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武汉市武昌区粮道大巷笼罩在一片沉闷的暑气中，“大鼎昌油酱店”门外围着几名看热闹的民众。
近来数日，每天都有几名刑警在店里搜罗着什么。
据说这油酱店老板是个犯了大案的反动分子，9月中旬，这家店还在正常营业，看不出任何不寻常。没想到9月19日一夜之间老板一大家子全部消失了。
“大鼎昌油酱店”被贴了封条，专案组先是将这店内的家具物品全部清空，店堂内的油缸、酱缸逐一挪开查看，厨房的灶台、水缸，后院杂物小屋的堆积物都搜索了一遍，盐池中的食盐被铲出检查池底。
随即他们在店里敲敲打打，橱柜、箱笼全被搬动，床铺拆解，地面墙壁无一遗漏。
然而，专案组竟然一无所获，每一位侦查员累得头昏脑胀，疲惫又沮丧。
一无所获的专案组正准备离开之时，走在最后侦查员姜志曦突然盯着一面墙发愣。
他猛然惊呼：“不对劲，这片爬山虎不对劲！”
这一声喊，直接让案件扭转局势，直至真相大白。
01
“大鼎昌油酱店”的老板名为仲以川，字必诚，湖北孝感人，44岁。
此人说起来还是一名反“一贯道”的积极分子，一直配合政府现身说法，揭露“一贯道”黑幕，仲以川因表现积极，受到过政府表扬。
而他积极表现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祸心。
事情的起因追溯到当年5月上旬。
武汉市公安局截获了一封密信，署名“段洛”，寄往香港“跃字第091信箱”。
信中以明矾水写就，内容提及一个名为“善福会”的帮会组织，声称掌握一定实力，“愿为某方效力”。
这个信箱是台湾电台对大陆广播中公布的联络地址，收信方为台湾特务机关。
“善福会”到底是什么来头？
警方早前破获的“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案件中，曾有材料提及1948年春，“一贯道”总坛主从成都来武汉“巡视道坛”时，提出在“一贯道”下创建分支“善福会”，并已在四川、湖南启动，湖北亦可效仿。
武汉公安将此情上报中南公安部，获批密切关注，必要时展开专案侦查。
市局政保处随即将密信恢复原样寄往香港，同时监听台湾敌台广播。
一周后，敌台开始呼叫“段洛”，双方建立联系。
武汉市公安局遂决定组建专案组，针对“善福会”反革命案件展开调查。
由于信件邮戳显示“段洛”在武昌区，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朱涤新亲自拍板组建专案组，案件的严重性甚至惊动了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
专案组一共六名侦查员，组长为汪清德，专案组成员中三人来自武昌区公安局政保科，其余三人来自市局政保处。
经过一个多月的查找，专案组才确认“段洛”真名为仲以川，是“大鼎昌油酱店”老板。
仲以川的人生经历颇为复杂。
幼年随父母迁居武汉，少年时在武当山做过五年道士，习得一身拳脚功夫。
下山后，他当过小贩，做过警察，还考入南京国民党宪兵学校，结业后担任两年宪兵，因违纪被开除。
回到武汉，他在武昌开设了“大鼎昌油酱店”，娶妻成家，生下两个儿子。
1942年，他加入“一贯道”，凭借武当山学来的技艺和江湖伎俩，蒙蔽徒众，为组织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然而，1947年，他却公开宣布退出“一贯道”，登报声明与之势不两立，并揭露其欺骗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他非常配合人民政府，带头认购爱国公债，捐款慰问志愿军。
背地里，他暗中筹划组建反动会道门“善福会”，以“段洛”的化名与台湾特务机关勾连。
