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6日的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一大群国会议员们讨论了一件事：如何禁止外国人跑到日本买春。
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山井和则在会上说：“虽然难以启齿，但有报道称东京被称作‘亚洲的卖淫旅游城市’。外国男性前往东京进行性旅游的现状可以放任不管吗？这是关乎日本国格和日本人尊严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国会会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难以启齿”的问题呢？
因为在最近，香港《南华早报》、美国CNN、英国BBC等国际媒体频频报道东京歌舞伎町等地外国人“买春游”的问题。例如，2024年11月，《南华早报》以《东京：亚洲新的性旅游之都？》为题，指出“由于日元贬值和日本经济困境，外国男性蜂拥而至，寻求低成本的性服务”。这些报道中，歌舞伎町大久保公园周边被描述为“卖春圣地”，年轻女性在街头公开招揽外国游客，部分人甚至坦言“一天接客5至10人，半数为外国人”。
为何东京会被如此描述？首先，日元持续贬值是重要推手。2022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外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成本大幅降低。性服务的价格对外国人而言变得“亲民”，这无疑吸引了部分寻求“性旅游”的人群。
其次，日本性产业的“隐性合法”状态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卖春防止法》（1956年制定）明文禁止“以金钱为代价与不特定对象发生性行为”，但该法律对卖春行为本身并无直接处罚，仅针对勧誘（招揽）、周旋（中介）、场所提供等周边行为施加刑罚。这使得性产业在“灰色地带”蓬勃发展，诸如“Soapland”（泡泡浴）等场所通过提供“非性交服务”规避法律监管。
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的“风俗文化”的盛行，也在无形中为“买春都市”标签提供了土壤。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游廓”文化便以合法形式存在，现代的性产业不过是其延续。尽管《卖春防止法》废除了“红线”制度，但“风俗营业法”仍允许特定形式的性服务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使得性产业在日本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也让外国游客误以为“性交易在日本合法”。
此外，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也不可忽视。TikTok、X等平台上，歌舞伎町被包装成“夜生活天堂”，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一些帖子甚至明示“东京的性服务如何价廉物美”，这进一步放大了“买春都市”的印象。
然而，这种标签并非全然客观。
外国媒体的报道往往带有猎奇色彩，倾向于放大负面现象，而忽略日本社会的复杂性。例如，许多从事卖春的女性并非单纯出于经济贫困，而是受到恶质ホストクラブ（男性陪酒俱乐部）高额债务的压迫，或为追星、购买奢侈品等目的而“自愿”从事此类活动。
男性陪酒俱乐部通过“恋爱洗脑”诱导年轻女性背负高额债务，迫使其从事卖春以偿还“卖挂金”（赊账费用）。警视厅2024年1-11月在歌舞伎町附近的大久保公园周边，逮捕了88名卖春女性，其中，31%表示“为男陪（鸭子）或男性地下歌舞厅的偶像花钱”，19%的女性是“为了想去旅游和购买名牌商品”，只有15%的女性表示“是生活贫困所迫”。这一现象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年轻女性的结构性剥削：她们在消费主义和偶像文化的双重裹挟下，成为了产业链的牺牲品。
这些背景在外国报道中往往被简化，导致东京被贴上单一的“买春都市”标签。
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国度，既有精致的一面，也有不为人知的暗角。一个城市的形象不仅是高楼大厦和樱花美景，更关乎社会公平与人性尊严。
众议院议员吉田晴美也在内阁委员会会上指出：“世界潮流是逮捕买春男性、保护卖春女性，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警察多数只逮捕女性，这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她认为，日本不能只有《卖春防止法》，也应该有《买春防止法》，不能只处罚卖淫女，更应该处罚嫖客，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东京是买春都市”的倒霉形象。
目前，一部《买春防止法》正在日本国会酝酿制定中。但法务省的回答是：“涉及男女之间的性问题，有些部分属于敏感领域。从不限制国民自由的角度来看，（制定《买春防止法》）还需要进行充分审慎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