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54位乡邻的做法，值得我感恩一生
那年夏天，太阳毒辣得像要把地面烤化。村头的大水塘干涸得只剩下一片龟裂的泥地，空气里弥漫着稻草的焦味。
父亲光着膀子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脚边随意丢着刚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的信封。他的眼神飘忽，像是盯着信，却又像在盯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站在他旁边，手心里全是汗。那年，我刚满十八岁，农村高考生，家境贫寒，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走出这个穷山沟，就看这一封信了。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眉头紧锁，声音有些急促：“老头子，你倒是拆啊！考上考不上，总得有个准信。”
父亲抬起头，盯了我一眼，递过信封：“小林，你自己拆吧。”
我接过信，指尖颤抖得厉害。信封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xx大学”的印章却清晰得刺眼。
我撕开信封，手忙脚乱地拽出那张录取通知书，扫了一眼，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心脏猛地一跳——“恭喜你被大学录取！”
“考上了！”我捧着通知书，声音都在发颤。
父亲的烟掉到了地上，他愣了几秒，忽然猛地一拍大腿，兴奋得像个孩子：“考上了！咱家出了个大学生！”母亲站在原地，嘴里喃喃着“考上了”，眼里却早已噙满了泪水。
可高兴不过几分钟，父亲就沉默了下来。他低头捡起地上的旱烟，又点了一根，狠狠吸了一口，叹了口气说：“学费呢？咱家哪有钱送你去念书？”
母亲也沉默了，眼里闪过一丝慌乱。家里的情况我再清楚不过，父亲是村里的木匠，靠给人打家具勉强养家糊口，母亲种着几亩薄田，两个弟弟还在上小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我们家看来就是天文数字。
晚上，家里一片死寂。母亲坐在炕头上发呆，父亲在院子里抽烟。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心里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要不，别去了吧……”母亲终于打破了沉默，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咱家哪拿得出这么多钱？再说，大学生毕业了能分配工作吗？万一找不到工作，钱不就白花了？”
父亲狠狠瞪了她一眼：“你别说丧气话！咱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去读书！咱家穷，穷一辈子都没关系，可孩子不能像咱一样一辈子窝在这穷沟沟里！”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默默抹了抹眼角。
第二天，父亲带着录取通知书，挨家挨户地借钱。
他站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一边喊一边抹着汗：“各位乡亲！我家小林考上大学了，可学费还差一大半，求大伙帮帮忙，借点钱，我们家一定记着这份恩情！”
我跟在父亲身后，低着头不敢看人。
村里人围了过来，有人啧啧感叹：“这可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啊，能考上不容易！”
也有人摇头叹气：“老李，咱们都穷，谁家能拿得出钱啊？”
一整天，父亲跑遍了村里每家每户，却一分钱也没借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坐在院子里，神情落寞，嘴上却还倔强地嘟囔着：“再想别的办法，总不能让孩子放弃。”
我坐在一旁，心里又酸又难受。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说得对，我不该上大学，不该拖累这个家。
就在我们一家快绝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奇迹发生了。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乡亲们，咱村的小林考上了大学，可学费有困难。咱村穷是穷，可不能穷了孩子的前程！谁家能帮一把，哪怕一块两块，也算行善积德了！”
这是村长张叔的声音。他五十多岁，平日里话不多，但在村里很有威望。
广播一响，不一会儿，村民们陆陆续续来了。有人拿着皱巴巴的零钱，有人带着刚卖鸡蛋换来的几块钱。
“张叔，这是一块钱，咱家就这点闲钱了。”
“老李，这是五块，你拿去给孩子交学费吧。”
“我家这几天刚卖了头猪，手头宽裕点，这二十块你拿着。”
刘婶是村里最穷的人，平时连油盐都舍不得多买。她从怀里掏出两张五块钱，递过来时还不太好意思：“小林啊，婶子只能拿出这点钱了，你可得好好念书，别辜负了咱村人。”
父亲激动得直抹眼泪，连声道谢：“谢谢大伙！谢谢大伙！等孩子有出息了，一定还大家的钱！”
就这样，54位乡邻，一共凑了八百多块钱。在今天看来，八百块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91年的农村，这已经是村民们能拿出的全部家当。
后来，父亲又四处借了些，总算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临走那天，村长张叔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林，好好读书，别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
我重重点头，眼眶湿润：“张叔，各位叔叔婶婶，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大学四年，我始终铭记着乡亲们的帮助。每当我想偷懒或偷懒时，就会想起那些质朴的笑脸。
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为家乡奉献。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回报当年的恩情，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走出大山，见到外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