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经验，进一步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系统批判了陈伯达一伙在庐山散布的种种谎言。
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在黄、吴、叶、李、邱书面检讨上的批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帮助，指出他们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要求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解决一些地区的团结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张春桥等插手浙江，南京军区和浙江的主要领导之间，长期关系比较紧张。
会议期间，毛主席要 李德生做做他们的工作。
在京西宾馆，李德生先向许世友转达了毛主席请他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许世友听了很高兴，表示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按毛主席指示去办。
同时，他诚恳地说：过去不是没有看出这两方面的问题，而是为了避嫌，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是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愿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
他接着表示希望 李德生同浙江的同志也谈一下。
李德生又找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革委会副主任、二十军军长熊应堂，分别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许世友的态度，他们听了表示很受感动，欢迎许世友来抓浙江问题，认为先解决好军队的团结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
许世友的谈话很诚恳，都知道他对张春桥等在“文革”中的恶劣表现非常不满，而且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有时当 所说到避嫌的两条理由中，两个“别人”，明显是指张春桥。
他不怕困难，不再避嫌，李德生也不应当避嫌！几人谈话已到深夜，一回来就写报告， 李德生把许世友谈到避嫌的两条理由以及他们三人的态度如实地报告毛主席。
报告于4月24日凌晨5点送出，隔两个小时，早上7点，中央办公厅就送来了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在 李德生的报告上批道：
“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这就是“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这句名言的出处，后来，成为解决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周总理在代表党中央的总结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周总理指出：
【内容】
“对同志间的不同意见，有些隔阂，大家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顾全大局，不计较小事。主席说，‘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应当避嫌，当事人也不应当避嫌。主席指示的办法有两条，‘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总之，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
从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至1971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七个多月，林彪对庐山他带头掀起的这场政治风波不作任何检讨。
毛主席多次给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林彪叛逃以后查获的罪行材料证明，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指挥着加紧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吴法宪为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活动，抓紧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他将参军仅两年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非法授予林立果对空军可以
“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
狂热吹捧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利用职权网罗一批骨干分子，组成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反革命别动队，成为林彪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核心组织。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按照林彪的旨意，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研究制定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紧接着召开了由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原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原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上海秘密据点，讨论斗争形势，认为林彪已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上先发制人”。
他们“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暗害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推荐《红墙大事》
一本超级精彩的书 ——《红墙大事》。
✨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详实的史料，带我们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它犹如一扇时光之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风云背后的故事。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被书中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分析所吸引。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