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编译
导语：
2024年末，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突然垮台，为中东局势再添变数，也使土耳其13年的深度介入迎来关键节点。这个欧亚之交的国家近年发展出独特的外交策略：在不同议题上与不同大国灵活博弈，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发展军工科技等手段提升影响力。但这种“交易式”外交也面临挑战：外交资源透支、经济对外依存加深、与传统盟友关系紧张，甚至在叙利亚战后安排等核心议题上力不从心。这也为其他中等强国提供启示：缺乏健全的国内基础，外交策略可能难以为继。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评论文章，原标题为《土耳其的中等强国困境：交易型外交政策的被忽视代价》(Turkey’s Middle-Power Dilemma: The Overlooked Costs of a Transactional Foreign Policy)，作者是穆斯塔法·库特莱（Mustafa Kutlay），伦敦大学圣乔治城学院高级讲师，伊斯坦布尔政策中心高级学者。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国际秩序日益动荡的当下，中等强国似乎迎来了新机遇。全球地缘格局正变得更加多极化和交易化，不再由美国主导的战后联盟体系或规则外交主宰。巴西、印尼、沙特等国正努力适应这一变化。土耳其也不例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安卡拉日益拉近与传统西方盟友之外国家的关系，例如俄罗斯和中国，同时也努力扩大其在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目前，土耳其的外交使团数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在南高加索、黑海地区、中东与北非等多个冲突地带，土耳其扮演着愈发自信的角色。
以叙利亚政策为例，土耳其在该地区发挥中等强国影响力的方式体现得尤为典型，甚至有时力压看似更强大的玩家。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政府明确反对阿萨德政权，并向反对派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即便在阿萨德依靠伊朗与俄罗斯稳固政权的阶段，土耳其仍坚定施压，尽管导致大批难民涌入，对土耳其南部边境造成安全威胁，政策依然未中断。直到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出人意料地垮台——13年后，土耳其的坚持获得了迟来的回报，安卡拉的对手消失了。如今其支持的反对派力量控制大马士革，安卡拉直接掌握对叙政策话语权。尽管地缘政治局势仍极为脆弱，叙利亚重建也将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土耳其已确立自己为塑造该国未来的重要外部力量。
眼下，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政策似乎暂时奏效。20年前，这些国家的外交成功之道在于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模范成员"。如今，"战略自主"已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如果土耳其和其他类似国家未能充分认识到这种战略自主路径的代价，就可能耗损合作伙伴关系、过度消耗外交资源，乃至模糊自身经济优先事项。将“交易外交”视为中等强国的天然优势，是一种幻想。
走向西方之外的世界
土耳其决策者坚信，多极化趋势正在塑造一个新世界，而土耳其理应积极参与其中。历史上，该国的外交重心集中在近邻及其西方盟友上。自冷战初期以来，土耳其的大部分贸易对象是欧洲，并于1952年加入北约，将国家安全嵌入西方体系。
如今，土耳其与非西方国家的联系迅速增强，拓展全球南方影响力已成为其战略核心。2002年，土耳其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亚洲国家贸易总额仅为与欧盟的一半；二十年后，亚洲贸易量反超欧洲。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则从2014年的212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333亿美元，贸易额增长了50%以上。驻非洲大使馆数量也从2002年的12个增至2022年的44个。作为在非洲谋求"权力掮客"角色的长期战略一环，土耳其政府去年促成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领导人谈判，试图化解两国围绕埃塞在索马里兰建港计划的争端。
与此同时，地区动荡与与西方安全伙伴关系的弱化，促使土耳其大力发展本土国防与航天技术。在政府与私营企业的联合投资推动下，土耳其无人机产业迅速崛起，出口至30多个国家。至2024年，土耳其国防与航天出口额升至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30%。截至2023年，已有三家土耳其军工企业跻身全球百强。
土耳其近年来也在其他领域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对象，意在将土耳其塑造为“联通国家”（connector country）——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投资、交通与能源流动枢纽。2012年，土耳其成为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对话伙伴国。2015年，土耳其正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计划设想打造贯通东亚、中亚、高加索的交通走廊，与“一带一路”共同构建横跨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网络。自2011年以来，土耳其政府通过公私合营模式（PPP），在高速公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等项目上累计投资约1150亿美元，以提升自身作为欧亚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质量。去年，土耳其迈出迄今为止与非西方经济体接轨的最重要一步：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BRICS）——一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新兴国家集团。
经济对冲的代价
