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声明:本文为短篇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理性观看
前言
2015年初春的一个周末，我去农贸市场买点凉菜。走到一个摊位前，我愣住了，摊主赫然是我的前妻张桂芝。
二十多年没见，她已经两鬓斑白，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苍老到我差点认不出来她。
她也认出了我，手里正在切萝卜丝的动作顿了一下：“老...老王啊。”她欲言又止，眼神有些躲闪。
看到这一幕，我想起当年她嫌我被分到农场工资少，非要我找关系调走，我没同意，她便提出了离婚...
01
1977年，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来到了东北边防某部队。那时的我才十九岁，还带着农村小伙子的憨厚与纯朴。
边防部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驻守在群山环抱的边境线上，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漫山遍野的蚊虫，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考验。
记得第一年冬天，我和战友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在界碑旁巡逻，冻得连步枪都握不住，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在部队，我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班长、副排长。那些年我经历了数不清的实战演练，带领战友们翻山越岭，在边境线上留下了我们坚实的脚印。部队的生活虽然清苦，却让我学会了坚持和责任。
1984年春节前夕，我休探亲假回到驻地附近的小县城。通过部队政治处介绍，我认识了在纺织厂工作的张桂芝。
她是技术科的统计员，待人热情，说话干脆，家境也不错。短短半个月的相处，我们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结婚后的生活平淡却幸福，我在部队，她在厂里，虽然聚少离多，但我们都很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
她会给我织毛衣、寄慰问信，我也会把部队发的津贴大部分寄给她，那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
1987年初，一纸退伍通知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我在部队已经整整十年了，按照规定，我该退伍了。虽然舍不得战友和那片驻守的土地，但我知道，每个军人都要面对这一天。
消息传到家里，张桂芝很兴奋，她觉得我退伍后终于可以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了。于是她建议我托关系，争取分配到条件好的国营厂子。
那段时间，不少老战友都在托关系找门路。有的去了粮食局，有的进了供销社，还有的分到了邮电局，每个人都想给自己找个好出路。
张桂芝见别人都在活动，更加着急，她认为凭我的军龄和表现，应该争取个好单位。
可我始终觉得，组织的分配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在部队这些年，我最敬佩的就是指导员常说的一句话：党把你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对张桂芝说，咱们不找关系，就看组织安排。
没想到组织把我分到了城郊的国营农场，这是一个从六十年代就建立的大型农场，专门负责城市的蔬菜供应。
当我拿着分配证去农场报到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田地，简陋的办公室，还有一群同样刚退伍的战友。
记得报到那天，农场场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也是位退伍军人。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啊，咱农场条件是差了点，但是大有可为。只要你肯干，这里绝对是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
我心里踏实，觉得能到农场工作也挺好。可张桂芝知道后却炸了锅。她打听到农场工人的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还要经常干体力活，根本不是她理想中的好工作。
那时候的国营厂待遇确实不错，不仅工资高，还有食堂、澡堂、医务室等福利设施。
张桂芝觉得我太死心眼，非要跟她较劲。她认识的一个领导说可以帮我调到化肥厂，工资能比农场高出一倍。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我相信，在哪里都能凭自己的本事干出一番事业。
就这样，我和张桂芝因为工作分配的事情，第一次有了严重的分歧。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们婚姻危机的开始……
02
1987年的夏天格外炎热，我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去农场，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虽然工作辛苦，但我丝毫不觉得苦，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让我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
张桂芝却越来越不满意，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而她在纺织厂每月能拿到八十多。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我每天回家时总是一身汗臭和泥土气，她开始嫌弃我。
岳父母也数落我，说女儿嫁给我是高攀了。他们总在饭桌上提起邻居家的女婿，人家凭关系分到了百货公司，现在都评上副科长了。每当这时，张桂芝总是长吁短叹，弄得我很难堪。
矛盾在一个周末彻底爆发，那天我刚下地回来，就看见岳父母和张桂芝坐在客厅。
