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8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不难想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门前将排起千米长队，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前将挤满举着手机的观众，地方中小博物馆的特色展览也会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文博热”方兴未艾，但我们不妨从热潮中抽离，借博物馆日的机会，重新思考博物馆之于社会、公众的真正意义。这有助于我们在喧嚣中看清本质——博物馆不仅承载着文明的基因密码，更应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场域。
博物馆为什么不能建在“荒郊野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以至于蔚为风尚，掀起一股“文博热”，这已是肉眼可见的事实。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超过14亿人次，2025年春节期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7200万人次。而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全国博物馆单日接待量创历史峰值，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安兵马俑馆等热门场馆更是一票难求。
原本“高冷”的博物馆跻身“顶流”，映射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目光逐渐超越有形的物质，开始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在这一趋势下，汇聚优秀传统文化，且经常引入海外优质文化的博物馆，自然大受追捧，并由此催动供给端发力。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备案博物馆近7000家，其中70%为中小博物馆。文博盛况，堪称空前。
不过，热潮背后亦有隐忧。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有过被汹涌人潮挤迫，导致参观体验欠佳的经历。至于交通不便，热门展览难预约、展陈内容不接地气、场馆布局和动线设计不合理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凡此种种，促使人们在热潮中保持冷思考：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博物馆？怎样的博物馆才算好博物馆？带着这样的疑问翻开《博物馆是什么》，一定能有所得。
《博物馆是什么》，陈建明 张小溪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本书以央地共建8+3博物馆排名第三的湖南博物院为研究样本，资深媒体人张小溪通过访谈，全景式呈现了湖南博物院（湘博）近十年的设计和建设过程。
张小溪访谈的对象可谓阵容强大，包括博物馆学者陈建明及其团队、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矶崎新及其中国合伙人胡倩、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执行总建筑师杨晓及总经理赵勇、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空间展陈设计中央美院黄建成团队等。这些大咖从不同维度呈现了他们心中的博物馆是什么。其中，原湘博馆长陈建明的阐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建明将博物馆定义为“社会教育机构”，旨在为国民提供终身学习的场所，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这决定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它的目标不是营利，而是致力于公共教育。自2008年起，全国范围内的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对公众开放，便是基于这一理念。
既然是公共品，博物馆的营建理应源于公众的真实需求，因此陈建明认为，博物馆要融入原有的城区、社区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好的博物馆应当嵌入到其所在的社会生态网中，乃至成为它的一部分。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喜欢将博物馆迁出老城区，挪移至配套设施尚未跟上的新城区，究其根本，是利用博物馆拉动房地产。这实为本末倒置。陈建明对此锐评道，承载着历史的博物馆“恰恰需要一些带历史风貌的遗迹遗址，带着时代的感受与体验”，这恰恰是那些位于“荒郊野外”的新博物馆所不具备的。而像这样与城市脉络割裂，且别有所图的博物馆，难免散发出某些对参观者不友好的气息。
显然，公众如果对某座博物馆观感不佳，症结或许不仅仅在于设计细节上的粗糙与疏忽，而是其在根本上就违背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
公共属性与现代博物馆的诞生
从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出发，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例如陈建明提到，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理解是比较狭义的，局限于收藏、研究和陈列文物的展馆。而在国外，博物馆的定义宽泛得多，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乃至植物园、动物园、名人故居，统统归入“博物馆”——它们的英文名均为“Museum”。
何以如此呢？原来，上述这些场馆是欧洲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有知识的公民，而培养公民，除了依托学校教育，还需博物馆补充。于是近代以来，或由国家扶持或由私人出资，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遍布欧洲大街小巷的博物馆，大多始创于该阶段。可见，从出世那刻起，现代博物馆就是服务于公众的。
这在《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中得到了印证，英国著名文化学者托尼·本尼特在这本书里系统考察了现代博物馆的诞生。18世纪，源自法国的启蒙思想席卷欧洲，用知识照亮愚昧、引领进步的观念慢慢深入人心，这催动出公共教育的强烈需求，为博物馆的兴起培植了土壤。1753年，汉斯·斯隆爵士将个人藏品捐赠给英国王室，促成大英博物馆建立。此举标志着“知识共享”理念成为社会共识，被视作现代博物馆的开端。
