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听说纪念堂选址定在天安门了？”1976年深秋的北京街头，两个裹着棉袄的工人蹲在建筑工地的石料堆旁抽烟。叼着旱烟袋的老木匠眯眼望着广场方向：“可不是嘛，昨儿指挥部开会，说要把毛主席安放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这段市井对话被《人民日报》记者记录在当月的内参中，成为后来人们追溯毛主席纪念堂选址的重要民间记忆。
1976年的寒风格外凛冽。9月9日凌晨的噩耗传遍神州时，长安街头的早点摊主刚支起油锅，晨练的老人们举着收音机呆立当场。天安门城楼下的警卫战士回忆，那天执勤换岗时，所有人都把帽徽擦得锃亮。在举国哀恸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关于永久纪念毛主席的议题被郑重提上日程。
选址争议远比外界想象的激烈。香山方案最先被提出。站在双清别墅旧址眺望北京城，选址小组的工程师们反复丈量着地形图。但负责安保的汪东兴深夜驱车实地考察后，对着盘山公路直摇头：“老百姓要来趟香山，得转三趟公交车。”景山方案同样遭遇现实困境，北海公园的管理员私下嘀咕：“游客量再翻三倍，怕是要把五龙亭挤塌喽。”最终打破僵局的是建筑大师张开济，他在方案讨论会上用红铅笔重重圈住天安门广场：“这里每天有十万群众经过，毛主席应该看着他们上班下班。”
1977年5月2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纪念堂主体结构封顶的消息。很少有人注意到配图角落里的细节：三十名石匠正在雕琢汉白玉栏杆，他们的工作服上沾满延安青松的碎屑。来自台湾的雪花白大理石在基座处拼接时，现场监工的军委代表特意嘱咐：“接缝要对得比地图上的海峡更精准。”当西藏运来的花岗岩抵达工地时，负责验收的藏族工程师次仁多吉跪地亲吻石料，这个瞬间被新华社记者抓拍，成为民族大团结的经典影像。
9月9日清晨的露水未干，天安门广场已聚集二十万群众。叶剑英元帅拄着枣木手杖踏上台阶时，特意摸了摸门廊立柱的榫卯结构。华国锋在揭幕仪式上的讲话稿修改了十七稿，最终定稿时他亲笔加上了“要让八岁的娃娃和八十岁的老人都能看懂”。邓小平在签名簿上留下力透纸背的字迹后，转身对李先念感叹：“这个位置选得好，老人家能天天听见长安街的自行车铃声。”
五位领导人步入瞻仰厅的脚步轻重不一，却保持着同样的节奏。水晶棺四周的射灯亮起时，汪东兴突然抬手整理军装风纪扣——这个细微动作后来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保留在胶片中。华国锋凝视遗容的时间最长，据警卫员回忆，他走出纪念堂时说了句：“主席书房那盏台灯，该换新灯泡了。”这句话后来被解读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
纪念堂开放首月接待量突破百万，售票窗口贴出的告示写着“每人限购两张”。来自韶山的农民参观团凌晨三点排队，他们挎包里装着自家种的朝天椒和晒干的茄子条——这些都是毛主席生前爱吃的家乡菜。有意思的是，建筑工地的炊事员老周成了义务讲解员，他总爱指着穹顶的鎏金花纹说：“看见没？这图案是我家二小子描的底稿。”
当历史翻过这特殊的一页，那些花岗岩基座上的凿痕依然清晰可辨。每天清晨，仪仗兵擦拭立柱的身影与升旗仪式同步，长安街的车流在纪念堂投下的阴影中川流不息。门口那棵从湖南移栽的香樟树，如今已长到三层楼高，枝叶间漏下的光斑洒在排队人群的肩头，仿佛在续写四十多年前那个秋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