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大家都会佩服于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展现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毛主席得以在部队里有了足够高的威望。
不过如果了解了这段历史，很多人会知道其实有不少人在一开始并不认可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一部分人甚至还公开在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但后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改变了想法。
其中有一位干部名叫凯丰，他甚至曾经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批评毛主席“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会用《孙子兵法》打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凯丰的人生后来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在讲述这件事情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凯丰的人生经历，如果不了解这些，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有胆量公开在会议上反对毛主席。
凯丰的老家是江西省萍乡市，虽然家境一般，但他还是幸运的上了学，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他先是在私塾读书，后来进入萍乡中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很多人，开始接触社会，感受到了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思想上萌生了努力读书，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想法。
正好当时革命浪潮正在席卷全国，他也受到触动，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他和同学们一起读了《语丝》、和《新青年》等新思想刊物备受鼓舞，决定以实际行动投身到革命浪潮中，主动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武昌师范大学团支部书记。
因为他善于学习且能言善辩，所以组织上决定培养他，1927年安排他去莫斯科深造。留学期间，他认识了不少有志青年，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中央苏区临时负责人的博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博古也非常认可他的才华，有心帮助他，等到他回国后，正式介绍他入党。但令他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敌人抓进了监狱，组织上得知消息后，及时设法营救，他才躲过了人生大劫。
出狱后，他担任了上海《东方青年》的主编，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大力开发东北，准备利用东北的粮食和矿产资源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然而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凯丰对此感到愤懑，在《东方青年》上发表文章，痛斥“不抵抗”政策，呼吁大家一致抗日。
后来上海的党组织被敌特破坏，凯丰也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工作。因为他写作能力突出，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主力被迫战略转移，走上长征路。
他也随军行动，担任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兼红九军团代表，是当时红军部队的高级干部之一，但他当时并未认识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更正确，依然支持博古。
1935年初，红军终于渡过乌江，暂时避开了敌人的追击，可以静下心开会讨论问题了。
在遵义会议上，军政干部们齐聚一堂，反思了红军失败的原因，大部分干部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主张让毛主席负责军事指挥。对此博古不甘心失去指挥权，于是安排凯丰等人去游说聂荣臻等将领，让他们不要支持毛主席，但此举遭到了聂荣臻等人的果断拒绝。于是凯丰情急之下，在开会的时候公开指着毛主席，激动地说：“你懂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不过是靠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罢了！”
此话一出，会议气氛颇为紧张，但毛主席却没有激动，冷静的反问了一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共有几章？”这一句话直接把凯丰给问住了，他根本答不上来，因为他确实没读过。
而且毛主席这句反问其实也给凯丰一个台阶下，把权力斗争问题降级为读书学识问题。他当时愣了愣神，清醒了过来，没有再说其他的话。
周恩来和聂荣臻等人谈及此事的时候，都一致认为凯丰人品不坏，只是头脑不太灵活，书生气太重，对此毛主席也心知肚明。所以博古失去指挥权后，凯丰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依然担任原职，只是失去了红九军团代表身份。
后来毛主席带领红军打赢了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一次次的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凯丰的想法也发生了转变，开始钦佩毛主席的军事才华，后来他找机会公开在会议上向毛主席道歉，表示：“我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发表的不当言论，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
在张国焘试图分裂红军队伍的时候，他撰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成为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人，于是毛主席任命他担任中央宣传部负责人。
全面抗战打响后，他在前线积极奔走，成为抗日宣传工作领域的干将。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等职务，在朝鲜战争时期，他为解决志愿军后勤问题付出了很大努力。
1952年11月，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然而他却被查出肝癌晚期，无法开展工作。
毛主席得知后，安排北京最好的医疗专家为他诊治，他在病床上再次提及遵义会议的事情，毛主席担心他想太多，影响疗养，专门派人给他传话：“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要向前看。你好好接受治疗，希望能早日康复。”但受制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再加上疾病进入晚期阶段，1955年3月凯丰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