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军少将，坐上谈兵、剿共先锋。
但一次秘密会议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从此，他成了红军的“内应”，用一支笔、一瓶药水、四本字典，救下了整整8万6千条命。
——《壹》——
谁是莫雄
广东南海人，1891年生，留日归来，扛枪革命，他见过尸横遍野，也见过口号沸腾。
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北伐的干将，是蒋介石亲自提拔的旧部，在那个乱世，他活得风生水起。
但故事不是这样讲的。
1927年，蒋介石清党，南昌、广州、武汉一一变天，莫雄站在长沙，手里拿着命令：剿共，限期平定，他盯着命令看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他撕了命令，把自己关进屋子三天没出来，第四天，他悄悄去了上海。
这一年，他39岁，国民党少将，兵权在手，但在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小公寓里，他第一次接触了中共的地下组织。
介绍人叫项与年，一口湖南话，年轻、谨慎、眼神锋利。
再后来，他见到了刘哑佛，一个听起来像笑话、其实谁都笑不出来的名字，他们谈了一夜，没有信仰争执，也没有革命理论，只讲一件事：眼下的中国，谁才是真的“救命人”。
这是莫雄人生第一次“叛变”，没有枪声，没有口号，只是一个念头改变了方向。
——《贰》——
打进敌营
1933年，江西，蒋介石亲批，任命莫雄为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是重用，也可能是试探，因为这个位置——前线，剿共中心，弹痕累累。
莫雄接下了，没有犹豫，他带了自己的心腹，换了一套旧军服，轻车简从进入赣北。
第一件事不是剿共，而是换人，他把原有保安部队整编，表面是调整部署，实际是清洗亲蒋势力，他提拔了一批“生面孔”，很多人档案不明，来历含糊。
但他们服从命令，不说废话，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全部被安插进保安系统。
第二件事，是演戏，1934年春，赣北战区接到命令，联合国军主力清剿中央苏区，莫雄表态积极，动作迅速，一个月时间，他带兵攻打三县，缴枪、抓人、烧村。
表面战绩斐然，但真实情况完全相反。
他提前通知红军部队转移，安排路线绕开主攻方向，他打的县都是空壳子，宣传大肆渲染，战报层层上交。
蒋介石批示：“赣北剿共有力，莫雄可嘉。” 实际上，没有一个红军营地被打穿。
这不是普通的隐蔽行为，而是“演剿救军”，他戴着国民党帽子，却一次次帮红军脱身，演得久了，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如果有一天露馅，自己会不会被枪毙三次。
——《叁》——
庐山之后
1934年9月，庐山，会议室密不透风，蒋介石坐在首位，身边是老将新贵。
墙上挂着地图，标红的区域是中央苏区，每个人都拿着笔，记录的不是会议纪要，而是剿灭计划，“六路合围，三十天结束战斗。”
这不是商量，是命令，铁丝网、地雷阵、碉堡群，从南昌到赣州，线画得密密麻麻，层层推进，掘地三尺，蒋介石点着地图说：“让他们插翅难飞。”
莫雄坐在角落，不说话，他知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部署。
这是要全歼红军主力，不留活口，红军总部、军团机关、甚至家属、幼儿园，全部在苏区，一旦计划执行成功，就是红军的终点。
会议结束后，所有文件被回收销毁，蒋介石点名要“绝对保密”，每位与会者都签署军令状，若泄密，军法处置。
那天晚上，莫雄回到驻地，他在房里坐了一夜。
窗外没有月亮，他拿出四本英文字典，用药水一笔一划抄下全部作战计划，肉眼看不见，只能用特殊溶液显影。
药水是他早年从日本带回的特工工具，藏了十年，这一晚终于派上用场。
第二天，他把四本字典包好，交给一个人——项与年，项与年接到字典，没有多问，他只是点了点头，转身离开。
他没有坐车，也没走官道，他换上破衣服，拔掉几颗牙齿，在脸上抹了泥，用鱼骨刮破手臂，看起来就像个南下讨饭的伤兵。
从庐山到瑞金，封锁线密布，岗哨林立，他走小道，翻山越岭，白天躲进山洞，夜里才赶路，遇到巡逻队，他装疯卖傻，甚至一次躺进粪坑里熬过搜查。
他身上只带了一块干粮，一瓶水，四本字典，用破麻布包着，贴身藏在腰间，饿了，就吃草根，渴了，喝山涧水。
他用了六天五夜，走了三百多里路，把字典交到了瑞金中央军委。
接头人是周恩来总理，他看到字典，沉默半小时，然后拍桌起身：“立即通知主席！”
毛主席看完情报，整个人定住了，他不是第一次面对包围，但这是头一次，从敌人核心拿到一线计划，地图、阵地、推进时间表，甚至各路兵团编号，都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一切，是长征。
并非仓皇逃跑，而是有准备的突围，莫雄送出的字典，让红军避开了重兵封锁，找到了突破口，周恩来总理说：“这条命，是用很多命换来的。”
——《肆》——
回归与误判
1949年春，广州，南方战线已经明朗，广州即将解放，毛主席突然交代一句话：一定要找到莫雄，叶剑英亲自接到指令，通过香港渠道展开秘密搜寻。
莫雄此时住在香港，靠一点积蓄过日子，听说有人找他，他没有惊慌。
只是坐下，把一个铁盒从床下拿出来，里面是当年那瓶药水、两本未用的字典，还有一封信——是红军留给他的，签名，周恩来总理。
他没有犹豫，回大陆，在广州，他第一次公开见到了叶剑英。
没有寒暄，只是握手，沉默，叶剑英说：“主席说，你是我们的人。”一切仿佛尘埃落定，但两年后，变故突起。
1951年，广东，莫雄被捕，罪名是“潜伏国军高级将领，身份不明”，审讯者不认识他，材料上只有一行字：“曾任赣北保安司令，参与多次剿共。”
没人查证他送出过“铁桶计划”，也没人知道他曾演过多少“假剿真护”。
判决很快，死刑，临刑前三天，消息传到广州，叶剑英大惊，连夜发电报：“枪下留人！”再电北京，亲自向毛主席汇报。
第二天，枪决取消，莫雄脱险，但身体已极度虚弱，头发半白，后来，他被安排在广东省参事室任职。
1956年，北京，莫雄第一次正式参加国庆典礼。
他站在人群中，看着天安门的红旗，久久不语，人群中有人认出他，是项与年，他们在观礼台上握手，没有拥抱，只是静静站着，看烟花炸开。
1980年，莫雄去世，他不是典型的“红军”，也不是传统的“叛将”。
他没有拿起枪为红军作战，他做的，是一件更难的事——在敌人的会议桌上、指挥部里、文件堆中，藏下真相，送出命脉。
那四本字典，改变了一场战役，也改写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命是我自己交出去的，拿不回来。”他没有在烈士名录里，却救了8.6万人。
这就是莫雄——一个没上战场，却赢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