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甲A联赛进入到了第五个赛季，曾经的红火退却了，多了几分莫名其妙的味道。
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阵吉林敖东，客队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判了一个点球，前卫寰岛抓住机会扳平比分并最终逆转。比赛结束后，敖东队的国脚高仲勋在走向更衣室的途中，冲着央视的镜头喊了一句：
“中国足球没戏了。”
1998年9月27日，足协杯半决赛次回合，大连万达客场对阵辽足，当值主裁俞元聪几次莫名其妙的判罚，激怒了坐在替补席督战的王健林。比赛结束后，这位地产大亨来到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冲着话筒大声宣布：
“万达不干了，以示对中国足球黑暗的抗议！”
这年的赛季结束后，有从业者也针对当时中国足球的某些莫名其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在报纸上刊文质问中国足协：
“中国足协是一个貌似合理实则荒唐的组织，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还可以叫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说到底它是一个民间团体，但他们的人员又以一种公务员的身份出现。职业足球是商业行为，你公务员插手商业行么?”
这个从业者，是曾经担任河南建业总经理的戴大洪，这位酷爱文学的足球人把自己从托翁、陀翁那里汲取来的深邃思想，化作了对中国足球批判的子弹。可惜，这子弹没有如高仲勋和王健林那般，成为中国足球永远的语录，而是成为了空包弹，响过之后就消失不见。
唯一称得上激起中国足球“涟漪”的，是戴大洪在炮轰足协的檄文中提到国外的一个足球联赛管理机构，叫做：
“职业联盟。”
这是大多数中国球迷第一次知道，在国外的足球体系，除了足协，还有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联赛。
2025年1月23日，中国足球的职业联盟——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简称中足联）——在北京宣告成立。此时，距离戴大洪的文章发表，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
27年，围绕着这个职业联盟发生了太多的事，熬走了几代足协主席，拖垮了数位曾不可一世的大亨，也让一众官员戴上了罪恶的镣铐……
上海“长峰中心”，21层办公室。
一个身材肥硕的男人在踱步，在思考，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13份、总字数接近8万字的文件。
这些汗牛充栋的文字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名叫：
“关于成立中国足球职业联盟有限公司的提案。”
忽然，正在踱步的男人转过头对旁边沙发上的朋友，谦虚的说了一句：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众多投资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大家为这份文件的出台付诸心血。”
这个“众多”，包括了当时最著名的几位足球大佬——上海国际的徐泽宪，深圳健力宝的张海，重庆力帆的尹明善。
这个“我”，就是当时因为投资大连足球而全国知名的“徐胖子”徐明。
2004年10月17日晚18时，徐胖子桌子上的一大堆文件，就化作一个个二进制的字符，通过一条条网线走进了千家万户。
一场核爆，在中国足坛的上空，炸开了。
徐胖子，以及跟他一起为那些文件出谋划策的大佬们，不约而同的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事件：
“革命。”
而把这群大佬逼上革命道路的导火索，与把当年的王健林逼走的导火索一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判罚。
2004年10月2日，中超联赛第14轮，沈阳金德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比赛第78分钟，沈阳金德后卫张杨在国安禁区周围一个箭步冲刺与对手后卫撞在一起，主裁判周伟新鸣哨判罚点球。
可是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出，这个球是张杨的手一直在找对方的身体，属于碰瓷。但目睹了一切的周伟新还是给出了点球的判罚。而在不久之前，他刚刚用两张黄牌驱逐了国安外援阿莱克斯。
国安球员纷纷走向场边，愤怒的陶伟指着周伟新说：
“踢也是输，不踢也是输。我们不踢了”
5分钟后，面对无法恢复的比赛，周伟新重新把哨子放在嘴边，吹响了两短一长的结束音。
这声哨响，也随着当时已经普及开来的互联网传遍了全国：
“国安罢赛！”
两天后，余怒未消的国安领队杨祖武召开了媒体发布会，通过媒体的镜头再次表达了国安俱乐部的态度：
“若足协处罚不公，我们就退出中超联赛！”
这边厢是愤怒的国安，那边厢——国安矛头直指的中国足协却显得非常平静。足协新闻官董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适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而这个所谓的“交代”，由时任足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马成全宣布：
“对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罚款人民币30万元；判本场比赛北京现代队0：3负；扣除北京现代队2004年中超联赛积分3分。”
拿钱是贪，拿枪是反，他们不敢！
