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常，听说你要去钢厂了？”1954年初春的上海乍暖还寒，司机班的王德发递过搪瓷茶缸，热气在两人之间氤氲。常志刚摩挲着方向盘上磨得发亮的皮革，望着后视镜里照见的十年光阴： “组织安排，总得有人去新岗位。”
这个被战友们戏称为 “铁皮匣子里的活地图”的山东汉子，确实到了人生的岔路口。自1944年参军算起，他给陈毅开车的第十个年头，恰逢国家建设重点转向工业领域。当陈毅赴京履新副总理时，这个开过吉普车、修过美式卡车、趟过淮海战役炮火的汽车兵，即将面对全新的考验。
1938年济南沦陷那年，15岁的常志刚在舅舅的修车铺学艺。那时的他恐怕想不到，沾满机油的手指将来要握的不仅是方向盘。日军占领下的街头，偷学驾驶技术的少年总要多长个心眼——既要防着日本宪兵的盘查，又得提防伪警察的敲诈。 “方向盘往左打半圈，油门轻点。”舅舅教他倒车时的叮嘱，倒成了他后来穿越封锁线的生存法则。
1945年参军时，这个能把道奇卡车拆成零件再装回去的 “铁疙瘩”，在司机班里显得格外扎眼。粟裕视察运输连时，特意试坐过他开的车。车子刚过壕沟，将军突然发问： “小鬼，要是遇上空袭怎么办？”常志刚握着挡杆的手纹丝不动： “报告首长，左边土坡能当掩体，右边河沟能熄火隐蔽。”这回答让粟裕转身对参谋笑道： “这个兵，脑子里有张活地图。”
真正让常志刚在军史留痕的，是1948年济南战役期间的惊险一幕。当时他载着谈判代表过河，湍急的水流漫过吉普车底盘，国民党军官在岸上阴阳怪气： “共军的车怕是要喂鱼咯！”常志刚咬开军用水壶灌了口凉水，突然猛踩油门。吉普车像条倔强的鲤鱼，顶着逆流硬生生蹚过六十米宽的河道，溅起的水花浇灭了敌人的嘲讽。后来陈毅听说这事，拍着桌子直乐： “好嘛，咱们的汽车兵还会凫水！”
跟了陈毅之后，常志刚逐渐摸透首长的脾性。有次大雪封路，陈毅急着去视察水利工地，他愣是给轮胎缠上铁链，在结冰的路面上开出三十公里。车到工地时，陈毅拍着他肩膀说： “小常啊，你这是给我上了堂物理课。”转脸却把军需处长叫来训话： “战士的手都冻紫了，就不能给司机班配个暖炉？”
1950年深秋那个雨夜，常志刚躺在医院病床上，耳边还回响着刺耳的刹车声。送陈毅夫人途中遇险的瞬间，他本能地向右猛打方向——这个条件反射般的动作，让吉普车撞上梧桐树时，坐在后排的人只受了轻伤。陈毅深夜赶到医院，把缴获的瑞士怀表塞进他手里： “小鬼，这块表走时准，养病别误了时辰。”后来护士说，首长在走廊抽完三根烟才离开。
转业到上钢三厂保卫科时，常志刚领到了17级干部的任命书。这个相当于正科级的岗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工业系统不算显赫，却暗藏玄机。当时的钢厂正进行苏联援建项目，保卫工作既要防敌特破坏，又要管劳资纠纷，连进口设备的押运路线都要反复勘察。有老战友打趣： “你这方向盘的功夫，改画安保图了？”
常志刚上任头个月就闹了笑话。巡逻时看见几个工人在锅炉房抽烟，他下意识喊出 “注意隐蔽”，把人家吓得烟头掉进煤堆里。但很快，这个 “汽车兵科长”摸索出了门道：他把厂区道路按战地运输标准划分，消防通道留足双车并行宽度，原料仓库的巡查路线设计得像运输连的警戒哨。苏联专家看到保卫科墙上贴的厂区沙盘，竖着大拇指连说 “哈拉少”。
有意思的是，常志刚始终保持着司机的职业习惯。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永远备着手电筒和交通图，值班室的挂钟永远比标准时间快五分钟。有次抓捕盗窃分子，他带着保卫干事抄近路堵人，对厂区岔路的熟悉程度让年轻人们目瞪口呆。老战友听说这事后笑道： “陈老总当年坐的是四轮吉普，现在老常管的是钢铁洪流。”
这个曾经的汽车兵，在钢厂保卫岗位干了二十三年。退休时，他婉拒了厂里配车的待遇，每天蹬着自行车接送孙辈上学。车筐里总搁着本泛黄的交通手册，扉页上有陈毅1953年的题字： “方向盘转出新天地”。路过外滩时，他常望着黄浦江出神——当年载着首长视察江防的吉普车，如今化作了江面上穿梭的万吨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