专案组通过监听敌台发现，台湾方面对“段洛”极为重视，频频在广播中热情回应，给予鼓励，甚至宣布为其存入报酬于香港银行，欢迎随时领取。
半个月前，敌台再次呼叫“段洛”，要求“善福会”配合“韩战”，在大陆制造“若干动作，造成政治影响”，并承诺提供活动经费。
仲以川迅速回应，表示“积极响应号召”。
专案组得到情报之后，立刻向上级请示抓捕仲以川，因为一旦“善福会”开始行动，必然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中南公安部很快批准。
汪清德生性谨慎，9月19日抓捕当天，他事先安排侦查员纪小果和任忠化装监视，确认目标全家已歇息，无外人进出。
“大鼎昌油酱店”仅是一个半门面的夫妻小店，前店后家，无雇员无学徒，汪清德经过仔细分析，确定六人专案组足以胜任抓捕任务。
他下令行动：由一名侦查员潜伏于店铺后方小河对岸的石桥，防止目标从水路逃遁或销毁罪证，其余人员从正面进入。
准备就绪，侦查员张锦城上前敲门，里面毫无动静。连敲数次，仍无回应。
汪清德注意到邻家已有灯光亮起，担心动静过大，遂命一人绕至后院，砸碎玻璃跳窗而入，迅速打开前门让众人进入。
然而，店堂与住家皆寂静无声。
汪清德心头涌起不祥预感，命人分头搜查前后房间，竟空无一人。
厨房、后院杂物小屋亦无人影。
纪小果和任忠急得满头是汗，搬梯上屋顶查看，却也徒劳无功。
事实摆在眼前：仲以川全家四口，在严密监视下凭空消失。
汪清德当机立断，下令搜查罪证，结果令人沮丧：所有现钞、贵重物品不翼而飞，橱柜箱笼中仅剩旧衣老账，连那台收听敌台的十七灯收音机也不见踪影。
抓捕行动以失败告终。
汪清德，这位老八路出身、久经政治保卫工作的硬汉，头一次遭遇如此窘境。
他强压震惊，命众人返回武昌区公安局驻地，随即向市局值班领导汇报。
值班者正是局长朱涤新，这位1927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听闻后勃然大怒，在电话中详细询问后下令：专案组六人即刻起不得离开区局，需待命接受命令，禁止任何单独活动。
汪清德向专案组成员传达指令，大家默然无语，心知此等失误必将引来组织审查。
清晨四时，朱涤新亲自赶到区局。他在接报后第一时间下令全市五个城区局布控，出动警力巡查旅馆、浴室、车站、码头等场所。
专案组六人都有泄漏抓捕行动的嫌疑。
朱涤新召集专案组面谈，查阅各人书面材料，确认除纪、任二人外，其余四人行动期间始终在一起，无可疑之处，遂命汪清德彻查纪、任二人情况后上报。
抓捕失利后的几个小时，武昌区公安局专案组驻地内气氛凝重。
汪清德迅速展开对纪小果和任忠的审查。
这两人均为山东贫农出身，参加革命已有七八年，一个曾是武工队成员，一个在县大队效力，抗战胜利前夕随部队编入八路军。
之后，他们辗转东北、天津，参与城市接管和公安工作，武汉解放后调至此地，分配在原“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武昌局”第一分局从事政保工作，近期调整至武昌区局政保科。
两人根正苗红，履历清白，审查中未发现泄密可能。
汪清德与他们分别谈话，了解行动当晚的监视细节：纪小果化装成乞丐，守在“大鼎昌”后方小河石桥上，监视水路；任忠扮作卖菱角的乡下人，蹲守店铺一侧桥下，负责正面观察。
两人位置分布合理，且能通过暗号及时联络，审查细节无懈可击。
汪清德完成书面报告，上报领导后获批，两人继续参与侦查。
全市布控至上午七时，均无发现。
八时，市局决定：原专案组继续侦查，迅速查明抓捕失利真相，抓获仲以川。
专案组稍松一口气，随即商讨下一步行动。
02
仲以川全家四口会不会在感觉到危机之后连夜逃走呢？
纪小果和任忠都给予否认。
水陆两路均被盯死，一大家子动静这么大，不可能从街道或后河逃脱。
如果他们真的已经逃走，那么极有可能是店铺内部存在隐秘通道，或翻越与邻居间的围墙后脱逃。
