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今年回老家,只准带八千块现金。"妻子郑雅文站在客厅中央,语气坚决地说道。

我拿着银行卡的手顿时僵在半空中。"你说什么?八千?去年光给亲戚们发红包就花了两万多!"

"就八千,多一分都不行。"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不容置疑。

"你到底在搞什么把戏?过年回家怎么可能只带八千?"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

"李鸿志,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她的目光格外坚定,同时又透着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爸妈盼着我们回去,村里人都等着看我们呢,就带八千?让我怎么做人?"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到了你就明白了。"她转身回了卧室,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站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妻子最近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频繁接打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看到我就挂断;偷偷查看我的银行账单;甚至连我们的共同账户都不再让我经手。

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01

我叫李鸿志,今年38岁,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技术总监,年薪百万。

我负责的是公司核心产品的技术架构设计,手下管理着三十多个工程师。

十五年前,我从安徽小县城考入北京一所名校,毕业后在这座城市扎根。

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

如今,我在北京五环内有一套120平的房子,车库里停着一辆价值四十多万的德系轿车。

房子是三年前贷款买的,月供两万出头,对我和妻子来说压力不大。

我的妻子郑雅文比我小三岁,在一家跨国企业做人力资源经理,年薪也有四五十万。

她长相清秀,气质温婉,当初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我们结婚五年,生活无忧,按理说应该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结婚纪念日她会精心准备礼物,我生日时她也会偷偷安排惊喜。

但最近,我隐隐感觉到婚姻出了问题。

不是出轨或者家暴那种戏剧性的大问题,而是一种微妙的疏离和隐瞒。

她开始频繁出差,晚上加班的次数也明显增多。

尤其是临近春节,她突然提出那个古怪的要求——只能带八千块钱回老家过年。

"八千够了,别带太多现金,不安全。"她语气坚决地说。

对于任何一个在外打拼的农村子弟来说,过年回家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街坊四邻都会暗暗比较谁家孩子在外面混得好。

带多少钱回家,甚至直接关系到在亲友面前的体面和尊严。

往年,我至少会准备五万元现金,用于各种开销,这已经成了某种默契。

给父母的红包两万,给侄子侄女的压岁钱五千,还有各种人情往来。

今年妻子的反常举动,让我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为什么今年只能带八千?"我试探性地问她。

"听我的就对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回避着我的目光。

腊月二十五,出发前一天晚上。

我趁妻子去超市采购年货,偷偷去银行取了两万现金,分散藏在行李箱的各个夹层里。

一万藏在外套口袋的暗袋里,五千塞进洗漱包底部,还有五千分散在不同的位置。

"老公,帮我把这些东西装车吧。"郑雅文拎着大包小包回来,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

她买了好几箱牛奶、两盒茶叶,还有一些保健品。

我抢过她手中最重的两个袋子:"你今天买这么多干嘛?老家什么都有。"

"这不是给你爸妈准备的年货嘛,难得回去一趟。"她微笑着说。

我注意到她还买了很多糖果和小零食,像是要分给小孩子的。

表面上,我们还是那个恩爱的夫妻,但我知道她有事瞒着我。

她看我的眼神里总带着一丝愧疚,说话时也不如从前自然。

最近半年,她与老家一个陌生号码联系频繁,每次打电话都避开我。

电话账单显示,她每周至少打三四次,每次通话时间都在十分钟以上。

刚开始我以为她出轨了,但查了那个号码,发现是安徽老家镇上的一个公用电话。

镇政府旁边的那个电话亭,我小时候还用过。

这就更奇怪了,她从小在城市长大,与我老家毫无联系,为什么会三天两头给那里打电话?

她老家在江苏,跟我的安徽老家相距三百多公里。

晚上十一点,卧室的灯已经关了。

我在床上装睡,听见她轻手轻脚地起床,拿着手机走到阳台。

她小心翼翼地拉上阳台的推拉门,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对,明天到,只准他带八千,村里人都配合好了吧?"她压低声音说着。



声音虽小,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能听清楚。

"记住,不能让他发现什么破绽,一切按计划进行。"

我听见她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似乎很紧张。

"钱的事你们放心,我这边都安排好了。"

配合?什么配合?谁要配合什么?

我越听越心惊,但又不敢声张,只能继续装睡,等她回到床上。

她推门进来时,我赶紧闭上眼睛,调整呼吸。

床垫微微一沉,她躺到了我身边。

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在看着我,良久才翻身背对着我。

我的心跳得厉害,脑子里全是各种猜测。

难道她和我老家的人有什么勾当?还是说有什么阴谋在等着我?

