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历史十分悠久。

早在西汉,我国船队就从广州湾出发,

航行到南洋群岛各国;

南宋时,市舶税收占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

明初更是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然而在所谓“大航海时代”叙事中,

却只有来去匆匆的西洋帆影,

似乎没了中国人的身影……

等一下,我们的先人,

当真在那大航海的时代

缺席了吗?


本文正文摘选自新版

《血拼的海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林仁川 著

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小标题是此次引述新拟。

01 郑和下西洋,然后呢?

15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在此时期,西方一批海盗冒险家闯荡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开辟新航路,把世界上原来相对封闭的各个贸易市场连成了一片。

在这场人类历史大变革、大发展的舞台上,东方古国——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前我们总是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说明中国也是大航海时代的参与者。郑和的确是伟大的航海家,其船队之庞大、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无与伦比。


明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纸(局部)

但是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要去开拓海外市场、进行国际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而是以实现“万国来朝”为目的;因此不仅在经济上毫无收获,反而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使得国库空虚,最终只能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但当时国内的各种投资渠道并不成熟,于是商业资本大量流向海上,进入海外走私贸易活动中,促使我国民间海上贸易飞速发展,主要表现在:

下海从商的人数激增,形成许多资本雄厚、船多势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出现了浙江双屿港、漳州月港等一批十分繁荣的私人海上贸易商港;

结织成以东南沿海为基地的两条海上丝路相互交接的国际贸易新网络,进而开展全球性的贸易活动。

如果这时能出现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像西方那样得到政府和皇室的全力支持,中国的海上贸易一定会成长壮大起来,大大地推进中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历史并没有顺着这条康庄大道发展下去,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在幼年时期就遭到封建专制政府的严重摧残和武力镇压。

到嘉靖年间,海禁措施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引起海商集团强烈的武装反抗,以致在东南沿海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流血战争。

02 御倭战争:市禁则商转为寇

当时最大的海上贸易集团首领王直,本来也不想造反,后因“乞通互市,官司弗许”,“遂掠福清、黄岩、昌国、临山、崇德、桐乡等郡县,而近亡命之徒,从附日众,自是倭船遍海为患”。

在他沦为倭寇以后,还多次上疏要求通商。

因此,嘉靖三十六年,当胡宗宪答应“悉释前辈不问,且宽海禁,许东夷市”时,“直等大喜”,立即“传谕各岛”“装巨舟”,来做买卖。

然而,明朝政府不讲信用,反而乘机逮捕了王直,使王直部下“三千人无所归,盖恚恨,谓我不足信,抚之不复来矣,日散掠闽越淮扬间,为祸更惨”。

当海商举起武装斗争的火炬,立即燃成一片燎原的大火,广大“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的破产农民“相率入海为盗”。因海禁而断绝生路的鱼贩、盐民也纷纷起来响应。

甚至因克扣军饷而发生叛乱的明朝士兵也“行走海计”。


明 朱邦 寒江渔村图(局部)

明朝政府为了扑灭这场抗争大火,除了在东南沿海征集大量军队之外,不得不从全国调来大量的客兵,有湖广土司兵,四川苗兵,河南毛葫芦兵,田州狼兵,定保、容美司兵,以及京营神枪手、涿州铁棍手、临清操快手,甚至少林僧兵、汉中矿徒等,数量相当庞大。

但这些客兵的纪律很坏,到处抢劫。“白日剽掠,昏夜则污渎妇女,一或捍拒,则露刃而哗,杀人无忌。”客兵“所过之地,鸡犬为虚;所止之处,门户为碎”。

03 冲突之后:暂时开放的海路

御倭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

明朝政府于隆庆元年 (1567) 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因此到明朝万历年间以后,我国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海商船队在洋面上成群结队、“往来如织”,新兴的港口日趋繁荣,对外贸易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销售至海外的商品大量增加;

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接轨,出现了超大型的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郑氏海商集团,并开始与西方海上贸易势力争夺国际贸易的主导权。

这是大航海时代我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时代,中国海商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在全球海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大众的视角出发,这比郑和下西洋更重要、更伟大。


