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张际春的一首词
作为一名1926年入党的革命家，张际春身上有几个鲜明的标签——
100位开国元勋之一；
党的“七大”时的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
“刘邓大军”三号人物；
“抗大”学员心中的“老妈妈”……
与这些标签相对应的，是张际春曲折而坚定的革命历程。
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走出来的张际春，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两年后的1928年4月，张际春跟随朱德和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从此，他作为一位以思想政治工作见长的革命者，从井冈山走上长征路；从红军大学走进抗日军政大学，又作为“刘邓大军”三号人物，从战争年代走进新中国和平时期。
▲张际春
新中国成立后，张际春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并离世。
对张晓刚来说，发生在父亲张际春身上最遗憾的事情，是“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生命却终止于那场风暴正盛之时，没能亲身感受洗冤昭雪的时刻。
“文革”期间，张际春赋闲在家时，写了一首词。通过这首《踏莎行·忆旧》总结过往并表达心情——
《踏莎行 · 忆旧》
栖凤舟横，青桥人阻。
烽烟遮断郴衡路。
乱兵讨逆托空谈，
汤丸冤案无从诉。
五四风云，七一春煦。
潇湘聆训驱迷雾。
骑田岭下组农军，
井冈山上重开步。
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张晓刚对这首词的后半段做了解读——
“五四风云，七一春煦”，是五四运动和党的诞生。
“潇湘聆训驱迷雾”，潇湘，是指湘江上游就是潇水。聆训，是指张际春在湖南三师读书时，曾在1921年下半年聆听毛泽东的一次讲座，心中关于中国何处去的迷雾被驱散。
“骑田岭下组农军”，指的是张际春亲历的湘南暴动的经历。这里的骑田岭，是张际春家乡附近南岭山脉的一个著名山峰。
“井冈山上重开步”，重开步，是指湘南暴动之后，张际春到了井冈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干部后的经历。
“上了井冈山，又见到当时给他做讲座的老师了，他非常激动。那时候，他有点像年轻学生见到了把自己带上一个新的事业道路的兄长，觉得特别高兴。”张晓刚如是描述其父亲在井冈山上，再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心情。
张晓刚在介绍《踏莎行·忆旧》的写作背景时，讲述了一则故事——
北宋的时候，苏东坡的学生秦观，被贬到了郴州。在郴州，秦观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叫《踏莎行·郴州旅舍》，其中两句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词句中，有点抱怨的情绪，意思是自己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平白无故就被贬到这里来了。但是，这两句诗受到了苏东坡的赞扬。
因为有一个历史名人（秦观）在我们家乡写过这么一首词，当地学生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父亲在“文革”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踏莎行”。
无论是透过写作背景，还是透过词句，都能读出一位革命家在逆境中的“初心”。
从“湖南三师”走上革命道路
1900年，张际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天塘乡罗轸村一户农家。
“湖南那个地方其实挺穷的，附近就是国家森林公园，山高林密，风景优美，但农业并不发达，缺少水利设施，一般人家都要把红薯当口粮。”张晓刚在介绍其父亲的出身时，语言依旧朴实无华。接着，他介绍了张际春的求学历程——
湖南农村宗族制度盛行。我们老家，同一个姓氏的家族都有一个祠堂。祠堂定了个规矩，不管谁家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只要大家觉得哪个孩子聪明，每年会选两三个人，由整个宗族给他们捐学费去读私塾。
而私塾老师会对学生说：“你们谁要是学得好，是全班头三名，可以免学费。”结果，我父亲是那个可以免学费读私塾的学生。
上完私塾以后，我父亲又到县城上了小学。然后，从县城又去了衡阳上了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那时能到三师上学的，也得是本县的好学生。
张际春入读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三师）的时间是1920年。
“父亲上的这个学校非常重要，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那个时候，湖南一师出了很多理论家，湖南三师出了很多实干家。”张晓刚介绍道。
在那个革命潮流势不可挡的年代，湖南三师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在长沙）都是中国革命摇篮。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从湖南一师走出来的革命家。蒋先云、胡世检、黄克诚、曾希圣、江华、伍云甫、张经武等先辈，都是从湖南三师走出来的革命家。
当年的湖南三师，就是如今的衡阳师范学院。正是因为在湖南三师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张际春当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际春入读湖南三师的第二年，党的“一大”召开。
参加“一大”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革命。当时，湖南三师的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是远近闻名了。他非常重视湖南三师的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亲手建立了湘南第一个党小组——中共省立三师小组。