02

腊月二十六,大清早,我们踏上了回乡的高铁。

妻子一路上看似轻松愉快,不时给我递水果,嘘寒问暖。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和不安,眼神不时闪烁,时不时看手机。

"媳妇,有什么事瞒着我吗?"我试探性地问道。

"没有啊,能有什么事。"她笑得有点勉强。

"那你为什么一直限制我带钱回家?难道我们经济上出问题了?"我继续追问。

"没有的事,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带那么多现金,不安全。"她开始翻包找耳机,明显想结束这个话题。

火车进站的广播声响起,她松了口气,迅速起身整理行李。

从高铁站到我老家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租了一辆车。

沿途是熟悉的乡村景色,田野,小溪,村庄,就像我离开时一样。

"爸妈知道我们今天到吗?"临近村口,我问道。

"知道,我昨天已经告诉他们了。"她回答得很快,像是早有准备。

车拐进村里的水泥路,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

作为村里少有的大学生,又在北京找到了高薪工作,我某种程度上是全村的骄傲。

每年回来,我都会大方地请客散钱,让父母在村里倍有面子。

但今年,只有八千块钱,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期待的目光。

车还没停稳,院子里就传来父母的声音。

"来了来了!娃儿回来了!"母亲激动地从堂屋跑出来,脸上的皱纹里都是掩不住的笑意。

父亲站在门口,点着旱烟,故作镇定,但眼睛里满是期待。

"爸,妈,我们回来了。"我一把抱住日渐消瘦的母亲,心里一阵酸楚。

"雅文也回来了,快进屋,饭菜都准备好了。"父亲乐呵呵地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

刚进院子,我就注意到了父亲的异常——他的左手似乎不太灵活,拎行李时明显吃力。

"爸,你手怎么了?"我关切地问道。

"没事,前段时间干活扭了一下,已经好多了。"父亲轻描淡写地说。

母亲在一旁插话:"哎呀,你爸这人,干啥都逞强,上个月差点没……"

"行了,孩子们远道而来,咱们先吃饭。"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转身进了屋。

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个眼神,她轻轻摇头,示意我不要再问。

堂屋里,饭菜已经摆满了一桌,都是我爱吃的家常菜。

父母虽然言笑晏晏,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们的笑容有些勉强,眼神闪烁,似乎有心事。

尤其是当我提到要给他们钱修缮房子时,他们异口同声地拒绝:"不用不用,我们不缺钱。"

不缺钱?这怎么可能?

父亲一辈子务农,母亲在村里小学教书,勉强算个体面工作,但工资微薄。

往年他们总是很自然地接受我的钱,说是孝心,不能拒绝。

今年这反常的态度,让我更加困惑。

吃完饭,村里几个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闻讯赶来。



"鸿志回来了!"张国栋大大咧咧地推门而入,后面跟着李小东和王建军。

我起身相迎:"国栋,小东,建军,好久不见!"

寒暄过后,大家围坐在炕上,父亲泡了茶,便借口去院子里劈柴。

"鸿志,听说你在北京当大老板了?"张国栋啜了一口茶,试探性地问道。

"哪是什么大老板,就是个打工的,只不过薪水还过得去。"我谦虚地回答。

"过得去?年薪百万还叫过得去?"李小东笑着说,但眼神却有些异样。

"老李,你小子就别装了,我们都懂。"王建军拍了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

"懂什么?"我一头雾水。

三人对视一眼,忽然变得吞吞吐吐。

"没什么,就是...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张国栋欲言又止。

我感到莫名其妙:"挺好的啊,刚升了技术总监,年终奖也发了。"

话音刚落,三人的表情更加古怪了,似乎对我的话将信将疑。

就在气氛变得尴尬时,郑雅文端着水果走了进来:"几位哥哥,尝尝这苹果,我们特意从北京带来的。"

"嫂子客气了。"三人连忙接过水果,话题也转向了家长里短。

送走发小后,我把郑雅文拉到一边:"他们怎么怪怪的?你到底搞什么鬼?"

