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是21世纪来临的前夕，过去动荡的一个世纪终于要画上句号，但在此期间，中国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创伤并不会随之立即终止。人们在应对创伤、寻找神性、探索自我救赎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反复碰壁，却从不放弃，因为一旦停下寻找的脚步，便会深陷创伤的深渊，无法自拔，不得解脱。
“事实性地报道一个创伤事件并不足以传达伤痛，而只有文学，以象征、比拟和其他修辞手法，以间接的方式才能更近、更精确地靠近创伤。”[ 费尔曼.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M］．刘裘蒂，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2：117．]作家往往倾向采用疾病的隐喻方式进行创伤叙事，以证明创伤性经验对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在人类文化中，‘疾病’的概念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现象，本身也负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与哲学色彩。鉴于疾病在文学书写中的隐喻功用，作品中出现的疾病意象必然有比疾病本身更为深刻的内涵。”[ 刘洋.疾病书写与疾病隐喻［D］.华东师范大学，2013：5. ]“对于文学而言，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叙事手法，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吸纳最为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进而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 王冬梅.女性身体的疾病隐喻与政治编码［J］.当代文坛，2010(6)：73.]不同时代的作者基于对人们所遭受各种创伤事件的不同症状的观察和理解，从而在文本中用不同种类的疾病来隐喻创伤者身体和精神上的困境。例如，20 世纪上半期，文学文本中的疾病隐喻通常落脚在肺结核、性病，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疾病则走向多样化和现代化，艾滋病、白血病、毒瘾、精神分裂等，整体隐喻着20世纪中国人从承担启蒙的困惑到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痛苦。
在《西去的河流》[ 《西去的河流》原载《作品》2023年第9期。]中，“她”的白血病是整篇文章的主要创伤隐喻，白血病自是难治之症，但在本文中指向某种特殊经历带给“她”的深刻创伤及造成的痛苦症结。那天，她因为“白血病”而倒下，而在此前，在她爷爷的坟墓前，“她看着我说，我们无路可走”，无望的痛苦折磨着“她”和“陈木匠”，亦如难以救治的白血病带给他们人生的无妄之灾。由“白血病”造成的死亡气氛始终笼罩着整个文本。
作者用导致“她”殒命的隐喻性“白血病”象征“她”因为创伤性事件而遭受的痛苦，先言喻创伤主体的创伤感受。但文本中的创伤体验并未随着“她”的离开而消散，相反，正因为“她”的离去，“陈木匠”的创伤体验被加重，且被赋予多层含义。“陈木匠”也是当年“创伤事件”的直接受创者，他与她当时都同样面临着生命和历史的虚无与无力。
在《心理障碍诊断与分类手册》（2000年修订版）中，心理学家们对创伤作出了专门的定义：“个人直接经历一个涉及死亡，或死亡威胁，或其他危及身体完整性的事件，或目击他人涉及死亡、死亡威胁，或危及身体完整性的一个事件；或经历家庭成员或其他亲密关系者预期之外的或暴力的死亡、严重伤害，或死亡威胁或损害（标准A1）。此人对该事件的反应必须包括强烈的害怕、无助感和恐惧（儿童的表现可能是行为紊乱或激越）（标准A2）。”[ 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M］,徐凯文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3.]在《西去的河流》中，陈木匠在现场目睹“她”离去时的惨烈画面，即经历了“亲密关系者”意料之外的死亡，失去珍贵的“她”，这又形成了陈木匠的第二重创伤。此后的每个日夜中，陈木匠全部的创伤体验伴随着“白血病”三个字，不断重现，让他反复体验，导致其精神伤痛愈加深刻地留在陈木匠的灵魂深处，他无法获得轻松和快乐，以苦行的方式生存，甚至带给初见陈木匠的“我”一种莫名的压抑和恐惧。
