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枪，不只是打在腿上，是把他打出了整支部队的编制。
他掉队了，但他没投降。
他没有政权、没有命令、没有武装，却带出一支新队伍。
一场“内部出血”引发的全军覆没
江西南部，1934年，气温开始下降，山里潮，雾重，夜里能听到狼嚎，罗孟文接到命令，红十三团转移，向西洋山方向突围。
人数不到三百，大多是疲兵，重伤，短缺口粮。
他们不是主力，没人盯着，但任务明确：吸引敌军，为主力红军东移制造空隙，这是一次主动出击式部署，等于“暗渡陈仓”。
但罗孟文没说，他知道，只要有人活着走出去，敌军兵力就会被牵制。
问题出在内部，团长陈亦发，突然不见了。
他带走了警卫排和报话机，走得干净，事后才知道，他夜里带人向敌军投诚，带着完整的番号、武器清单、路线图。
第二天清晨，西洋山东口变成了绞肉机。
部队在谷口下山时，山背同时起火，两侧机枪封锁路线，是标准的“十字口袋”，罗孟文发现异常太晚，试图折返，带领两排士兵掩护突围。
没用，后面是断崖，前面是包围圈。
子弹打进右大腿，他倒下那一刻，看见副排长被火烧着冲出去，又被反复打了三枪，整个战斗不到半小时。
200多人伤亡，他成了红十三团最后一位在山口活下来的干部。
西洋山南麓，有个叫大围的小村，三十来户，主要姓邹，靠山吃山，罗孟文拄着木棍，穿过三道山沟，拖着伤腿进村。
他身上没证件，没枪，只有一块红布缠着腿。
村口有布告，贴在晒谷场的墙上，上面有三个名字和赏银额度，“罗孟文，二千元。”有人站在布告前看了很久。
他也看了，那是他自己，但他不能承认。
散兵没散，认人靠一句话
他改了名字，化名“阿火”，说自己是山匠，村里人没细问，战乱时期，谁也不愿多惹事，他住进一间牛棚。
白天躲在稻草堆，晚上出去捡柴、挖野菜。
半个月后，腿伤开始化脓，他自己用火堆烫了一下铁刀，咬牙挑出了弹片，伤口肿得像馒头，他强忍不让自己叫出声。
“不能死，死了这仗就白打了。”
他没去县里，也没去省里，那时的组织，对他来说已经断了线，没人知道他活着，也没人会主动来找他，他知道，要找人，不能靠跑。
散兵就藏在周边山里，不是消失，是分散。
问题是谁还忠诚，谁还敢露头，他换了办法，每天上山打柴，来回穿五个山口，他没真正去找人，而是找“不是老百姓”的人。
第一个人，是在赣县南边一个圩镇遇到的。
那人三十出头，卖柴的，背影僵硬，不像庄稼人，步伐有军人痕迹，手心有老茧，眼神警惕，他认出来了，那人叫刘有沣，东郊区委书记。
他们没拥抱，没握手，蹲在一棵大榕树下，沉默了很久。
“还有人吗？”罗孟文问。“县南还散着几个。”刘说，“你打算干嘛？”“干革命。”罗回，“革命？你现在连锅都没。”刘笑了，“烧炭也干？”
“烧炭正合适，没人查。”
他们开始烧炭，不是因为想活下去，而是要把人找回来，炭棚建在崇山之间，三面石崖，背面林道，一出事就能跑。
第一天，只有他们两个人，罗孟文、刘有沣。
他们没有米，吃的是野薯、苦菜和山鼠，没有被子，就拿柴草盖身，冬天山里气温低过零度，脚趾头肿成紫色。
柴火不旺，炭棚里熏得人咳嗽，但他们活下来了。
炭棚是掩护，他们开始接触附近村庄，找卖柴的，找砍竹子的，找躲在外面的“手脚不对劲的人”，不是光看人，是听话。
每接触一个人，先观察三天，再试着聊天
不是靠任命，是靠信任
失散的兵越来越多，有断了手的卫生员，有烧饭的老兵，到1935年秋，炭棚里已经多了近二十人，炭越烧越多，联络也越来越频繁。
他们在夜里开会，人围成圈，谁都不能坐下。
罗孟文在会上提出一条：“只带能活的人，不管你曾经是干什么的，什么职位，要干就留下，要混就主动离开。”
没人敢提条件，他们不是组织派来的，是自己找上门的。
他们知道，这不是部队，是赌命的集会，他们设了口号，重新分了小组，选出联络员，一支没有番号、没有枪号、没有军饷的小队，开始在赣南山区活动。
他们从烧炭、卖竹器入手，一边送货，一边探人。
1936年，整个赣南山区，在地图上是一片灰，这里没有主力红军，没有根据地，没有广播电台，只有国民党的捕兵令和缴枪令。
但就在这片“真空地带”，一个小型的指挥网络已经成形。
他们不再只是烧炭，他们开始组织培训，教人识图、打旗语、背文件，晚上是会场，白天是炭场，罗孟文每三天巡视一次。
他不骑马，也不挑轿子，走山路，从不惊动村子。
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张手绘的赣南图，上面圈了十一处藏兵点，七个联络站，炭棚被分成东、南、西、北四组。
每组都有联系人，有任务，有警戒。
1937年春，他们召开了一次不公开的会议，地点是赣州南边谭屋村马家洲，这次会议，只有八人，没有会议桌，没有文件，甚至没有椅子。
全程站着，四周埋了三层岗哨。
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西临时省委，没有电报通知，没有报纸公告，也没有上级任命，“我们不是受命于组织，而是代组织立命。”
这是罗孟文说的，他没有哽咽，没有激昂。
他只说了一句：“部队走了，组织不能断，人没了，精神还要立着。”从那天起，临时省委开始运转，指挥赣南十多个地下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线，恢复中断的情报网。
为了活人能过上日子
到1937年末，已有超过二百名散兵游勇重新编入队伍，有十六个秘密据点恢复活动，二十七个骨干重新上岗，五个县出现地下交通线。
1939年，罗孟文走进中央党校大门时，穿的还是旧军装，他带着炭烟味进课堂，听课不记笔记，夜里点油灯，把赣南地图画了又画。
他只关注一件事：“能不能让散兵有枪、有饭、有指挥。”
回到南方，他开始动员抗日，他组织民兵，教人做简易地雷，湘赣边界靠稻田，他就在田边埋伏地桩，国民党拖着不打，日军挑着打。
打不赢，就转移，打得赢，就拉人进队伍。
到1944年，他负责的湘赣边区，已有三百余名青年参加抗日小队，二十七个村开办冬学、农训班。
1945年，他被列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延安开会，他坐在会场后排，毛主席会后见他，“你那几年干得非常好。”罗孟文说：“那是他们撑下来的。”毛主席点头：“以后不只是山里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
建国后，他被调到蛟河县。
他去村里开会，从没讲“阶级”，只说：“你家种多少，我就给你写多少。”然后他调回江西，进政协，分管农村改革。
有人说他是“改天换地的领导”。
他说：“我没改天，我只想让地里长出吃的，让老百姓都有饭吃。”他没过说自己是英雄，他只反复强调一件事：活着，不只是为活命，是得为百姓们干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