开她母亲的帮助。

她的母亲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她就是被大家称为革命母亲的“夏娘娘”。

自入党之后,夏之栩心中的革命火种越烧越旺。



1922年,武汉共产党支部的秘密机关转移到夏之栩家﹐于是夏之栩的母亲便开始自觉地承担起掩护的工作。

除了掩护同志们进行革命活动,她还帮助同志们做饭、洗衣、看门放哨,同志们亲切地称她为“夏娘娘”。

夏娘娘一生为党工作,多次被捕,仍坚贞不屈。

1948年秋,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在西柏坡为其祝寿,周总理亲切地称她为“革命的母亲,大家的娘娘”。

1924年,夏之栩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党组织便把她安排到了北京,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一生挚爱——我党早期的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



志同道合的革命伉俪

开始时她住在胡鄂公处,帮助胡鄂公做“反帝大同盟”的出版工作。

她被分在东城党支部参加组织活动,经常到各个有团支部的学校去做联络工作。

这时,赵世兰已是女师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正在和刘和珍等一起组织驱逐女校长杨荫榆的斗争。

夏之栩因为工作关系,时常出入北京各大中学,和赵世兰、赵君陶相交甚密,非常要好,也常去冰窖胡同她们家走动。



有一天,夏之栩离开赵家时,正好赵世炎匆匆回家,两人在门口几乎撞了个满怀——这是赵世炎和夏之栩初次见面。

不久之后,夏之栩被调到北方区委妇委会工作,同时还是共青团北方区委委员。

她从胡鄂公家里搬到了区委机关住宿。

当时党团组织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赵世炎和夏之栩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和其他一些刚到机关工作的同志一样,夏之栩的革命热情很高,但是工作上还缺少锻炼。组织上为了帮助这些刚到机关的青年们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尽可能地举办一些青年干部小型训练班。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常到训练班讲课。



夏之栩特别爱听赵世炎这位四川人讲的课,他从法国和苏联学习回来,知道的东西很多,口才又好,讲起课来通俗易懂、生动风趣。

赵世炎平时注意帮助区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赵世炎也经常鼓励夏之栩写写有关妇女运动方面的东西。起初写得不好,赵世炎从不厌烦地帮助修改。

后来夏之栩写的东西能用了,他便加倍给以鼓励。

令赵世炎另眼相看的是在听了夏之栩的一次工作汇报之后。

夏之栩由于经常出入学校、工厂,开展青年团和妇女工作,情况比较熟悉,汇报时态度又特别认真,讲起来头头是道,问题分析得有根有据。



赵世炎觉得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共产党员很不简单。再加上平时看到她工作泼泼辣辣,办事干练,也对她产生了特别的好感。

赵世炎智慧、沉稳、写的文章清楚透彻,说明力极强,夏之栩心中对他的敬佩、仰慕之情与日俱增。

后来,日益相处产生的好感和共同的革命理想与信念让他们越走越近,最终结为夫妻。

夏之栩与赵世炎伉俪情深。

在1986年夏之栩八十大寿,记者采访她时,夏之栩回忆起赵世炎仍然感到有着无尽的力量。



年迈的夏之栩动情地回首往事,对记者说,她常常会怀念那许许多多曾经和她一起战斗过的革命先烈,特别是丈夫赵世炎。

赵世炎的事迹一直在激励着夏之栩,使她终生铭记。

1927年,赵世炎在蒋介石所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不幸被捕,年仅26岁。

这一对革命伉俪从此阴阳两隔,但是夏之栩却没有因为赵世炎的离去而消沉,而是带着他的理想信念继续奋斗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后,夏之栩成为了我国轻工业部的副部长,一生清正廉洁。



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1926—1927年,赵世炎等人带领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这期间,夏之栩先后任中央妇委秘书、江浙区委秘书处秘书,并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做起了起义准备会的相关会务工作以及会议记录和意见整理。

尽管夏之栩当时已怀有3个月身孕,大儿子还嗷嗷待哺,但是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她还是选择将孩子暂时交给母亲带养,自己投入夜以继日的革命工作中。

1927年,赵世炎英勇就义,悲痛万分的夏之栩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接过世炎手中的红旗,奋勇前进,直到革命胜利。”



1928年的春天,夏之栩生下了遗腹子,她和赵世炎的第二个儿子。

为了保护革命遗孤能够不受到反动派的侵害,党中央决定让夏之栩带着孩子前往苏联。

第二年,夏之栩便带着三岁的大儿子和一岁的小儿子远赴苏联,来到了莫斯科。

夏之栩将两个孩子寄养在国际儿童院,自己则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学习的那些日子,对夏之栩来说,是接受了一次重新的洗礼。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日子,在苏联生活的日子,夏之栩看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状态。



那时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夏之栩满怀憧憬地学习着,心中充满希望,因为她觉得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美好生活,未来的中国人民也可以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在苏联,夏之栩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到工厂里面参加锻炼、学习,这是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轻工业部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之后,党组织安排夏之栩一人回到了祖国,她和赵世炎的孩子们则继续留在苏联。