小说中，作者通过第一人称“我”的眼睛，极其细致地替我们观察到了陈木匠在提及“她”和“她”的病时的种种表现：“变得沉郁起来”；“渴望交流”，“时不时陷入沉思”，永远欲言又止，“伤感”，“陷在沉思”，“述说的声音渐渐变得有些哽塞”，“有泪水顺着陈木匠的脸颊流下来，他喃喃地说”等，这些恰恰都符合PTSD（创伤应激障碍）的三大类症状：创伤事件的再体验，对创伤相关刺激的回避和一般反应的麻木感，以及持续的高唤醒状态。[ 约翰·布莱伊尔等.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M］,徐凯文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3.]创伤事件的概念是宽泛的，所有对受创者产生威胁并形成恐惧心理的事件皆是创伤事件；受创者则指直接参与、间接参与、目睹、听闻创伤事件，并对此耿耿于怀，在日后生活中无法摆脱创伤阴影的主体。此外，一般创伤事件结束后，创伤对创伤主体的影响是长久、深刻且强烈的，创伤主体因为无法摆脱此种感受，而产生精神疾病。陈木匠在看到一切与美好和女性相关的景象时，都会想起“她”，都试图要谈论“她”，但又因为内心的恐惧，他不愿意轻易提起，三缄其口，只能坚持用“白血病”做隐喻，并且迟迟不愿意说出“她”的名字，直到三年后，与“我”建立了较为亲密和稳定的人际关系后，才能艰难地直面创伤，揭开“白血病”的面纱。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受创者的范围很广，且创伤会形成代际传播，而创伤带来的恐惧又具有滞后性，世界卫生组织于1992年出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特征总结如下：侵入记忆（‘闪回’）、睡梦或噩梦中反复再现创伤场面……常有自主神经过度兴奋伴有过度警觉，一种增强的惊跳反应和失眠。
“我”并不是创伤事件的亲历者，但一定对此有所了解，并在了解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创伤体验，文中有两段对“我”梦境非常精彩的描写，这是历史片段的隐喻性梦境书写，这也恰好是创伤对于“我”当下记忆侵袭的表现。墨白在诸多作品都擅长以梦境和幻觉的现代主义方式呈现和表达历史片段带给人的创伤体验，在本文中亦可见一斑。在这场梦境中，不仅重现了创伤事件发生的抽象过程和场景，“我”也似乎看到了神秘的“她”，而“雪花”“胸口发闷”“混混沌沌”“杂乱”“黑暗”“突然，有一只大手从天空伸过来，抓住了我的头发……”等，这些不及物的写作方式最终指向了“及物写作”的目的，即以个人真实又虚幻的感受来表达现实的创伤性事件带给人的恐惧和迷惑。
克鲁丝在《无言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对创伤作出了完整的界定：“在最广泛的定义上，创伤是突发事件或灾难性事件导致的那种压倒性的经历，其中，人们对于这一事件发生时的反应，常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方式反复出现，无法控制。”[ 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1.]
“陈木匠”和“我”对于突发事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完全认识和消化情绪，相反，此后的“八年”中，陈木匠的伤痛未减分毫，甚至愈加深刻，而“我”的应激反应和对他的理解又证明了创伤感受会不断侵袭人，并造成强烈的情绪危机。在此后修复工作持续的三年光景里，这种滞后性的伤痛依然未能消解。此外，本文中创伤造成的疾病隐喻不止“白血病”，“她爷爷的坟墓”、“肺气肿”，以及与“我”的噩梦和恐惧伴随不休的“高原反应”都是创伤体验的病态隐喻。
《西去的河流》用“白血病”的隐喻修辞带我们一步步靠近真相，还原痛苦，从创伤形成的悠长且深刻的恐惧去回望创伤事件的原型，触摸时间的伤痕。
《西去的河流》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河流“东去”形成逆向：“我”现在的时间是1997年，在缓缓讲述当下考古队进入青藏高原，展开对文物修补活动的同时，也为读者缓慢地回顾八年前的光景；期间，陈木匠讲述了他的师父，也讲述了“她”，“她”的家乡颍河镇，和颍河流经的禹州，那个出钧瓷的地方，既是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有古墓，指向历史；“她”又是历史考古学集大成者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亦指向从前；而“我”也是考古专业，目前从事托林寺考古发掘与抢救性维修。这种集体与线性历史反向性的走向，体现了拯救历史的倾向。在文物维护组清洗和补修托林寺活动中，“我”和陈木匠正以本雅明提出的“历史天使”的姿势面对破碎的遗迹，那些破损和裂痕正是线性时间带给历史的创伤，只有修复文物，才能正面过去。“救赎”的彼岸可能还有一段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在这一回顾的过程中，参与者会痛苦和流泪，但未来的虚妄，迫使人们回望历史，在层层废墟中寻找其存在过的证明。
本雅明在论述克利的画作《新天使》时说：他的脸扭向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积到旧的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弃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大风如此猛烈，以至于天使无法将翅膀收拢。大风势不可挡，将其裹挟至他背对着的未来[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A］． 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9．( P43—44)]。“历史天使”之所以面朝“过去”，乃是因为在他看来“过去”携带着一份指向“救赎”的“秘密清单”。这份“秘密清单”的题旨只有两个字——“灾难”。[ 本雅明.“历史天使”意象探微［J］.河北学刊,2015 (5) :72-73.]