在湖南三师期间，毛泽东还发表了一场题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讲演。这场著名的演讲，成了湖南三师师生共同的记忆——
那是一天晚上，在湖南三师的一间教室里，毛泽东对300多名师生作了一场演讲。他指出，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先后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作领导。
毛泽东发表这场演讲时，张际春也在现场。
“那个时候，湖南三师学生运动组织得非常好，我父亲那个时候也是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听了毛主席的讲座，他觉得眼前一亮，认为中国社会那么多的问题还是能解决的。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被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所吸引。”张晓刚说。“所以他晚年时一直念念不忘‘五四风云，七一春煦。潇湘聆训驱迷雾’。”
据张晓刚介绍，张际春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和同学一起听毛泽东讲座的往事。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张晓刚特别提到一个名字——革命先烈张秋人。当时，为了发展湖南三师的党组织，毛泽东请陈独秀介绍一些革命者到这里任教。1922年8月，张秋人就是陈独秀推荐来到湖南三师担任英文教师。
“张秋人对学生运动组织得非常好。三师学生不是光喊口号，他们的学生组织会帮助贫困学生，学生之间的互助做的非常好。”张晓刚说。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际春受了三年时间浸润。
后来，张秋人去了黄埔军校任教。张际春没有追随其脚步前往黄埔，而是回应一位名叫李文香的革命者召唤，回到宜章县任教。
“当时，还是大革命时期，父亲回到老家去，他还是想从事农民的教育。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张晓刚如是评价父亲的选择。
李文香是邓中夏等革命者的老师，也是宜章县早期革命者之一。早在1922年，他就在宜章县城开设书店推广《新青年》《共产主义》等进步刊物。在1924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在宜章县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7月，李文香当选中共宜章县第一届执委会负责人，起草了《告全县农民书》，在他的领导下，宜章县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
“李文香相当喜欢我父亲，就跟我父亲说‘你得回来帮我办农村教育’。”张晓刚说。李文香心中“让我们本乡本土的农民孩子都能上学”的愿景，令张际春心动，他便回到宜章县，成了李文香任校长的学校一名教师。
后来，在李文香的介绍下，张际春入了党，一边任教一边从事革命工作。
“如果没有‘4·12’政变，我父亲可能就会安安心心当一个农村教师。”张晓刚告诉红船融媒。
遇见朱德，投身湘南起义
在张晓刚心中，家乡宜章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虽然很偏僻，但在当年这里的人民接受革命思想非常快。
正当宜章县和很多地区一样，正在接受轰轰烈类的大革命运动洗礼之际，“4·12”反革命政变爆发。
1927年，随着“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宜章县也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这个时候，宜章县也出现了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还乡团’。”张晓刚介绍道。当年5月1日，李文香惨遭敌人“割耳、挖眼、敲牙”后杀害。
“杀害李文香的还乡团头目，曾经是他的学生。”张晓刚说。他用“大逆不道”“惨无人道”等词语来描述此事。
李文香遇害带给张际春的心理创痛自不必多言，但他无暇抚平创痛。因为，在残害李文香之时，反动势力把悬赏捉拿他的布告，贴在了宜章县城的城门上。
危急关头，张际春带着一些从湖南三师回到宜章县的低年级同学、在宜章县各个学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回到老家的山区，暂避一时，等待转机。
大约半年后，1927年的冬天，这个转机来临了。
“当地有农民运动的种子，农民运动挺活跃。大家不甘于农民运动被扑灭。”张晓刚说。他说的“大家”，就包括宜章县的农会主席杨子达。
杨子达所属的杨家祠堂，是在山那边的广东（现在广东省乐昌市）。一天，杨子达在乐昌县，遇到了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便开始酝酿日后被称为湘南起义的农民暴动。
▲张晓刚
据张晓刚介绍，张际春把湘南暴动当作自己的人生转折点。
“我父亲当了宜章县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必须义无反顾投身武装斗争了。他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一个转折点，也就是‘骑田岭下组农军’。”张晓刚说。“如果没有‘4·12’，他可能就安安心心当一个农村教师了。”
“4·12”是张际春投身湘南暴动的动因，也是蒋家王朝倾覆的根源。
张晓刚在接受采访时，特别介绍了张际春对“4.12”的看法——
“4·12”杀得很多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左派。我父亲曾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因为）“4·12”以后，它就变成地主老财党了。为了迎合国外的各种势力，包括上海那些资本家的势力，把整个中国社会里头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人就给抛弃了。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了。从那以后，这个组织里面就没有活力了，就全是吹牛拍马、贪污腐化，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统治能力和社会感召力了。