"没什么,可能是你太久没回来,大家有点生疏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不信,但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03

晚上,村里的习俗是走家串户,拜年送礼。

我换上一身新衣服,带上准备好的礼品,准备先去拜访几位长辈。

"我和你一起去。"郑雅文牵住我的手,态度坚决。

平时她对这种农村应酬是能推就推,今天却主动要求同行,更加印证了我的怀疑。

来到二叔家,院门却紧闭着,敲了几下才听见里面的应声。

"谁啊?"二婶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

"二婶,是我,鸿志,回来给您和二叔拜年了。"我大声回应。

门开了一条缝,二婶探出头来,见是我们,才把门完全打开。

"哎呀,是鸿志和雅文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二婶的热情与往年无异,但眼神却闪烁不定。

进屋后,二叔正坐在炕上看电视,见我们进来,忙不迭地起身。

"鸿志,雅文,你们可回来了,一路上辛苦了。"二叔笑呵呵地说,但笑容里透着一丝尴尬。

往年每次我回来,二叔家都是我必去的地方,二叔总会拉着我喝酒到深夜,聊村里的大事小情。

今年却格外拘谨,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送礼环节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我拿出准备的礼品——两条上好的烟和一瓶茅台,二叔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哪能收。"

"二叔,这是晚辈的心意,您收下吧。"我坚持道。

"鸿志啊,二叔知道你孝顺,但这些东西太贵了,你自己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二叔语重心长地说。

我日子怎么了?好得很啊!

我正想反驳,郑雅文却在桌下轻轻踩了我一脚,抢着说道:"二叔,您就收下吧,这都是我们早准备好的。"

二叔勉强收下礼品,但一直嘀咕着"这孩子,真是不该"之类的话。

临走时,二婶将我们送到门口,欲言又止:"鸿志啊,有困难不要紧,大家都是一家人。"

困难?什么困难?

我满腹狐疑地离开了二叔家,郑雅文一路上都沉默不语。

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怪事接连发生。

村里往年争相邀请我吃饭的亲戚,今年纷纷找借口推辞。

平日里对我毕恭毕敬的小辈,见了面反而安慰起我来。

最离谱的是,村委会的王主任,原本说好要找我商量捐资修路的事,现在却避而不见。

当我主动去村委会找他时,他竟然支支吾吾地说:"李总,这个事不急,您先顾好自己的事情吧。"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只能把疑惑压在心里。

更让我困惑的是,妻子的行为越来越反常。

每天早上她都会独自出门几小时,回来只说是"看望老朋友"。

明明她在这个村子一个人都不认识,哪来的"老朋友"?

所有的开销都由她掌控,连村里小卖部买瓶水都要她亲自去。

我偷带的两万现金还藏在行李箱里,一分都没舍得动。

不是我舍不得花钱,而是我总觉得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必须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04

腊月二十九,我表弟结婚。

表弟李明今年二十六岁,在市里开了个小超市,找了个本地姑娘。

在我们家乡,表弟结婚是大事,作为表哥,我理应有所表示。

按照老家的规矩,直系亲属的礼金都有讲究,表兄弟之间更是如此。

"至少得随五千吧?"我问郑雅文,这在当地算是体面的数字了。

"去年村东头那家结婚,表兄弟也都是随五千起步的。"我补充道。

"两千足够了。"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怎么可能两千?"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两千?咱俩的面子往哪搁?我在村里什么地位,随两千?"我几乎要发火了。

"人家都知道我在北京工作,还是技术总监,随两千不是让人笑话吗?"

"就两千,我去打个电话。"她拿起手机走出房间,不给我争辩的机会。

她径直走到院子里,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无奈之下,我只好从藏匿的两万里偷偷抽出三千,加上郑雅文准备的两千,准备了五千的红包。

我把钱装进一个新红包里,小心地放进西装内袋。

婚礼当天,村里的礼堂人头攒动,喜气洋洋。

礼堂门口挂着大红横幅,写着"李明、王娟新婚大喜"。

我作为表哥,被安排在主桌,身边坐着几位村里的长辈。

左边是村支书张大爷,右边是退休的老校长王伯伯。

新娘新郎敬酒时,大家纷纷举杯祝福。

"祝你们早生贵子,白头偕老!"张大爷笑呵呵地说。

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在北京的生活。

"鸿志啊,好几年没回来了吧?"王伯伯端着酒杯问道。

"鸿志啊,北京房子都多少钱一平了?"一位长辈问道。

"听说北京房价涨得厉害,你买的早,应该赚了不少吧?"