这条回望的救赎之路，在《西去的河流》里不但题旨“苦难”，还指向了宗教。在这里，有着鲜明的宗教意象——佛寺、佛、菩萨、佛母、度母、金刚、高僧、壁画等，在历史的动荡中这些宗教意象群体或有破损，或有幸保存较好；文物修复组进入藏传佛教地区，专注于修复宗教文物，要经历识别、摄像、翻译、记录等等一系列繁琐且细致的工作程序，但我们在文本中没有看到现代世俗行业中普通工作人员的烦躁和激进，相反，他们很享受自己的工作，沉静在佛教带给人的宁静和洗涤中。
例如在修补精美的壁画时，作者对细节详细的描绘，让读者信服“我”和陈木匠真的沉醉其中，于美中流连忘返，从不抱怨工作带来的疲惫。在临擵红殿门廊一则的《十六金刚舞女图》时，“我停下来呷一口茶水，指着门廊上的壁画对他说，你看，这优美的线条，清淡的色彩，高雅脱俗的工笔技法……”能徜徉于宗教艺术的审美语境中，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我”最初难以忍受的高原反应在此时早已消散，日渐变深的肤色将“我”融入这片天地。
而陈木匠则在宗教的神性中寻找着创伤愈合的路径：“他就会双手合十，喃喃地说，真是看一眼就终身难忘，如果……那一刻，陈木匠呼吸急促，他的思想一准是从这些壁画里游离出去，深陷在思念里。”
这些壁画上的舞女乳房庞大、腰肢纤细、臀部丰满，身体的线条流畅而夸张，她们合掌胸前、面容娇美、体态轻盈……陈木匠目睹这些，陷入思绪，他应该是看到了同样曼妙又带着神性光环的“她”，“她”曾是复仇女神，是狂欢的女神，此刻亦或是救赎女神。陈木匠在佛教壁画前想起“她”，是遗憾、尊重、想念、也是崇拜和信仰，于神性的温暖中抵抗恐惧。
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她”作为宿白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自然也是在佛教考古，她绘制的地图，陈木匠随时带在身边，尽管已是灰黄色的纸，磨得发毛，但他仍小心翼翼地呵护，并用“✭、▷、◐”等不同的符号在地图上分别标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寺院，这些寺院，有的是陈木匠和“她”一起走过的，也有的是陈木匠自己走过的，还有的是未曾到达的地方，整整99座寺院。
这里的每一座寺院，都可以看作是凡人走向神的阶梯，每一步都是精神救赎的渴望。而这托林寺，就是第一百座，一旦当托林寺也在地图上画上去过的标记后，他和“她”之间的约定就完成了。这是支撑着陈木匠这些年生活下去的精神源泉，也是他在漫长岁月中祭奠“她”、靠近“她”的证明。“我们计划中的行程就要结束了……然后，我去哪里？”这是陈木匠的自问，但又何尝不是当下人生存困境的挣扎？如果放下信仰和神性，忘记历史和过去，我们该走向何处？虚无像凛冽的风一样裹挟着我们，渗透进身体的每个角落，令你无法摆脱，无处可逃。
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把一切向前推进，在历史唯物主义论来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来不会因为什么而停止，但快速的现代性进展伴随的政治变动势必会给人带来创伤，而“历史天使”以面向过去的方式，试图救赎受创伤事件深刻影响的个体。《西去的河流》以“西去”的方向，面对过去，接近记忆的真相，反抗遗忘的惯性，正如作者所说，“在生命的现实里，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痛苦的回忆，回忆我们曾经的苦难”，直面历史的破碎，呼唤神性的回归。
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从来不会只停留于再现创伤，他们在写作中执着地寻找着疗救的方式，帮助创伤经历者去进行自我疗救，安放无助的灵魂。在《西去的河流》里，作者以“白血病”为创伤体验的主要隐喻，伴随“高原反应”的病症，以回忆和梦境来证明创伤经验对人的反复侵袭；在托林寺长达三年的修复工作，及陈木匠用脚步丈量的一百座寺庙，给“修复”“寻找”赋予了创伤疗救探求的意义，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神性在人的身上慢慢得以回归，创伤者从历史和宗教中得到救赎。在小说的结尾——陈木匠带着“她”来到兰戛错的湖泊的岸边，那是“她”生前渴望到达的地方，并永远安息在冈仁波齐神山的脚下。
原载《壹读》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