于是，众人再次前往“大鼎昌油酱店”，撕开封条进入，展开细致勘查。
这次搜查，两侧邻居的围墙也被重点关注。
后院墙上爬满爬山虎，层层叠叠的绿叶毫无攀爬痕迹，墙体完好无损，嫌疑人翻墙的可能性被排除。
专案组没有搜寻到有用线索，转而检查两侧邻居房屋。
左侧是糕团铺子，老板姓金，体态臃肿，和气可亲，店铺格局与“大鼎昌”相似，前店后家，粗略查看无异常。
右侧原是已经空置的烟纸店。
烟纸店原来的老板名为陈得富，因历史问题在镇反运动开始后畏罪自杀，家眷回乡，房子空置数月。
老板自杀，烟纸店就成了“凶宅”，无人问津。
一直到两周前，突然有人想要租下来开饭馆兼包饭作坊，正进行装修。
侦查员敲了门，片刻后，一名30多岁的麻脸男子应门。
这男子得知是公安局来人，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不过还是将侦查员引入了屋内。
店堂内原柜台、橱柜都拆了，堆于角落，看起来装修已经进行了一阵子了。
后院中，两个乡下汉子正化石灰，池中白气升腾，呛鼻气息扑面而来。
检查下来，店内与左侧糕团铺无异，没有可疑之处。
专案组返回驻地时已过午饭时间，食堂特意留饭，并按领导指示加了荤菜。
然而大家一无所获，没有心思吃饭，个个神色阴郁。
汪清德见状，勉励几句，带头动筷，气氛才稍有缓和。
饭至半途，侦查员张锦城仍食不下咽，汪清德问了问，张锦城眨眼道：“哦！不是我想不通，而是有点儿走神了。”
张锦城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很疑虑，他对同志们说：“烟纸店白天闭门装修，是否隐藏与案件相关的秘密？”
汪清德点头认可，众人匆匆用餐完毕，再次赶往“大鼎昌”。
路上，汪清德与张锦城商议，此行暂不惊动隔壁，先在“大鼎昌”查看，留两人在外暗中留意。
店铺面积有限，前两次勘查几乎掘地三尺，众人仅作例行巡查，准备转向隔壁。
侦查员姜志曦走在最后，离开后院时无意瞥向左侧围墙一角的爬山虎，目光定住。
之前勘查时，藤蔓尚郁郁葱葱，现在这一片爬山虎已经有些萎靡了。
他喊住大家，走近拨开叶片：墙面已非平整石灰墙，而是一个用砖头粗糙堵住的窟窿！
专案组迅即反应，决定控制隔壁装修匠人。
敲门无应，果断破门而入，却发现人去楼空。
从墙洞推断，昨晚抓捕前，“装修匠人”已挖通墙体，潜入“大鼎昌”，杀害或绑架仲以川全家四口，再通过墙洞转移至隔壁。
汪清德提议兵分两路，分别在两处再细查。
很快，侦查员发现，“大鼎昌”后院平房与围墙交界处，泥墙下发现几滴几不可辨的血迹。
邻居也告诉专案组，抓捕行动前后，他们都没有听见异常动静。
专案组断定：仲以川全家已遇害，且尸体还在这两家店铺之内，并没有运走。
屋内外搜查无果，专案组推测凶手可能在专案组离开后，将尸体绑重物沉入后河。
遂联系派出所，借工具并召集治安积极分子，用门板代舟打捞，折腾一小时未果。
此时，有人突然提及上午见“匠人”化石灰，疑尸体藏于石灰池，用竹竿探查亦无异物。
汪清德询问张锦城意见，张锦城盯着石灰池，沉吟道：“把石灰起出来，挖开下面的砖头检查！”
工具现成，侦查员轮番上阵，将石灰浆尽数挖出，露出池底砖头。
天色已暗，接出电灯继续作业，撬开砖头后，泥土中现出四具被肢解的尸体，从头颅辨认，正是仲以川全家四口。
法医检验表明，仲以川被钝器击中后脑昏迷后勒死，妻子及两子被活活扼杀，凶手至少四人，且可能有武术好手。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向中南公安部报告，杨奇清部长指示将灭门血案与“善福会”案并侦，三级公安部门协力，务必速破。
次日，朱涤新局长下令增派三名侦查员，汪清德仍任组长，刘渠生为副组长，成立“9·19”二案侦查专案组。
03
9月21日上午，专案组在武昌区局驻地召开案情分析会，针对“大鼎昌”灭门碎尸案的作案情节进行复盘，一致确认之前的推断。
