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之后，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改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十月革命后，苏俄很快陷入四年内战，且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为争取远东的盟友，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称：“（苏俄）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无条件地归还中国。”
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列宁的两次对华宣言，对于近代以来饱受沙俄侵略、欺压、盘剥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诱惑力。
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人向往苏俄，赞美苏俄，愿与苏俄交好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随着苏俄在内战中取胜，苏俄变成苏联，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继任之后，斯大林对上述两次对华宣言，实际上，都不认账了。
号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仅全盘继承了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而且比沙俄帝国主义走得更远，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东铁路的路权没有归还中国；第二，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没有归还中国；第三，出兵中国的外蒙古，不撤军，策动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1924年从中国独立出去。
其中第一条，便是中东路事件的起因。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是沙俄1986年通过《中俄密约》攫取的跨境铁路，其管理权长期被俄-苏控制。1924年《中苏协定》虽规定铁路由中苏共管，但实际运营权仍掌握在苏方手中。
苏联签了条约迟迟不认账，于是在1929年，借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张学良尝试着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来实施其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1929年3月1日，中方的中东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就中国在中东路的权力问题，向苏方的副理事长池尔金提出严重交涉。苏方不仅不理会，反而进一步霸占了机务、车务、总务、商务、财务、进款6个主要处的处长职务，仅同意将印刷所、图书馆、天文台等次要岗位让与中方。
这个条件就相当于条约依然没有被执行，中方认为苏方毫无诚意，再交涉下去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在南京政府支持下，张学良决定放弃和平交涉的方针，准备以武力解决问题。
5月27日，张学良下令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视总领事及馆员，逮捕正在集会的中东路各站共产党员及苏联驻沈阳领事共30多人。7月11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下令强行接管中东路，解除苏方人员职务，逮捕苏方职员200余人，将包括正副局长在内的60余名苏联人驱逐出中国，是为“中东路事件”。
苏联对此一事件，最初还是表示出愿意和平解决的态度。苏联7月13日的最后通牒里，仍提议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一切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16日的复照态度强硬，表示此举纯粹是因为近年屡次发觉苏联方面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国家社会，反对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致不得不采取适当之措施。此次东北当局之举措，亦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
鉴于中方不理会苏联从速释放被押苏方人员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动的要求，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强硬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进而，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地领事馆纷纷撤离回国，中东铁路苏联职员亦相继辞职或离职。
苏联并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统辖苏联远东地区所有武装力量，以加伦为统帅，开始对东北当局以武力相威胁，包括拘留中国侨商上千人，扣留中国轮船多艘，并派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等。
蒋介石认为，苏联宣布断交并在边境实施武力威胁，必将激起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正可利用这一民气，提升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望，并彻底抑制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的权力挑战。
7月20日，蒋发表致全国将士电，声称：“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它法，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哲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
他一面坚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一面要求东北地方当局对苏方的军事挑衅力避冲突，其基本策略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推动英美等国主导下的非战公约组织和国际联盟出面调停，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1929年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开始。
张学良领导下的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等将领均试图遏止苏联进攻，不过，因为苏联动员新进武器与大量兵力，使东北军在随后被苏军击败，东北多处地方被苏军占领。
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阵亡，士兵伤亡约700余。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
由于苏军随后很快后撤，南京方面坚信苏联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态度上依旧不做妥协。结果，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分东西两路再度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
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其数。
东北西线守军由满洲里、漠河一线，被迫退守海拉尔以东及兴安岭、博克图一线。张学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护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粮。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其中东北军出动十多万，苏联出动8万。
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虽未能于该役获胜，但是积极抵抗苏联红军的态度与立场，让他们获得了中华民国国军首批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战争结局：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另外，中东路事件期间苏联占据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中东路事件是中苏冲突的局部事件。但斯大林等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信号，要求共产国际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行动起来，组织大规模政治活动，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共产国际遂向中共中央数次发出指示，要求加强“拥护苏联”的宣传。
其实，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反应还是相当敏锐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7月12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宣言》接受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东路事件严重性的判断，指出：中东路事件不仅是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行动，而且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号召全党和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
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中央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当作党的中心任务。7月15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
7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应坚决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作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示威斗争，使“反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为群众所了解。
在“中东路事件”中，为了更快地获取胜利，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参与进来。7月19日，苏联把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一边。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信件。这封被称为“十月来信”的信件进一步要求中共“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
对于共产国际的呼吁，中共中央给予了积极响应。7月，中共中央以宣言和通告的形式，表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并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
11月26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口号是“保卫苏联”，但李立三却将之“创造性”发挥成“武装保卫苏联”。相差两个字，蕴含的意味却有天壤之别。
甚至在“中东路事件”已经结束后，12月7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该通告发表时，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不仅如此，在李立三以及之后的王明时期，中共中央将“武装保卫苏联，实行全国暴动”的主张上升成为党的决议。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明等人还没看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依然教条地给全党制定“伟大历史任务”：“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
不过，“武装保卫苏联”还是遭到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的反对。
1927年“四一二”后，中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各地的党组织纷纷转入地下状态，中国工农红军也遵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路，局限在国民党鞭长莫及的偏远山区活动。而按照“武装保卫苏联”的构想，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暴动，并且指挥势力很弱的红军主动向大城市进攻，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冒险行为。
针对此，已经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两封信，对共产国际欲牺牲中国革命的做法深表忧虑。他指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宣传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认为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按理来说，一位共产党员依照程序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不但没有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反而通过正式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出党。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成为“武装保卫苏联”的牺牲品。
毛泽东也不同意李立三、王明等人的错误观点。他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认为攻打大城市是一种冒险。正因为此，毛泽东被批为“保守”“右倾机会主义”，被剥夺了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改任没有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不过，毛泽东依然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异议。1932年初，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出席会议是中共中央代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拒不表态。为了保证这个问题得到通过，会议不得不临时更换主持人。
当然，由于“中东路事件”最终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因此，中共和红军的“武装保卫苏联”主要是停留在示威游行以及宣传的口号上，并没有具体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到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江西根据地，实行战略大退却和大转移。这就是长征的开始，所谓“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就直接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