他们说化肥厂的关系还在，现在进去就能评个技术员，再过几年评个工程师也不难。张桂芝直接跟我摊牌，说如果我还是不去找关系调动工作，那就离婚。
我心里很难过，当兵十年，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正”字。在部队，指导员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干事。如今为了一份工作，让我去走后门，这不是打我这十年军旅生涯的脸吗？
我沉默了许久，最终同意了离婚。张桂芝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她愣在那里，眼里有惊讶，也有失望。第二天，我就搬出了那个住了三年的小屋，只带走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
农场给了我一间简陋的单身宿舍，虽然条件差，但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从此，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看农业技术的书籍。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在农场一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那时候的农场正在进行技术改革，场长看我肯学肯干，把我调到了新建的蔬菜大棚管理组。
这是一项新技术，能让蔬菜反季节生长，效益很好。我很快就掌握了温室种植的要领，大棚里的蔬菜产量逐年提高。
1992年，国家开始推进农场企业化改革。我们农场因为效益好，被改制成了事业单位。我也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了职称，工资翻了好几倍不说，还有了五险一金。
在农场，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小林。她是场办公室的会计，为人贤惠，从不计较得失。她说喜欢我这种实在人，我们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婚后，她主动照顾我的起居，还经常帮我整理技术资料。有了她的支持，我在农场的工作干得更起劲了。
1994年，我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在表彰大会上，我遇到了几个当年的老战友。他们听说我在农场干得不错，都为我高兴。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充实地过着，我和小林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很踏实。
每当看着大棚里郁郁葱葱的蔬菜，想着这些新鲜蔬菜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我就觉得特别自豪。当年那个倔强的决定，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
农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幸福不在于你在什么位置，而在于你是否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
那些年，我虽然失去了一段婚姻，但却收获了更宝贵的东西——自己的事业和真正的幸福。
03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大潮席卷全国，我们农场已经完成了事业单位改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但城里的大型国营企业却开始经历阵痛，一个接一个陷入困境。
透过送菜的工友，我零星听到一些张桂芝的消息。她在离婚后嫁给了纺织厂的一个小车间主任，当时很多人都羡慕她找了个“能人”。
可好景不长，1996年纺织厂开始大规模裁员，她丈夫虽然是个小干部，却也没能幸免。
1997年的冬天特别冷，一天，我在农场接待来收购蔬菜的客户时，遇到了张桂芝的弟弟。
他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姐姐让他来买点便宜的菜。
我明白他们家境一定不太好，便让他挑了些品相差点、价格便宜的菜。
从他的闲聊中，我得知张桂芝的第二次婚姻也经历了波折。她丈夫下岗后借钱做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两个人整天吵架。
而我这些年在农场过得十分充实。我们引进了新品种，开发了精品蔬菜基地，效益越来越好。
1998年，我被提拔为农场技术科科长，工资已经涨到了两千多。小林也评上了会计师，我们在城里买了套小房子，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记得1999年春节前，我去城里供销社送货，在门口看见张桂芝的丈夫正在发传单。
那时很多下岗工人都在街头发传单糊口，我远远地看着他佝偻的身影，不禁感慨命运无常。后来听说，他们夫妻开了个小卖部，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5年的这次偶遇后，我时常想起张桂芝在市场上的模样。岁月虽然夺走了她曾经的光彩，却让我看到了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那天之后，我特意到那个市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和丈夫这些年一直靠摆摊维持生计。
有时我也在想，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但最适合自己的，往往只有一条。当年我放弃了“好”工作，选择了清贫的农场，在旁人看来是“倔”，是“傻”。
但正是这份“倔”和“傻”，让我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了脚跟，收获了事业和幸福。
前几年，我又路过那个市场，张桂芝的摊位已经不在了，听小贩说她回老家了。望着她曾经站立的地方，我由衷地祝愿她以后的日子能好过些。
岁月如歌，流年似水。在这条我自己选择的路上，我无怨无悔，也从未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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