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柬埔寨西北部的小县马莱静悄悄地热闹了一回。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跟拍，没有国际记者蜂拥而至，但现场的红酒是法国空运来的，啤酒是英国喜力，乐队是从泰国请的，新郎是马来西亚大学的高材生，新娘则有个特殊的身份——她是波尔布特唯一的女儿。
就是那个让柬埔寨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地狱般炼狱的人，那个在红色高棉统治下造成近四分之一国民死亡的男人，他唯一的骨肉后人，在2014年举办了一场看起来温馨又奢华的婚礼。
她叫悉多，一个源自印度史诗的名字
1986年，波尔布特已经远离政坛，他在柬泰边境小城过着游击队式的隐居生活，但他仍然是红色高棉残余力量的“精神领袖”。
那一年，他和比自己小很多岁的第二任妻子棉素碧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悉多，源自《罗摩衍那》中的贤妻——悉多·德维，一个在苦难中依然坚韧的女性。
也许，那时的波尔布特对女儿寄托了某种幻想：如果自己无缘救赎，至少她可以活得平凡而体面。
悉多出生的那年，柬埔寨已彻底抛弃红色高棉，整个社会仍在疗伤。
1998年，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去世，死时没有任何官方认可的身份，尸体草草火化，连坟墓都没有人敢去扫。
他死后，棉素碧和年幼的悉多成了众矢之的。这个时候，一个叫狄坤纳的人站了出来。
狄坤纳，波尔布特的贴身助手，多年来对他忠心耿耿。他娶了棉素碧，也主动承担起养育悉多的责任。
为了女儿的安全，狄坤纳做了一个决定：给她改名，送出国。
新名字叫索帕泽达，听起来和普通高棉女孩没什么区别。从那以后，她就成了“另一个人”。
她被送往马来西亚读书，接受的是英语教育，学习的是英国文学。和柬埔寨主流社会断了联系，也避开了媒体的目光。
这一送，就是十多年。
很多人以为她会永远留在海外。但没有。
读完硕士后，她选择回到柬埔寨。没有公开“洗白”，没有改写过往，而是悄悄地进入了父亲老战友创办的企业，做事低调。
有人说她是为了躲避身份带来的争议，也有人说是养父安排好的路，但从她的言行来看，她并不忌讳谈过去。
2014年婚礼时，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在柬埔寨定居。她的回答是：“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想留在这里生活。”
那年婚礼办在柬泰边境的马莱县，不是首都金边的五星级酒店，也不是显赫的王宫，而是一个风景普通的小地方。
但细节透露着不凡。
红酒是法国进口的；
啤酒是英国喜力；
乐队是从泰国请来的；
宾客里，不乏柬埔寨金融界和地方政府的熟面孔。
但也有人没有来。波尔布特的哥哥姐姐，明确表示拒绝参加。
特别是波尔布特的姐姐，曾经嫁入王室，在婚礼前公开表示：“我不愿跟他有血缘关系。”
连侄女结婚这种大事也拒绝到场，这份切割有多决绝，可想而知。
说句实话，在柬埔寨，说波尔布特是“千古罪人”，一点也不过分。
1975-1979年短短四年间，他推行农业极端共产制度，让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制造了当代亚洲最惨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砍掉知识分子、废除市场、强迫劳改、集体饿死……
连他的亲人都无法原谅他。
四哥沙洛特僧的儿子死于红色高棉清洗，被他一生断绝往来；
姐姐沙洛特隆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父母还活着，会为这个儿子感到痛心。”
她甚至公开表示，自己的孙子称波尔布特为“卑鄙的布特”。
这不是外人说的，是至亲之口。这种割裂，真是比仇人还绝。
回到悉多的生活，她能够有现在的身份，很大程度得益于她的养父狄坤纳。
这个男人曾是波尔布特的战友，但后来却成了柬埔寨商界的重要人物，是银行董事长，也是农产品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
他为悉多铺好了回国路，也为她挡下了政治风暴。
悉多在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会留在柬埔寨，协助父亲经营公司。”
她已经成为一名银行高管，在金边拥有自己的圈子和事业。
但她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更没有社交媒体。关于她的新闻也寥寥无几。
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她怎么看她的父亲？她愿意承担历史的原罪吗？
但到目前为止，悉多从未公开评论过波尔布特。
人们总希望她能表态、忏悔、赎罪，仿佛她的几句话就能洗净父亲留下的血。
但她从没参与过那场屠杀，也不是红色高棉的一员，她只是在那个时代出生，被命运推着走的一员。
她没有借波尔布特的名号去换特权，也没有利用身份搞宣传，更没有在国际上找机会出头。
她的婚礼虽然奢华，但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政治意味。
连她的丈夫——大学同学西威驰卡——也是普通人出身。他们的婚姻，没有王室背景，没有门第纠葛，只有两人共同生活的决定。
这或许才是她对过去最好的回应。
在波尔布特的阴影下，她没有喊冤，也没有抬头。
她安静地走过自己的路，用十几年时间，把自己从“波尔布特的女儿”，变成“金边的女银行家”。
我们无法选择父亲是谁，但可以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参考资料：
《华盛顿邮报》关于红色高棉历史的系列报道，2000-2010年。
《柬埔寨现代史》，吴哥学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