凶手在仲以川全家纳凉时挖掘墙洞，潜入店铺，趁其返回时突袭行凶，随后将四具尸体通过墙洞运至隔壁烟纸店，碎尸后埋于石灰池下。
天明后，凶手一边碎尸一边冲刷天井地面，用竹筐装运尸块至后院掩埋，关闭大门以避人耳目。
令人懊恼的是，专案组初次检查烟纸店时，凶手竟当面化石灰掩盖罪证，而无人起疑。
凶手作案动机是什么呢？求财？还是因为仲以川的特殊身份？
中南公安部派来的副组长刘渠生分析，烟纸店两侧商铺中，“大鼎昌”资产远不及右侧“君利钟表眼镜店”，后者经营成本高、财富厚，且夜间仅一人守店，作案风险与收益对比下，若为求财，凶手必选钟表店。
然而，凶手偏舍多取少，针对“大鼎昌”下手，当然不是为劫财，极可能与“善福会”相关。
那么，凶手是否因为得知了公安的抓捕行动而杀人灭口呢？
专案组认为不成立：抓捕决定于9月13日上报，18日获批，仅组长汪清德知晓，19日下午三点才通知全组，而凶手早在14日已租下烟纸店并张贴装修告示，时间上不符。
调查随即展开，重点锁定烟纸店租户。
侦查员张锦城、纪小果前往武昌区政府房管科查阅出租合约备案，获知租户登记名为薛明贵，地址为三道街湘竹巷口“品味馆”饭馆。
另一路侦查员景义、柳毅、周四海前往福成区三里湾庄，找到烟纸店原房主陈王氏。她胆小如鼠，见公安局证件惊慌失措，定神后述说：丈夫陈得富自杀后，她回乡谋生，房子因“凶宅”之名久未租出，十天前一麻脸男子找上门，欲租房开小酒馆。
她坦言“凶宅”情况，对方豁达道：“什么凶宅不凶宅的，这都是旧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这一套不行了！要说死人，我们脚下踩着的这块地上哪里没有死过人？中国历史悠久，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嫂子，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不会计较的。我们还是说实在话吧——房租每月多少钞票？”
陈王氏不知市价，愿低于行情，对方却说：“嫂子你真是一个老实人，我在生意场上的规矩就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样吧，我按照市价支付房租。你那套房子一共是前后两进四间，另有厨房、小屋，这样吧，我每月付房租十二万元（旧版人民币，下同），先租一年，租金三个月付一次，行吗？”
价格竟然远超市价，陈王氏欣然同意。
当日进城看房，双方满意后请代书先生秦老先生起草合约，另有文具小贩华某见证，租户签名为薛明贵。
侦查员核实合约内容，找秦老先生及华某确认，均称不认识此人。
与此同时，张锦城、纪小果在三道街“品味馆”找到薛明贵本人。
饭馆地段极佳，邻近古刹及中药材市场，生意兴隆，贴出告示称租约到期将迁址，优惠顾客。两人亮明身份，薛明贵满脸堆笑，双手作揖道：“二位先生找在下有何见教？”
查验工商营业执照确认身份后，询问是否租下粮道大巷房子，薛明贵吃惊否认：“我半个多月前贴出优惠顾客的告示后正要着手选择饭馆新址时，房东又来告知说愿意续约。这边的地段很好，我自是乐意续约。至于那纸告示，既然贴出了，就不便揭下将许诺的优惠措施取消，否则让老顾客认为这是耍弄欺骗手法招揽生意，一生气以后就不登门了。我准备到一个月优惠期快满时，与房东联名出具一纸启事说明情况。”
薛明贵从未寻觅新址，秦老先生及华某见了薛明贵后连连摇头，说他并不是当天来租房的麻脸男子。
很明显，租下烟纸店的麻脸男子冒用了薛明贵的身份。
薛明贵的线索就此中断了。
专案组转而调查仲以川生前社会关系，制定名单，分头访问亲属、邻居、行业公会同行。
从9月22日起，五天内走访177人，未发现特别密切或有重大利害关系者。
仲以川为孝感人，在武汉无亲戚，家乡兄弟姐妹少有往来；其妻邵佩珍为汉阳人，娘家亲戚有接触，但仲以川不参与，对其情况不了解。