在联赛这一亩三分地，你要想活着，就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可号称铁腕的时任足管中心黄四郎，不是，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低估了俱乐部投资人们想成为张麻子的决心了。
就在足协公布了对国安的处罚决定50分钟后，国安董事会以“足协违反程序，处罚决定明显失当”为由，拒绝接受足协处罚。时任国安董事长的李士林分别向多家中超俱乐部高层发出了要求“足协公布中超联赛账目”、“召开中超委员会的倡议书”，得到了各家俱乐部高层的积极回应。
而一旁观望已久的大连队投资人徐胖子更是亲自出席了国安的发布会，并顺势夺过了本由国安打出的革命大旗，还抛出了一个让所有足球投资人眼前一亮的概念：
“成立足球职业联盟，向足协要回联赛的经营权。”
去碉楼，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G7革命爆发。
一时间，中国足坛，狼烟遍地。
在莫名其妙的1998赛季结束后，在高仲勋的口头上的无奈后，在王健林口头上的抗议后，在戴大洪的口头上的抨击后，中国足球的参与者们，终于，联合起来！
2015年11月30日，一份实名举报材料被送到了纪律部门，材料上面赫然写着：
“足协副主席兼党委书记，魏吉祥，收受10万元好处费、要求去夜总会。”
举报人名叫付玉培，是中国足协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国家队管理部工作——魏吉祥就是这个部门的直属领导。
在发出举报材料的一周之前，付玉培接到了足协综合部发给他的一份工作调动通知，上面写着“请你于11月30日前去国家体育总局奥林匹克中心报到”，通知的落款是：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这是中国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
20年间，这个单位决定了中国足球的大政方针，中国足球也因它的大政方针而起起伏伏。在外，它可以是中国足协，以民间社团的身份参与足球事务，运营足球联赛，获取商业利益。在内，它又是一个厅局级单位，统领足球系统内的一切机构。这就让它成为了一个集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官员、商人为一体的特殊存在——堪称足球界的华为：
“怎么折都有面儿。”
比如，在2004年10月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足球革命”中，面对咄咄逼人的多位足球大佬，时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阎世铎笑而不语，只是掏出了“三折叠”。
为了化解危机，老阎先是用足协专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革命党人”举办的“鸿门宴”。席间，革命党总舵主徐胖子直白的问老阎：
什么时候能允许成立职业联盟，足协能不能给出一个时间表？
老阎说，建立职业联盟，不是他和足协能决定的，但放权是个大趋势。不摆官威，语带诚恳，江湖老手几句话，哄得大佬们很开心。
但在“鸿门宴”外，老阎以足管中心主任的权力下令，让各家参与“革命”的地方足管中心主任火速进京，参加在2004年10月26日举行的中超投资人会议。会议当天，那个诚恳的阎主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雷霆万钧的阎主任，面对还想挣扎一番的“乱党”舵主徐胖子，阎主任以气吞山河的口气，拍着桌子大喊：
“你们闹够了没有！”
一切，烟消云散。
不过，到了付玉培发出举报信的时候，足管中心已经缺少了往日的那份神奇，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单位已经被撤销。
2015年3月18日，酝酿许久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印发，方案从“一个目标，七大方面”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其中最令中国足球人关心的有两点：
“撤销足管中心；成立职业联盟。”
方案公布五个月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召集足协全体人员开会，宣读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管办分离”正式开始。
从投资人以激烈的“革命”方式寻求足球权力，到行政系统主动“断腕”寻求变革，这不得不说中国足球的一个进步。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在为中国足球迈出的这一步而欢呼，并对并不遥远的未来充满期待，毕竟，足改方案给中国足球设立的目标是：
“男足打进世界杯，中国举办世界杯！”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路边吃碗沙县那么简单，别忘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核心都是一个字：
“革。”
革，就是要触碰一些人的利益，打破一些人的利益，粉碎一些人的利益。足管中心的牌子是摘掉了，可一些人心中的牌子，岂是能轻易摘除的？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于是，付玉培被调离，魏吉祥被举报，都成了变革时代的牺牲品，而牺牲品，又何止他们？
就在足管中心走进历史，联赛管办分离呼之欲出的2015年年末，那个曾经想集结几家资本力量实现这一切的“徐胖子”，死在了狱中。
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徐明已经不再是胖子