在湘南暴动的地火火焰涌动时，张际春毅然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他和县里党组织的其他同志一道，通过办农校、搞讲座、贴布告等方式，在农民中做宣传鼓动工作。作为当时稀有的文化人，张际春做了不少文告起草工作。
在多年后回忆自己这段革命历程时，张际春写了“骑田岭下组农军”的词句。
“湘南暴动，是朱老总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讲述湘南暴动这段历史时，张晓刚特别提到了朱德——
朱老总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既没有组织农民运动的经验，也没有团结青年知识分子的经历，但在组织湘南暴动的过程，他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角色的转变，而且是行云流水一样的转变。
南昌起义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结合，自然而然在朱老总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出自湖南南部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大量都是早先的三师学生进步运动参与者，也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知识分子与基层人民相结合的最初经验。
湘南暴动实际上影响力非常大。当时，把很多个县的农民组织起来完成了湘南暴动。然后，带着这支很大的人力上了井冈山，跟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汇合。
上井冈山的队伍，秋收起义的人不是特别多，南昌起义下来的军人也不是特别多，实际上非常大的一股人力资源，就是组织起来的湖南南部的农民和工人。
“组织农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湘南暴动的时候，真正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跟农民运动的深度结合。”张晓刚说。
湘南暴动过后，朱德、陈毅带领数以万计的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属于原南昌起义部队有王尔琢、林彪、粟裕等；属于湘南各地农民运动领导人的，有胡少海、黄克诚、肖克、陈光等（张际春是中共宜章县委的领导人之一）。
在井冈山上，做古田会议记录者
“到了苏区，或者说整个红军时期，我父亲都在做思想政治工作。”张晓刚如是概括张际春上了井冈山之后的历程。
1928年4月，朱德与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与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那时起，张际春就开启了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生涯。
张际春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就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注。随着时间推移，领导人把许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去做。
1929年12月28日，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召开。在这一关键时刻，张际春不仅起草了许多会议文稿和宣传资料，而且和其他参加湘南暴动青年知识分子完成了古田会议的纪要。
参加古田会议的经历，在张际春日后转变俘虏等工作中，发酵成了超凡能力。由于对古田会议确定的官兵平等、坚决杜绝打骂士兵等原则牢记于心，张际春在解放战争时期改造俘虏工作中严格践行这些原则，收到良好成效。
古田会议闭幕一年多之后，张际春升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是，他的志向不在当官，而是情牵教育工作。
张际春做思想教育工作的起点，是林彪任团长的红28团。
事情还得从红29团说起——
红29团，基本由参加湘南暴动的成员组成。上了井冈山之后，有人就想打回湘南去。这一“打”，红29团就被打散了。
“那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把那么多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红军之后），有的人就特别想家。就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战士，要服从组织纪律，大家共同为一个大目标去吃苦。”张晓刚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说。
亲历了红29团“被打散”之痛的张际春，比一般人更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在部队里，政治思想工作的起点是教育战士。然后，（开始）教育部队里的连长、营长、团长，让大家都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通过教育，共产党建立了一支非常可靠的队伍，然后就可以实现共产党的最终的目标。”张晓刚在介绍张际春的工作任务时，站在全局来看待问题。
很快，红军的教育目标和任务就被提了出来，就是创办军校。
“我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要去军队的学校。”张晓刚说。
1933年冬，张际春被调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由于非常珍视这次工作调动，张际春一直保留着当时中革军委任命他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当政委的任命状。“当时的任命文件，是我们家一个比较好的文物”，张晓刚说。他们兄弟姐妹，把这份任命书保留至今。