关于“善福会”，无人听闻，仅少数人提及“一贯道”，也仅限于政府打击时仲以川的现身说法。
与此同时，专案组想到凶手劫取了仲家所有的财物，一定会去销赃。
于是，市局布控旧货行。10月3日，汉阳区车站横街“寄昌旧货行”老板宋寄昌参加座谈会后回店，发现店员小仇收买七件衣服，价五十万元，其中一件军用皮夹克。
宋老板心思细致，一眼就看出这件衣服可能和仲以川宪兵背景相关，于是他报至派出所，层层上报至专案组。
刘渠生率侦查员张锦城、景义、纪小果前往，经过仲家亲属的确认，皮夹克及毛衣为仲家之物。
但旧货行无售客的登记信息，账房先生认真回忆，想到这名客人在顺利售出赃物之后，还高兴地说：“我回家去翻翻，可能还有些东西，还拿到贵行来卖。”
看来这名凶手还会回来！
专案组决定蹲守，化装潜伏，三人一岗，内外轮班。
10月8日，蹲守第四天无果，专案组讨论后决定继续，获市局同意。
10月11日午前，麻脸男子再现，售一块“英纳格”老怀表，“寄昌旧货行”老板宋寄昌亲自接待，成交四十二万元。
侦查员按计划，对麻脸男子暂不抓捕，跟踪继续查清楚其下榻处及同伙。
嫌疑人先至面馆用餐，随后走向码头，江面薄雾，轮渡缓行，乘客很多。
三位侦查员呈“品”字形包围，上船后雾散，靠岸时却因人群拥挤，竟然将人给跟丢了。
刘渠生急中生智，想到嫌疑人曾与一名光头胖子交谈，于是询问了这名光头胖子，幸而得到了新的线索，嫌疑人姓洪，住仪襄乡。
专案组赶往乡政府，公安特派员小朱不熟户籍，一旁的民兵队长赵世骥闻讯失声道：“啊！莫非是他？”
通过赵世骥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确认目标为河塘村洪彬，泥瓦匠出身的小包工头。
专案组连夜前往，控制洪家宅院，然而洪彬不在，其妻称其常年不在家。
侦查员在洪家米缸底部发现木盒，内有金银饰物，与仲家失物吻合，洪彬确为凶手之一。
04
确认洪彬为凶手之一后，专案组连夜在武汉全市布下天罗地网，仪襄乡更是严阵以待。
专案组全体出动，市局及各区局临时抽调四十名警察协助，各村民兵亦全员参与。
然而，次日晚八时，距河塘村五里地的孝女庄外孝女桥下，一具尸体浮出水面，正是洪彬！
法医鉴定其死因为酒后失足溺亡，体内酒精含量极高。
专案组对此颇感意外，汪清德与刘渠生约见法医，探讨另一种可能：洪彬或被灌醉后推入河中，存在他杀嫌疑。
专案组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暂不深究死因，重点追查洪彬生前社会关系，寻找另外两名凶手。
洪彬作为泥瓦匠出身的小包工头，社会交往极广，亲戚、结拜兄弟、干亲及行业朋友众多，初步查摸名单多达三百余人。
汪清德与刘渠生商议，先从名单入手，若工作量过大再请调警力。
侦查员任忠在抄录名单时，发现洪彬结拜兄弟中有一熟悉名字——赵世骥，与仪襄乡民兵队长同名。
任忠记忆力惊人，记得乡政府墙上分工名单，当即向汪清德汇报。
既然是结拜兄弟，赵世骥故意给专案组提供了线索，就显得非常可疑。
刘渠生果断道：“行了！跟这位赵队长聊聊吧！”
赵世骥正在乡政府另一间屋内待命，协助破案多日，面容憔悴，眼布血丝。
闻召入内，见汪清德、刘渠生神色严峻，愣了一下。
汪清德使眼色，两名侦查员上前将其夹住，卸下配枪。
赵世骥急道：“干吗？干吗？”
刘渠生喝道：“别嚷！坐下回答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询问，赵世骥矢口否认与洪彬有结拜关系。
专案组将其就地看管，一面调查其背景，一面追查另外两名疑似泥工的凶手。
刘渠生调阅赵世骥履历：1914年生于仪襄乡五牛庄，雇农成分，1934年被国民党抓壮丁，两年后逃回武汉打工，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兼做泥工，解放后履历无历史问题。
