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标识性概念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一定的时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一来回应了文化发展的迫切问题，二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定位，可谓恰逢其时。
百年来，各种外来思想如潮水一般，来时汹涌，雁过无痕。只有马克思主义，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灵，由外在转为内在，成为面对现实和发展问题的大道理，稳步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相应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发、熔铸和提升，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历史生成、契合之理进一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走向“内在”和“内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获得真正的现代形态，经由结合造就的有机生命体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新形态。
「历史生成」
“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把它放到近代以来尤其是我们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要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变迁、内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和合共生。它需要我们对其间的生成逻辑有充分关注和体认，包括从君子人格、民本思想、天下观念三个维度去梳理结合论意义上的转化融合及其内涵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人格的地位非同一般。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往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也在强调人格、德行的圆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一度遭遇否定和批判，有识之士逐渐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使中国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君子人格的追求和观念并未中断，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代共产党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毅“中夜尝自省”以便“改正再前行”；谢觉哉要求与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这些被继承发扬的心性修养和人格追求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转化和升华，赋予包括历史使命感和牺牲精神在内的新阐释。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论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含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意识相为应和，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接续民本思想传统。改革开放以后，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物质主义倾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的评价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民，让古老的民本观念获得现代诠释。
在传统中国，天下远不止于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天下，乃苍生之所在。近代以来，天下观念逐渐转化为民族意识。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为主旨，及至五卅运动引发各阶层反帝浪潮。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始终坚守反帝立场，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民族意识又包含世界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体现了一种与民族意识相伴随的世界意识。
当然，这个历史渊源还有待深入挖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包括上述提到的一些核心价值理念的两相融合，既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我们党主动自觉建构的理论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炼了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即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立足鲜活生动的实践，进一步总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经验、做法和规律性认识，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内在机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和平、稳定、和谐的治道和政道传统，成就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脱胎于以欧洲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同时是对遭遇发展危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回应，是超越资本主义、指向未来更高社会形态的先进思想。二者之间，不仅存在时代差异和古今之分，也有文明差异和中西之分。但就它们超越各自的时代局限和文明传统而言，又都具有突破既定历史和时空的价值，在“科学的普遍原理”和“不易的正常之道”意义上实现同道和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激发、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更好地与当代中国实践相适应、与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其中，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念、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激发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人际伦理和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激发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君子人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熔铸和再造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其中，毛泽东思想所强调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升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实事求是”的人品和史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念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追求动态平衡的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意味着被马克思主义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回应、影响并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内在”和“内生”。比如，熊十力的“新易学”、马一浮的“新经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回应”。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启民族文化自觉的新时代。用仁义理想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以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中道的智慧和动态平衡的方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造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意味着植根中华文化沃土，是朝向中国本土的思想创造；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进而实现“新生”和“复兴”，本身也意味着历经马克思主义的激活，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蓬勃生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行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也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从自身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出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叙事。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由科技而政治而文化的层层冲击，凸显的恰恰是传统文化既被迫改变又以变应变的两难困境。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中，我们进一步形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和坚定信心。坚持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求我们站在中国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真正讲清楚中华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道理——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也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守正创新，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凯锋）
原标题：《学林随笔｜黄凯锋：经由“第二个结合”，造就“中国马克思主义”》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发（尼库摄）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黄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