在积极建立多元外交伙伴关系的同时，土耳其并未充分评估其矛盾地位所带来的脆弱性。多极化确实可能带来经济机会，但同样意味着风险上升。要想在这一紧绷的钢索上稳步前行，土耳其和其他中等强国一样，必须具备自我节制，并清晰认知自身的战略边界。
对土耳其而言，最核心的关切是“经济安全”。在一个愈加交易化的世界里，中等强国希望在不同议题上与多个大国展开合作，避免过度依赖。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加速碎片化，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挑起贸易与科技战后，许多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土耳其的困境尤甚，其对相互竞争的阵营存在多重依赖，无法承受失去任一方的代价：无论是俄罗斯的天然气、中国的工业制品、欧洲的市场，还是美元作为全球结算工具的地位。
土耳其正在加深与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利益。2024年，土耳其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010亿美元，占其整体对外贸易的近17%。这一结构持续扩大其贸易逆差。然而，土耳其经济增长仍有赖于西方的市场和资本：其对欧盟的出口规模与进口基本持平，近七成外资直接投资来自欧盟与美国。若被卷入贸易战、技术封锁和制裁混战，土耳其或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动荡。
从表面看，贸易与投资多元化似乎是中等强国降低依赖、分散风险的保险策略。但现实中，土耳其迄今仍难以将这一“对冲战略”转化为实际经济收益。这一困境部分源于国内政治不确定性，使外资投资者望而却步。2019至2023年，土耳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530亿美元——相比之下，经济体量不到土耳其一半的越南（另一个“对冲夹缝”国家）同期却吸引了840亿美元。
事实上，要想打造有效的“对冲型”外交战略，首要任务是打牢国内基础。土耳其若希望降低对外依赖、增强经济韧性，必须构建全面的产业政策与强有力的制度架构。它的开放经济虽然缺乏自然资源，但已经实现了重要的市场和产品多样化，并且其民营企业家十分活跃。
然而，土耳其经济的结构强化了其对外依赖，特别是在高附加值产品上严重依赖进口。其制造业出口中，仅有4%为先进技术产品，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9%。
大国关系间的走钢丝
土耳其和其他中等强国寻求“战略自主”的逻辑本无可厚非。但若追求过头，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以来的过度冒进就是前车之鉴：在周边国家和全球伙伴中频繁树敌，导致外交超负荷，资源耗散。自2011年阿萨德政权对示威者发动暴力镇压后，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破裂；2012年因公开支持穆尔西政府，与沙特关系紧张；2013年塞西掌权后，土耳其又与埃及新政权关系恶化。整个十年间，土耳其在叙利亚、移民议题及其他战略事务上与欧盟和美国屡生龃龉。随着这些僵局持续，外国资本加速撤离；安全风险上升令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财政资源用于稳定局势；同时，外交政策也日益卷入国内政治对立，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
当下，土耳其需要在与传统西方盟友的长期关系和与非西方世界接触的战略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是与西方关系，亟需重建。过去十年里，土欧之间的合作越来越趋于交易性，缺乏共同目标与价值基础。例如：欧盟以援助资金换取土耳其阻挡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而欧盟也默许了土耳其民主倒退的现实——这种“交换式默契”逐渐取代了结构性战略合作。
“交易外交，并未真正推动土耳其最紧迫的国家利益”。更复杂的是，土耳其并非一个典型的“非结盟国”。尽管它在积极接触“金砖”及“上海合作组织”，但它仍是北约成员、欧盟关税同盟成员、欧洲委员会创始国以及欧盟候选国。这些制度性关系对其行为设定了现实期望与限制。此外，交易式外交在具体成果上也表现乏力。土欧双方已就升级关税同盟谈判十年，目的是推动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及更深度融入欧洲重组后的产业链。但至今无实质进展。
申根签证制度的改革也迟迟未果，使普通土耳其公民在前往欧洲旅行、经商时面临繁琐障碍。至于乌克兰、地中海东部和叙利亚等地区议题，土耳其与其西方伙伴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稳定的合作机制。
若要打破这一僵局，土耳其或可借叙利亚战后格局重塑的契机，重启与欧盟的关系。尽管土耳其与叙利亚新政府关系密切，但其难以独立承担叙利亚庞大的重建成本。倘若土欧联手，或可在阻止新一轮难民潮、稳定中东秩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前提是，双方都需改变彼此定位方式。
中等强国的抉择
多极世界的崛起，常被视为“中等强国的复兴”契机。传统观念认为，在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制度性约束削弱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可借此突破边缘地位，主动塑造地区和全球格局。要实现这一目标，中等强国应避免卷入排他性联盟，也不必急于“选边站队”，而是可通过“灵活外交”与多方建立平行关系。
正如巴西总统卢拉所说：“我不想选边站。我既要与美国发展关系，也要和中国发展关系，我不偏袒任何一方。”特朗普重返白宫似乎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明确地交易化，优先考虑为特定国家利益服务的交易，而不是对联盟和规范的明确承诺。
这种“看似灵活”的中间路线，其实潜藏巨大代价。尤其对于像土耳其这样外向型依赖高度集中的经济体而言，若缺乏严谨的经济战略，便极易在全球贸易战、供应链中断、科技脱钩等冲击中受到重创。一个主动而强势的外交政策，必须由稳健的国内制度和有韧性的经济结构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外强中干”的困境。所谓“战略自主”也有其边界：若四处讨好、广泛布局而又资源不足，不仅难以形成影响力，反而容易在关键时刻陷入孤立。土耳其和其他中等强国或许将“交易外交”视为当下全球局势中的最优路径，但如果这一策略缺乏现实评估和制度配套，其成本可能会大于收益。
编译：王薪尧
编务：刘佳音
责编：梁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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