徐胖子死后63天，中国足协经讨论后决定，未来独立运营联赛的机构名叫：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
这个名字，与徐胖子最初的设想，几乎一模一样。
2017年1月5日，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的系统显示，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已经注销。
足协的内乱与前投资人的死亡，并没有阻挡改革的大潮在足球的河沟里奔涌。
也是在这一时段，总局官网的新闻稿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对外宣布：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成立进入倒计时！”
在稿件中， 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对外称：
“预计在2月底或者3月份，职业联盟就将正式成立。”
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马成全也是这么说的……
2016年夏天，中国足协就成立了“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筹备工作组”，经过各级联赛俱乐部的投票推举，上海申花、江苏苏宁、上海上港、辽宁宏运、重庆力帆、青岛中能、大连超越、武汉卓尔、沈阳城建和南通支云成为俱乐部在筹备组的代表。筹备组的负责人，是足协负责联赛的专职执委于洪臣。
也是在2016年夏天，以胡尔克、佩莱为代表的超级外援纷纷登陆中国联赛，中超的金元竞争已经上升到了全新的维度。
也是在这一年，有关部门印发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年）》，文件明确指出，中国足球产业将在2025年达到：
“5万亿。”
简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职业联盟的东风了。
可“东风”却难产了……
如果说撤销足管中心，也许只是摸了摸老虎头。毕竟多年以来，足协和足管中心从来都是一个机构的两个牌子。
可成立职业联盟，就是要拔老虎的须子了。
这么说吧，中国足球虽然成绩差，却是体育系统内少数能够自给自足的项目。而足协/足管中心之所以能活得很好，职业联赛的贡献占了大头。
不谈钱的时候，大家都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一谈钱，全都成了韩非子的信徒，厚黑学玩得比谁都透彻。
在职业联盟筹备组中，由于俱乐部的势力十分强大，因此在他们给出的职业联盟章程中，联盟在纪律处罚、纠纷仲裁、裁判管理、俱乐部准入等12个方面拥有“生杀大权”，基本上实现了联盟的“彻底独立”。而足协只是联盟的“特别成员”，不仅没有决定权，就连足协在涉及职业联赛的重大决策，也要职业联盟同意才能推行。
除此之外，联盟成员还按比例进入足协大会，拥有足协35%的表决权。
足协一看这个方案，猛拍大腿：
“坏了，我TM成替身了。”
随后，足协方面也自己筹措的《联盟章程》给到筹备组，这一版的章程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足协作为联赛的所有者，只是将运营权授予职业联盟。因此足协要在各个方面对职业联盟进行监管，而职业联盟的负责人，也要足协来任命。
这两厢一勾兑，一个说城门楼子，一个说胯骨轴子，一个说火车快，一个说剃头刀子快，没打起来就算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了。
当时筹备组成员，上海申花的负责人吴晓辉直接对媒体曝光了职业联盟筹备过程中各方的分歧。而足协方面也是对外透露，称筹备组负责人于洪臣，对筹备组的工作很不满意，其年底评分为：
“不及格！”
就在双方分歧逐渐曝光的时候，主导职业联盟的第三股势力出现了。
2016年10月，体总更换了掌舵人，刘鹏退休，苟仲文上任。
面对筹备组与足协的分歧，新官上任的苟局没有“护短”，直接团战开大，批评足协的工作进度，并明确否决足协想要直接任命职业联盟负责人的提议。
对于苟局的批评，知道内情的媒体人用了两个字来形容：
“恼火。”
苟局“恼火”的结果，是给足协和各相关方划定了两个时间节点：
“2017年1月必须完成职业联盟的章程修订，3月前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必须挂牌。”
体育系统一把手指示后，联盟的筹备进度直接开了二倍速，而且为了更好的协调俱乐部与足协的关系，联盟筹备引入了两位足球投资大佬担任“总舵主”：
“广州富力的董事长张力，上海上港的董事长陈戌源。”
一些人命运的齿轮，开始受到足球改革大潮的冲击。
被足球的大潮首先冲击出局的，是时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
现在来看，很难说清楚苟局的恼火究竟是出于所谓“中国职业足球的大义”，还是有自己的某些盘算。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职业联盟没有在他指定的时间节点成立。其后，负责了足球7年时间的蔡振华被调离。
要知道，当年蔡振华的头顶着“总局最年轻的副局长”的光环来到足协，无论是媒体还是体育系统内部，都觉得他会成为第二个袁伟民。
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
其后，是杜兆才。作为接替蔡振华主管足球的副局长，其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必然是推动前任没搞好的事业。可杜大人上来后的一年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联赛治理整顿，让国字号参加职业联赛等项目中。
至于那个曾让苟局十分“恼火”的职业联盟，至少在那段时间的公开场合里，杜大人没有半点提及。
而“恼火”的苟局，也没再表露出半点恼火。
《潜伏》吴站长说过，总部不关心谁死谁活，总部关心的是局面。