《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英]托尼·本尼特 著，段吉方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现代博物馆塑造着公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以卢浮宫为例，它原为法王宫殿，拒绝平民进入，法国大革命后被改造成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通过策划展览、展品布置及参观规则的制定，卢浮宫不断向公众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核心理念，成为新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中国也经历过相似的转变。据李翔、一森所著《博物馆简史》一书，我国历代王朝都有专门的地方存放奇珍异宝，并任命官员看管。从宋代起，民间收藏蓬勃发展，出现了不少私人收藏场所。但这些空间均属帝王显贵，供小圈子把玩，不具有公共性。晚清时，张謇借赴日本考察的机会，参观了不少博物馆，大开眼界。归国后遂自费创立南通博物苑，力图辅助学院教育，科普科学知识，启迪民智，救亡图存。张謇显然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南通博物苑由此被认为开中国现代博物馆之先河。
在张謇的带动下，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陆续建成了70多家博物馆。在那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年代，博物馆对于保存和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博物馆简史》，李 翔 一 森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视博物馆发展，首任文化部部长茅盾曾针对地方博物馆的建设、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做过指示。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政府投建一系列国家级博物馆，今天的“打卡胜地”，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皆可溯源于此。时至今日，全国博物馆已超过6800个，再加上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等广义上的博物馆，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我们切勿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为何出发——无论何时，公共属性都应该是博物馆的根本遵循。在此，不妨重温1974年哥本哈根国际博协大会给出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
依托于“物”的共同记忆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塑造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博物馆的主要职能。这种塑造当然要依托有形的物质才能展开，也因此，中国博物馆界普遍认为，“物”是博物馆的核心要素。陈建明任职过的湘博就是个例子。
湘博的镇馆之宝是马王堆墓葬文物，这些实物形态，构成了湘博定位为世界级博物馆的基础。作为湖南本地博物馆，湘博也要呈现“湖南人”的前世今生、勾勒湖湘文化的演进脉络，这同样需要物质支撑。为此，馆方精心设计了楚汉漆器展、长沙窑精品展、湘绣文物珍品展、湘军中兴四大名臣手迹展等常设展，由此构建了一个宏阔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对那些与古建共生的博物馆来说，建筑本身也是展品。在《博物馆里看文明：图解中国建筑》一书中，编者取最广义，将史前聚落、宫殿、民居、石窟、园林直至现代公共建筑都视作博物馆，做了一番巡礼。
以故宫为例。论展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故宫恐怕连一些省级博物馆都比不上。但作为明清两朝皇宫，故宫拥有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试问，还有什么比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更动人心魂的展品呢？至于良渚遗址、佛光寺、应县木塔、敦煌莫高窟……这些遗存展现出中国建筑数千年间发展演变的脉络与古代匠人登峰造极的建造技艺，其对民族记忆的凝聚、文化认同的形塑，是普通展品无法替代的。
近年来，各地博物馆还加强了馆际交流，经常联合办展。2024年10月，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15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携手发起博物馆策展联盟，致力于为全国博物馆打造一个共同研讨、交流、协作、提升的开放平台。这无疑是良好的讯号。
除了馆方层面的互动，各家博物馆的学者、专家也可以一起“搞事情”。新近推出的《博物馆里的“三月三”》一书就是有益的尝试。
《博物馆里的“三月三”》，陶 颖 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三月三”古称“上巳节”，源于先秦时代的求子活动，后演变成人们祈求丰收和平安、外出踏青的活动。千百年来，伴随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传遍大江南北，壮族、苗族、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欢度“三月三”的习俗。上巳节早已成为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博物馆里的“三月三”》汇聚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十余家权威博物馆的近50位文博专家，以时间为经、文物为纬，抽丝剥茧般地探寻“三月三”的来龙去脉。
当一件件收藏于博物馆的典籍文书、绢帛书画、祭祀物品、民族服饰、传世食器和歌舞乐器等珍贵文物呈现于眼前，当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娓娓道来，“三月三”的意义得到凸显，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也得到了鲜活揭示，散发出生生不息的强大魅力。
这或许就是博物馆的价值所在。当我们在人潮中感受博物馆的温度、在文物前感受文化的肌理，实则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博物馆的形态或许会变化，但其公共属性的内核永不过时。那些真正融入城市血脉、回应公众期待的博物馆，将在时光中沉淀为文明坐标，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在历史纵深里看见自己，在文化长河中锚定方向。这，或许就是博物馆最动人的模样，也是对“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博物馆”最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