"八九万吧,我们那片区域。"我如实回答。

"八九万一平?那可不便宜啊。"张大爷咋舌道。

"那你那套得值多少钱啊?"另一位叔叔追问。

"一百二十平的房子,按你说的价格算算..."有人在掰着手指头计算。

"买的时候七百多万,现在估计得一千多万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车呢?开的什么车?"又有人问道。

"德系的,四十多万吧。"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话一出口,我就注意到几位长辈交换了眼神,表情微妙。

张大爷和王伯伯相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一千多万的房子..."有人低声嘀咕着,语气里满是怀疑。

"这孩子,唉..."另一个声音叹息道。

正当气氛变得尴尬时,郑雅文适时出现,给我递了一杯茶:"老公,少喝点,一会还要敬酒呢。"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连衣裙,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她在我耳边轻声说:"今天无论谁问什么,你就说不清楚,或者含糊其辞,不要具体回答。"

"记住了,别再说具体数字。"她又强调了一遍。

我点点头,虽然不明白她的用意,但看她胸有成竹的样子,还是选择了相信她。

"鸿志媳妇真贤惠,给你倒茶呢。"王伯伯笑着说。

"是啊,雅文对我很好。"我配合地回应。

随礼环节,我拿出准备好的红包,正要递给表弟,郑雅文却抢先一步,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了过去。

她的动作很快,几乎是从我手中夺走了主动权。

"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她甜甜地说。

表弟接过红包,客气地道谢:"谢谢嫂子,谢谢哥。"



我悄悄瞥了一眼,发现她递的正是那个装有两千块的红包!

红包上还贴着喜字,看起来早就准备好了。

我的五千红包还攥在手心里,一时进退两难。

要不要再递上我准备的红包?还是就这样算了?

就在此时,表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舅舅走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鸿志,舅舅懂,两千已经很多了,你的心意到了就行。"

舅舅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理解。

懂?懂什么?我一头雾水。

"是啊,心意最重要。"旁边的亲戚也附和道。

婚宴上,我听到几个七大姑八大姨在小声议论:"看来是真的啊,这孩子也不容易..."

"谁说不是呢,表面风光,背地里..."声音压得很低。

真的什么?我怎么不容易了?

"年轻人压力大啊,房贷车贷的。"又有人感叹。

离开礼堂时,好几个亲戚都拍着我的肩膀,一副同情的表情。

"鸿志啊,有困难就说,别硬撑着。"三姑语重心长地说。

"什么困难?"我莫名其妙地问。

"没事没事,三姑就是随口一说。"她连忙摆手。

回家路上,我再次追问郑雅文:"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全村人都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我?"

"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别多想,可能是你太敏感了。"她敷衍道,脸上却写满了心事。

车子驶出村口,她一直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05

腊月三十这天,按照习俗,我和父亲去镇上采购年货。

车子开到镇中心的超市,我拿出银行卡准备刷卡消费。

"对不起,您的卡显示已冻结,无法完成交易。"收银员面无表情地说。

"冻结?怎么可能?"我一脸不可思议。

收银员无奈地耸耸肩:"系统显示就是这样,建议您联系发卡行。"

我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对方告知我:"您的账户有大额异常交易,需本人持身份证到网点核实身份后才能解冻。"

"什么异常交易?我近期没有任何大额支出啊!"我急得直冒汗。

"抱歉,这个信息需要您本人到网点核实。"客服礼貌而坚定地回答。

父亲在一旁看着我着急的样子,欲言又止。

最后,他掏出自己的老人机,从里面摸出一张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用我的卡吧,里面还有些钱。"

我接过卡,心里五味杂陈。

"爸,你们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回程路上,我终于开口问道。

"没有啊,挺好的。"父亲的回答过于迅速,眼神却飘向窗外。

"那为什么村里人对我的态度这么奇怪?就像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一样。"我继续追问。

"可能是你想多了,村里人都很尊敬你。"父亲含糊其辞。

我知道父亲在撒谎,但他向来倔强,逼问只会让他更加固执。

回到家中,我发现院子里停着一辆陌生的轿车,黑色的别克,看起来价格不菲。

"谁来了?"我问身边的父亲。

父亲脸色突变:"不知道,可能是找你妈的。"



进院子前,我听到屋里传来郑雅文的声音:"最后的8000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全部了,请签字吧。"

一个陌生的男声回应道:"好,这笔账就此了结,保证不再来找你们麻烦..."

8000?就是她限制我带回来的那8000?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猛地推开房门。

屋内五人同时转头——郑雅文、父母,以及两个西装革履的陌生男人。

桌上摊着一摞文件和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正是那8000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

五个人都愣住了,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郑雅文最先反应过来,起身想解释:"老公,你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背着我搞鬼?"我怒不可遏,一把抓起桌上的文件。

我翻开文件,映入眼帘的内容却让我瞬间血液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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