2018年底，杜大人终于想起了职业联盟的事儿，并召集张玉良、张近东等中超投资人开了会。还喊出了“职业联盟将在2019年2月成立”的豪言。
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杜大人也食言了。
其后，又一个被命运的齿轮拖入这个泥潭的人出现了——陈戌源。而老陈的入局，让本就诡异的这件事，变得更加诡异。毕竟这时的足协，很多关键位置都换上了杜大人的人马，比如其田协手下王简出任福特宝公司副总经理，得力助手费建、刘洁分别出任了足协男足精英青训部负责人和市场部副主任。
可此时，老陈被推入了牌局，从职业联盟筹备组的掌舵人，变成了足协换届筹备组的组长，并最终接棒蔡振华，成为了中国足协第十一位主席。
当时，杜大人和老陈的境遇，特别像白云大妈和黑土大叔在小品《火炬手》里的剧情：
“不带这么玩的，这两年了都一直宣传我，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
与杜大人不同，老陈从就任的第一天开始，就高调喊出一定要成立职业联盟的口号，他是大会说，小会说，上央视也说，去新华也说。
结果，老陈也没能走出前任的“时间怪圈”，2019年8月说10月成立，10月说年底成立，年底说明年2月成立……
喊到最后，把自己喊成了狼来的小孩，喊到最后自己锒铛入狱，也没喊来职业联盟的成立。
不可否认，对于职业联盟，老陈绝对是想在自己任内搞起来的。毕竟作为一个正常人，谁都不想体验那种天天在媒体上放话，又天天被记者和球迷打脸的酸爽。
可关键是当年他作为俱乐部代表主导职业联盟，想要从足协手中拿回更多的权力，现在他作为中国足协主席，又想从俱乐部手里拿回更多的权力。最后逼得另一位负责联盟筹备的大佬张力直接站出来炮轰：
“有人不愿放权！”
张力炮轰的第二天，中国足协就在官网上宣布，会“积极推动职业联赛理事会的成立”，但没有提及筹备组，也没有提及职业联盟……
这一局，似乎是老陈赢了。一年之后的2021年，老陈又一次在央视的屏幕上放出一个卫星：
“职业联盟今年必须要完成，不会晚于上半年……”
或许是两年多的足协工作让他认清了中国足球不靠谱的本质，老陈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了一句：“希望我不再食言”。
这回老陈还真就不算食言，2021年7月5日，“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的筹备组正式成立。
没错，成立是成立了，但是还是筹备组。
更诡异的，是这个筹备组的名单。陈戌源的名头是“临时党总支书记”，副组长是前江苏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军，“刘皇叔”从2018年就来到了筹备组，这个任命倒不算意外。
意外的是，另一位为中足联筹备组工作多年的广州富力总经理黄盛华的名字却不在其内。
而筹备组组长的名字，叫史强。
这位史强曾在总局办公厅工作。2023中国亚洲杯组委会成立后，史强担任了组委会秘书长。
亚洲杯组委会的执行主席，是杜兆才。
按照2019足代会后的分工，当时的足协两位负责人，杜负责足球外交，陈负责联赛等内务。
而此时筹备组内，组长是从亚洲杯组委会来的，还有一位成员刘洁，上文也提到过，是杜大人在田管中心的手下。
“都是我的人，怎么和我斗？”
诡异的派系，诡异的任命，诡异的双头并立，诡异的你争我夺。最终都在又一轮的风暴中，全部瓦解。
2025年1月25日，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布，“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已通过民政部的备案，正式以独立社团法人的资格，接管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
中足联将拥有职业联赛的经营权、运营权及收益分配权。在中足联全部16位理事中，有超过半数（9人）是来自三级联赛的俱乐部代表。中国足协则保留所有权与监管权，不再参与运营。
联合会的理事长是李克敏。这是一位中国足球的老熟人，当年天津津门虎遭遇经营危机，濒临解散，正是在时任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的主导下，才得以存活。李克敏的举动让许多经历过主队解散的球迷十分羡慕和敬佩。
而就在这场大会举行前不久，宋凯在足球报发表了他那篇“重走中国足球长征路”的演讲。在演讲中，宋凯云淡风轻的说了一句：
“今年职业联赛我也不管了，管办分离了。”
随后，他就继续谈起了国足和青训，对联赛再未提及。
上周末，中足联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商务合作发布会，宣布与国内外十几家领军企业达成合作。职业联赛的市场化运营正在有序推进，对成立不久的中足联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发布会上，中足联明确表示，提升联赛的品牌形象和商业价值，将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
从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到中超公司，再到职业联盟、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中国足球经历了多少解散、崩盘、犯罪甚至是死亡，终于换来了“中足联”这三个字，和宋凯的一句云淡风轻。
不管怎样，中国足球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至于这开始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从容，还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号角，只有让时间来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