正查阅时，传来消息：抓获一姓邹的泥瓦匠。
原来，邹宝根在侦查员询问其父时突然回家，见公家人现身，因为心虚拔腿就逃，被当场扭获。
侦查员马上认出其为烟纸店化石灰者之一，邹宝根到案后迅速交代，随后专案组逮捕另一同伙孟庆生，两人供词一致。
面对铁证，赵世骥不得不坦白一切。
1952年10月13日，这起“双料专案”彻底查清。
赵世骥早年在武汉打工时加入“一贯道”，引路人正是仲以川，两人关系密切，赵还向仲学习武术，视其为半个师傅。
抗战胜利后，赵回乡务农兼做泥工，仍热衷“一贯道”，非因信仰，而是欲借此谋求上升空间，与仲以川志同道合。
1948年春夏，仲以川闻湖南“一贯道”分裂，有人自立“善福会”，大感兴趣，与赵商议在武汉组建，欲与“一贯道”分庭抗礼。
赵起初响应，但因缺钱缺人，半年后心灰意冷，渐与仲疏远。
解放后，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仲以川因早年公开反叛成“香饽饽”，四处做报告，赵嗤之以鼻，知其真面目。
8月中旬，仲以川突至仪襄乡找赵，赵意外，问其来意。
仲以川长话短说：“咱俩分手已久，老弟你可能已经忘记哥哥了，可我还是常常惦念着你的。我也留意着老弟的情况，知道你如今在共产党手下混得还不错，当了乡民兵队长，还加入了共产党，属于预备党员了，呵呵，恭喜！恭喜！”
随即话锋一转：“不过，我看共产党的天下是坐不长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已经一年多了，因此，我看老弟你还是适可而止，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我不跟你多说，只是告诉你，我已经跟台湾取得了联系，把我们当初组建的‘善福会’报告他们了，他们对此极感兴趣，颇多鼓励，不时在短波广播里呼叫呢。下一步，我准备跟他们取得实质性的联系。我已经搞了一份‘善福会’的名单，会长自然是我，你老弟呢，是唯一的副会长，成员呢，我已经把你手下的那些民兵都报上去了。你问名单是哪里来的？呵呵，乡政府墙上不是一个村一个村都贴出来过嘛，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仲以川未说完，赵怒吼打断：“滚！他妈的，你乱说些啥呀！”
仲以川哈哈一笑：“老弟啊，这件事你自己掂量吧，我不强迫你，你也别强迫我。反正我要做的事，肯定要进行下去的，只怕到时候你还要再三道谢呢！如此，告辞了，后会有期！”
仲以川扬长而去。赵世骥被此言惊得心神不宁，他隐瞒历史问题，伪装积极，混入体制，若被仲以川拆台，前途尽毁，几日思量后决定灭口。
赵世骥佯装妥协，进城拜访仲以川，称愿合作，一切听安排，仲信以为真。
赵发现隔壁烟纸店出租启事，精心策划灭门方案，找结拜兄弟洪彬，指使其行凶，拿出五十五万元作案经费，并称仲家财物归其所有。
洪彬讲义气，答应后拉拢铁哥们邹宝根、孟庆生，许诺均分财物。
洪彬假借“品味馆”老板薛明贵名义租下烟纸店，三人假装装修，9月19日晚动手，作案过程如专案组推断。
碎尸埋石灰池为赵世骥设计，因后河为断头浜，抛尸易暴露，赵欲造成“仲家出走”假象，碎尸后无法外运，只得暂埋。
作案后，三人卷走细软及“善福会”名单，交赵世骥，赵见名单含自己及乡九百多民兵姓名，立即烧毁。
赵叮嘱洪彬藏匿赃物，待风头过后再销，洪彬却半月后擅自行动。
侦查员至乡政府查麻脸男子时，赵惊觉事发，脱口称认识洪彬，当晚搜捕未果，赵借布置抓捕之机，指使邹、孟找到洪彬，灌醉后推入河中溺毙，称若洪彬被捕，两人难逃法网。
两人已杀人，思量再三，决定动手，诓洪彬至孝女庄外土地庙喝酒，灌醉后推入河中。
1953年1月23日，赵世骥、邹宝根、孟庆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