▲任命状
遗憾的是，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成立不久，王明就带着那些左倾主义者来到中央苏区。
伴随着左倾冒进问题的积累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在长征前夕，包括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在内的四所红军学校整编为“军委干部团”。张际春被调整到红五军团政治部，随着这支被誉为红军“铁屁股”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
长征途中，从红五军团到红军大学
在介绍红五军团的历史时，有人用了“血染的征程”五个字。这支17000人的队伍，在湘江保卫战中牺牲了5000多人。在此后的长征途中，以红五军团依旧多次殿后。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之后，在四川省懋功县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一标志着重大胜利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一场巨大冲突的爆发点。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两支队伍进行了混编。
一方面，中央对两支部队的部分师职以上干部进行了互相调动；另一方面，红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以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党中央。
在两支队伍混编时，朱德、刘伯承带领红一方面军的几位高级领导干部加入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队伍。
“朱德去了红四方面军，把我父亲也带过去了。”张晓刚告诉红船融媒。
到了红四方面军后，张际春跟随刘伯承进入红军大学。刘伯承担任校长，他担任政治部主任。然而，张际春来到新的岗位不久，张国焘开始实施其分裂行动——让原本已按中央决议北上的红军，掉头南下。
▲张际春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对朱德、刘伯承等中央领导来说，一场反分裂的斗争进入最激烈的时刻。
在中央红军北上时，张际春随朱德、刘伯承等中央领导留在红四方面军。当朱德与张国焘有理有节地进行斗争时，刘伯承和张际春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
当张国焘另立“中央”后，让朱德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中央时，朱德的话掷地有声：“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张际春则和刘伯承一道，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服从中央决议继续北上。
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过程中，朱德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张际春也尽了自己的所能。
“朱老总这个人，是关键时刻特别管用的一个人。我父亲和中央调过去的干部，都站在朱老总身后。”张晓刚说。
在延安，保护了一批四方面军干部
1936年10月，随着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随着长征的结束，张际春进入了自己的延安岁月。
在延安时期，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与中央红军的红军大学整编，成立了新的红军大学。张际春继续在新的红军大学工作。
“到了延安以后，我父亲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四方面军的干部转变思想。这件事，他做得特别好。”张晓刚告诉红船融媒。
▲1937年春，毛泽东与朱德等在延安红军大学合影。前排左二起：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周子昆。后排左一杨得志，三杨梅生，四陈赓，五贺子珍，六姚喆，八肖兴奎，九江华，十谭家述、十一谭冠三，十二刘型，十三张际春。
在讲述其父亲的这段历史时，张晓刚的语气里洋溢着自豪之情——
我父亲跟四方面军的人也熟，因为他是从那里过来的。
帮助四方面军的干部转变思想，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之所以说）我父亲把这件事完成得特别好，（是因为）没有发生以前在革命队伍的肃反。没有特别严厉的处罚，跟我父亲有点儿关系。
要是换上康生，那可就会大不一样了。
我父亲这个人，有一个教书先生那么一股劲儿，他对人比较斯文。他也不是不打小报告，但是打小报告的时候，有坏事跟毛主席他们做汇报的时候，他不会说哪个人特别坏，他会说这个人有什么长处，但是他有些什么问题还还要我们怎么去做工作，就是学生学不好是老师的责任。
保护的结果，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以显现。在抗日战争时期，129师有大量红色方面的干部。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从京冀鲁豫转战大别山，又从大别山转战大西南，他们都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而且英勇善战，战功卓著。
1937年1月，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在这所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张际春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抗大岁月。（张际春的抗大岁月将单独报道）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