当时国内时局不稳定,夏之栩要干革命,不方便带着孩子们到处走。

所以夏之栩只能一个人回去。

然而,夏之栩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离开,与大儿子便是永别,与小儿子也是25年之后才得以见面。



回国之后,投入到革命中的夏之栩几次陷入险境。

1931年2月,夏之栩一行从莫斯科出发回到祖国。

在从绥芬河入境时,被国民党军警以“非法入境”为由扣押至哈尔滨。

经几次转运,最终关押在沈阳陆军第一监狱(女子监狱)。

在监狱里,她加入了由狱中的共产党人张光奇组织建立的“共进会”。

“共进会”的公开意图是“共同进步”,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一方面帮助狱中党团人士坚定信念,另一方面作为桥梁,帮助狱友向监狱方表达诉求。



在狱中,夏之栩牢记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运用自己多年带领妇女争取妇女解放和斗争的经验,为女犯人讲解“妇女为什么受压迫,我们为什么这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讲解当前形势,宣传进步思想,让女狱友们深受启迪,也进一步鼓舞了她们的斗志。

监狱上任了新的监狱长,他私自克扣监狱的生活费用,撤销了原有的很多伙食,这让本来就在狱中痛苦生活的狱友们更加痛不欲生。

为了为狱友们争取权利,夏之栩又带领狱友一起绝食抗争,带领制装车间的人一起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恢复了原有的饮食。



“九一八”事变时,沈阳长官公署的档案资料被付之一炬,救助会同志趁此机会积极营救狱中革命党人,最终在积极努力下,包括夏之栩在内的40多位被关押人员全部释放。

1933年,夏之栩因为叛徒的告密,再次被捕。这一次,她被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女监,与著名的革命党人钱瑛、帅孟奇等关押在一个监狱。

在江苏第一监狱,敌人的暴行非但没有摧毁她们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她们的斗争意志。她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形成了以帅孟奇、夏之栩、钱瑛、何宝珍等同志为主的狱中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帮助狱中的难友争取权益和保障革命党人的基本生活,她们先后进行了五次绝食斗争。

三年后,她们又被关到了南京“首都反省院”,进行了更加艰苦的斗争。

直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夏之栩才在周恩来等同志的营救下,走出监狱。

即使一直遭受摧残,夏之栩也没有放弃过革命的脚步,她一直咬牙坚持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48年,郑州解放之后,夏之栩被调到郑州工作。

第二年,全国解放,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开国大典之后夏之栩便前往武汉工作。



三年之后才被调回北京,进入轻工业部工作,在轻工业部担任副部长的日子里,夏之栩兢兢业业、清正廉洁,作风为人称道。

夏之栩革命的一生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但却唯独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所亏欠。

1937年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夏之栩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

这样,她与还在苏联的两个孩子就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1940年的1月份,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赴莫斯科治伤 , 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孩子们时,才给赵令超兄弟俩带去了妈妈健在的消息。



弟弟赵施格的名字是周恩来帮他取的。

1943年6月23日,赵令超和弟弟已进入莫斯科东北的伊凡诺沃市立中学。

赵令超患重感冒,住进了医院。这时,好医生、好药品都向前线集中,赵令超的病得不到需要的药物治疗,越来越严重。

赵令超当时已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却依然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恶化成为了肺炎、脑膜炎而去世。

哥哥病死后,施格悲伤了很久,他把这账算在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头上,他不顾自己的小小年纪,报名上前线杀敌,却因为中国烈士孩子的身份被苏联拒绝。



从此之后,赵施格更加勤奋读书,高中毕业,直接被莫斯科钢铁学院免试录取。

几年后,赵施格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老师同学们都劝他留在苏联,但是赵施格却毅然决定办理回国签证。

1951年,赵施格等人以“赴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者”的名义,由苏联红十字会出面办好了回国手续。1951年4月,他们从莫斯科机场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出了北京机场,因为不会中文赵施格等人寸步难行。

还好外交部有一位信使是从伊尔库次克上机的,帮赵施格等人联系到了蔡畅。



蔡畅派人前往机场之后,马上给还在北京开会的中南局组织部长夏之栩打了电话。

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一别20个春秋的瑶瑶(赵施格),夏之栩平静的心情掀起层层涟漪。

人们说母亲的眼睛最能分辨自己的孩子,真的,夏之栩一眼就认出施格,她温和地喊道:施格,你回来了!”施格亲热地喊着“妈妈!”接下去就没有词了,因为他只会说这样一个汉语单词。

蔡畅笑道:“之栩,你29年带施格出国时,施格也只能喊这句吧?”夏之栩道:“是呀!施格不会说汉语,今后工作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回祖国来了,要补上这一课。”



母子团聚一周。中组部负责人帅孟奇问夏之栩:“施格怎样分配好?”夏之栩道:“到基层去。”于是赵施格在当了一段翻译后,就到了鞍钢。

后来的赵施格也和自己的父母一样,为党和人民奋斗了终生。

夏之栩1987年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虽年少便失去爱人,但后半生还有二人的孩子相伴,人生也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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