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作册奂青铜器组合及其铭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供图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出的外城壕北段遗迹。
鸟瞰琉璃河遗址（资料照片）。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北京琉璃河遗址距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被学界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今年4月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地跨大石河北岸董家林、黄土坡等多个村庄，琉璃河遗址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它也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自1945年遗址被发现，多轮科学考古发掘在此开展，逐渐揭开燕都的神秘面纱。2019年至今，经过系统性勘探、发掘和研究，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又增添了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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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远比想象中庞大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约一个半小时，就可抵达琉璃河遗址城北发掘区。考古探方里，密密麻麻的编号标记着堆积的地层，仿佛历史在不动声色间留下的印记。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来说，“最激动人心”的考古成果就出自这里。
“我们通过历时约三年的勘探和发掘，新发现了外城壕和外城墙，明确了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存在。”王晶站在发掘现场介绍道，根据外城壕的位置推测，城址规模由原来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约百万平方米，“原来西周封国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城址结构。”
此轮考古前，琉璃河遗址已发现一重城墙。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址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可能还存在外城。
2019年开始的考古，探明了北段、东段外城壕遗迹长度约1020米，其中北段外城壕南侧发现了外城墙遗迹。从外城墙向南眺望，约350米开外，便是内城墙北段的位置，二者方向一致。自此，燕都的内外两重城垣，在3000余年后“重见天日”。
两重城垣的明确，在西周封国遗址考古中尚属首次，而在西周王朝中心周原遗址中也存在着相似的城圈结构和城市方向。王晶认为，这说明西周时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国在城市设计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了解西周，不只要了解中心，也需了解封国。燕都的两重城垣是西周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王晶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处在边地的北京逐渐融入中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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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隅之地”到“一国之都”
置身琉璃河遗址，可一窥3000余年前燕都经历的斗转星移。这一切的开端，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营建。这场营建，让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从中原传至边疆，推动了北京地区逐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关键转变。北京地区自此开启了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
在遗址城北发掘区，外城壕和外城墙基址、祭祀坑中的完整动物骨骼、竖穴土坑墓等遗迹彼此交叠，揭示着城墙和城壕从建设到废弃，再被灰土填埋，又被新建墓葬打破、覆盖的过程。
《史记·燕召公世家》曾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20世纪80年代，燕侯墓地出土的克盉、克罍中记载的“令（命）克侯于匽（燕）”等内容，说明太保召公受封后，留在周王身边辅佐朝政，他的儿子克当了燕国的君侯。
然而到底是谁建设了燕都？召公是否到过燕地？这些问题是了解西周分封制的重要线索，仍需考古厘清。
本轮考古，位于城址东南的M1902小型贵族墓出土了作册奂器组合——尊、卣、爵、觯、鼎。这五件青铜器中均铸有含“太保墉匽（燕）”四字的长篇铭文，意为“太保召公来到燕地建设都城”。“太保墉燕”铭文的出现，证明燕都的营建者就是召公本人。
“我们对M1902墓葬进行了系列样品的取样，并进行高精度定年的尝试，揭示了营建燕都的时间范围。”王晶说，“这是北京建城史上最早的出土文献，它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
文图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