明 计盛 货郎图

04 以海盗之名 以武力开路

经过拼死的流血战斗,明朝万历年以后,中国海商终于冲破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层层封锁和西方海盗商人的各种围堵,艰难地搏出一片海上贸易的新天地,开启了一段海上自由贸易的新时代。


《倭寇图卷》局部

此时,中国东南沿海相继涌现出以颜思齐、李旦、李魁奇、杨六、杨七、褚彩老、钟斌、刘香等为首领的各大海商集团竞相争雄的热闹局面,最终形成了大型的郑氏海商集团。

郑氏海商的起源可追溯到安平商人。

泉州晋江安平镇自古以来多出海商,早在唐代,安平商人已远航海外经商贸易。到了明代,安平海商活动更为活跃。

郑芝龙就出生、成长在这片海商辈出的沿海地区,他的母亲黄氏是一个很有经商才能的妇女,他的母舅黄程更“行贾香山澳”,是经营日本、南洋各地海上贸易的巨贾,他的妻子颜氏也出身安平有名的海商家族。

在安平商贾成风的社会氛围影响下,天启元年,郑芝龙到广东香山澳投奔母舅黄程,积极参加海上贸易活动。


明《万里海防图》局部

图中船只为后人所加,标示私人海上贸易港口位置

香山澳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在这个中外海商云集之地,郑芝龙广泛接触海外商人,学会了葡萄牙语,积累了一定的经商经验和营商资本,这为他日后广泛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芝龙首先投靠当时势力很大的李旦和颜思齐海商集团,并继承他们的海商资本,接着又展开一系列兼并其他海商的海战,逐个消灭了李魁奇、杨六、钟斌、刘香等海商集团,吞并了他们的船只和财物,迅速建立起东南沿海最强大的中国海商集团。

而此时海上形势十分严峻,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海上势力纷纷扩张到东南亚和台湾各地,攻城略地,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进行海盗式的贸易。

面对西方海盗的挑战,郑芝龙毫不退缩,用武力抗衡西方的武装威胁,在漳州海域的战斗中大败荷兰的舰队,自此以后,荷兰人虽然还经常在大陆沿海进行抢劫,但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与荷兰人的贸易谈判中,郑芝龙也坚持以“我”为主,如双方对日贸易中的商品价格,郑芝龙有很大的定价权。

尽管荷兰人对郑芝龙提高货物价格十分不满,甚至想用武力迫使郑芝龙降价并将货物运大员(在今台湾),但已经无能为力了。

这样,郑芝龙完全控制了东亚及东南亚的制海权,形成“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的垄断局面,中外海船必须向郑氏海商集团纳税并取得通行证,才能在海面航行,显示出中国海商强大的武力和地位。

05 “海洋帝国”的雏形:

郑氏集团控东南

清军夺关入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郑芝龙为了猎取王爵的桂冠,决意投清,虽然郑鸿逵、郑成功痛哭苦谏,郑芝龙仍然一意孤行。十一月,带随从五百余人,北上福州,拜见贝勒,与贝勒“握手甚欢,折箭为誓,芝龙赂遗不可胜计,忽一夜,拔营起,遂挟之北去”,软禁在京,至顺治十八年 (1661) 终被清朝斩首。

虽然郑氏海商集团的头号人物郑芝龙被清政府挟持而去,但对郑氏海商集团的影响不大,因为郑成功不仅继承家业,保存郑芝龙原来的海商资本,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加以扩大和发展。


《古今形胜之图》

那么,郑氏海商资本到底有多大呢?

要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自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从一些零星材料中可以获得一个粗略的估计。

《台湾外纪》等书记载:

“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 在《国姓爷》中指出:

(郑芝龙)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外 (指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的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几乎凌驾他主君的唐王,而的确地他已瞩目到帝位了。

到郑成功时代,郑氏海商资本又有了进一步发展,顺治十四年七月,永历帝接见郑成功使臣杨廷世与刘九皋时:

问成功兵船钱粮,二人对以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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