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古文可笑的逻辑

一些古文有可笑的逻辑，似乎论证比较严密，让人颇为信服，实际内在的逻辑却没有那么严密，甚至有着道德说教，凭借权力来推行，而不是凭借逻辑论证来取胜。

古代很多写文章的人只是琢磨如何遣词造句，如何谋篇布局，却没有进行严格的逻辑学训练。写文章，可以讲求内在的逻辑，但文章内部的逻辑到底合不合理，还是一个未知数。古代写文章的人大多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而这种思想是被统治阶级改造了的思想，有着愚民的属性。《大学》开篇写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写作《大学》的儒生们总是认为自己认识的是对的，而且以自己的认识概括所有人的认识，等于以偏概全，却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还要让后世的儒生们都要认识到，让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虽然有着彰显教化的意思，让人们从善，专心致志地学习，而且有修齐治平的理念，但这种逻辑论证看似严厉，实则漏洞百出。知止不一定有定，定不一定能静，静不一定能安。以此类推，前提错了，后面所有的论证就都错了。人有了目标，有可能朝着目标去努力，也有可能在努力的过程中颓唐弱智，或者被困难战胜，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目标。

至于修齐治平的理想，更是荒谬至极。治国和平天下是君主以及臣子做的事，不是普通书生做的事。虽然普通书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甚至以后有可能做到朝中大臣的地步。但他们大多做不到朝中的大臣，即便有修齐治平的理想，空负报国之志，也不一定能实现愿望。李白慨叹“天生我材必有用”，也只算一个诗人，却不能治国平天下，即便做了官，也被官场的人士排挤，最终不到两年就逃离长安，到天下云游去了。其他的书生大多也有这方面的心态，就是怀才不遇，以为自己有天大的本事，却往往生不逢时，其实没有获得机遇，也没有看到权贵统治天下的现状。书生有知识，有文化，不一定能成为权贵，而权贵从小就进行教育方面的培养，有知识，有文化，不能本末倒置。知识和文化成了古代权贵和普通人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除非普通人从小开始学习，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甚至农民要花费三代以上人的努力，才能培养一个书生。书生从小就确立修齐治平的理想，怎么说都是一种笑话。修身齐家还能说，治国平天下基本上不能实现。《大学》中论述的修齐治平的理想显得那么高大上，那么无懈可击，其实不过是诱导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而已。有了理想不一定能实现，尤其是过于高远的理想，很容易让人丧失信心，甚至让人沦为功利之徒。

董仲舒说过：“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看似逻辑很严密，有着《大学》那样的逻辑，其实仍然禁不住推敲。有几个皇帝正心以正朝廷的？大多都是吃喝玩乐，贪图享受，最终弄得朝堂乌烟瘴气。即便有皇帝正心以正朝廷，也不一定能纠正朝堂腐败的风气，不一定能正百官，就更别提正万民了。尤其是前代皇帝，把朝廷和天下弄得乱七八糟，新上任的皇帝即便拥有雄才大略，想着拯救天下，也不一定能够奏效。更何况新上任的皇帝也带有认知偏见，甚至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呢？茂陵徐生说霍光的败亡：“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一个人的认知总是有限度的，以自己的认知来分析事物，难免偏颇。徐生这种分析就是偏颇的分析，虽然有明确的逻辑性，但这样的逻辑性偏偏不可靠。

奢侈的人就一定会不逊吗？不逊就一定会侮上吗？当然不一定，说霍光掌权很久，想要谋害他的人很多却是真的。即便他老老实实，不想篡夺皇位，也仍然会被很多人诟病，因为很多人想获得他的权力，或者想通过他手中的权力办私事，而他并不允许，得罪的人就多了，当然难免被害。前面的逻辑不合理，后面倒说出了一点实情。古文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逻辑似乎都是从《大学》那边引出来的。《大学》的逻辑就错了，误导了很多儒生，以至于后代很多儒生写作的时候，会引用其中的逻辑，行文似乎逻辑性很强，实则经不住推敲。在一环套一环的逻辑论证之下，儒生很容易被绕进里面，也很容易信服这样的逻辑。就好像人们要论证一步登天一样，先要做好台阶，然后顺着台阶往上走，只要持续努力，就可以一步一步登天。这种逻辑看似无懈可击，其实忽略了登天的客观难度，以为只要材料足够，只要人有信心，就可以登天。其实材料不够，人的寿命也有限，不可能通过筑台阶的方式登到天上去。但古人的逻辑论证大多都是这种模式，而且让很多儒生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