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却被扔进了中国最冷的林场，一去二十五年，无人知晓，她父亲的真实身份，组织沉默了二十年。
这一切从1953年的一纸分配开始。
出身问题，从上海被发配到牙克石
1953年夏，上海第一医学院教学楼外的榆树正茂，校门口停着两辆卡车。
吴兰成穿白衬衫，拎着一只黑色手提箱，站在队伍的最后，她的分配结果，比所有人都晚了三天。
前两天她还在给实习老师看病历分析，第三天就被告知前往内蒙古牙克石林场医院，她问原因，对方只说一句话：“有组织安排。”
她没哭，也没闹，默默回宿舍收拾东西，临走前只给一个同学留了话：“我爸是国民党的人。”
没人知道，这个“国民党的人”，其实是吴石，在台湾被枪决的潜伏者，上校参谋长，代号“老张”。
那年牙克石的林场医院刚建两年，冬天能冻掉睫毛，医生只有四个，没有儿科，没有麻醉师，手术刀要靠铁路运。
她到林场的第一天，赶上急诊，一名工人孩子高烧39度，抽搐，她看了眼体温计，脱下外套就进了治疗室。当地医生说，“发烧孩子在这儿活不过四天。”
她拿起注射器，动作熟练地配药，退烧、吸氧、擦浴，整整熬了两晚，孩子醒了，林场主任说了一句：“小姑娘行啊。”
谁也没告诉她，她是林区系统几十公里内唯一一个本科医学毕业生，也是唯一一个上海来的。
不能说的父亲，二十年的隐姓埋名
吴兰成的户口卡上，“父亲”一栏空白，她自己也从不提。
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他没有反抗，只请求一件事：不要连累家人。
大陆那边，家里一夜之间断了联系，母亲王碧奎带着几个孩子迁到湖南、再转上海。组织说：“不能暴露，台湾还有人没撤回来。”
吴兰成知道父亲死了，却不能说出死因，她的兄长吴韶成，大学毕业后也被打发去水泥厂做财务，兄妹俩像失声的人，沉在背景中，不留一点痕迹。
1958年，牙克石最冷的一年，零下四十三度，水管都冻裂了，林场医院停了三天水，她徒手给三个婴儿洗澡，冻得通红的双手贴着孩子背脊，一直在抖。
有人说她怪，有人说她傻，她只是说：“我答应来这儿，就得管。”
那年她二十七岁，在林场干了整整五年，没请过假，她从没向任何人提过“上海”两个字。
她的真实身份，直到1973年才被揭开，国务院来电，说吴石烈士身份已经核定。
她那年已经在牙克石干了二十年，穿着旧白大褂，回到家里第一句话是：“我爸，可以写名字了。”
林场人不知道“吴石”是谁，但北京知道，吴石死前传回来的最后一份台湾空军布防图，直接用于福建沿海的反登陆战备部署。
1970年春，牙克石森林火灾，她带着急救包跟着队伍进山，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她顶着风从火线往回背人，三个小时救回六个。
她瘦小，一米五几，背一百多斤的伤员还要翻沟，有人拽她说别去了，她只说一句话：“我比你会止血。”
医院缺医少药，她学会了自配退烧药，用米汤喂新生儿。
最难的一次，是个横位难产，别的医生束手无策，她靠着实习时候记的解剖图，用手摸索胎位，一个小时徒手接生。
吴石将军长子吴韶成
那孩子今年是林场卫生站站长，提到她就一句：“那时候能救命的人，只有她。”
她从不请假，不回家，不跟人吃饭，林场说她像根钉子，钉在那儿拔不出来。
1972年秋，她发烧四十度，硬撑着查房，到晚上，突然晕倒在走廊，医生说过劳性肝损伤，必须转院，她不肯，说自己走了，没人看病。
她撑了一个月，把病拖成了慢性。
1973年林场来了北京的接待组，带来一纸通知，说“烈士身份核实完毕”，吴兰成那天戴了顶旧毛线帽，站在食堂门口不说话。
半个月后，她的信寄到北京，没有抬头，只有一句话：“我能调走吗？”
调走之前，她拒绝了北京一次
北京的调令来了，1975年春天，她没有立刻走，她拖了一年。
调令上写得很明确：中国中医研究院信息所，副研究员编制，解决配偶工作。
她的丈夫陈进森，那时在林场做土建工程师，患过一次肺结核，一直干不了重体力活。
她什么都没说，只把调令收进抽屉，第二天照常上班。
主任拦住她：“你疯了？一辈子在这儿？”
她说得很轻：“还有人比我更熟这些病例吗？”
医院里那年换了三批医生，没人能扛满一年，她扛了二十多年。
调她走的，是何康——农业部副部长，父亲吴石生前的战友何遂之子，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能让她一直埋在雪地里。”
她拖着调令过完了那个冬天，再走时，只带了一口旧皮箱，没做欢送，也没照相。
她没说再见，林场医生开玩笑说：“她像是借了一趟车走，改天还回来。”
没人想到，那趟车，彻底把她带离了北方的雪线。
研究员、劳模、政协委员——她成了别人眼中的“成功者”
到了北京，她没进医院。
分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时，档案里夹着一封来自部里的信：“可做科研，无编制问题，家庭问题解决。”
她从儿科医生变成研究员，改行了，没人再提她在林场干了25年的事。
她开始做中医信息分类系统，接触计算机，把一摞摞手抄药方输入数据库，没人愿意干这种“文案活”，她干得认真到极致。
第一年，她完成了信息所全院病案分类手册的结构重编，她白天敲键盘，晚上翻病历，眼睛干涩到必须滴药水才睡得着。
同事说她是“机器一样的人”，她回一句：“你没看过林区死人眼睛睁不开的样子。”
1979年，她第一次代表研究所出国，去日本医学学会，英语演讲稿是她自己写的，有人帮她润色，她拒绝了：“我说不出口别人的语气。”
她穿灰色西装，站在会场中央，用不标准但流畅的英语讲中医分型理论，她讲完后，台下是七秒沉默，然后爆发掌声。
有人在会场问她：“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她笑了笑，说：“牙克石。”
对方愣住了，“那个牙克石？”
她点头，“零下四十度的那个。”
1985年，她被评为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所里有人贴出她的照片，底下配字：“科研能手”，她自己撕了，说：“我不是榜样。”
她从没写过一篇回忆林场的文章，没接受过采访，也没讲过父亲的事。
政协委员的身份是1988年确定的，第六到第八届，她都在，会上从不发言，只记笔记。
1991年春，吴健成从台湾带回父亲吴石的骨灰，她没让人陪她去福田公墓，她一个人提着罐子，坐地铁到香山。
合葬那天没请任何人。她在墓前站了十分钟，说了一句话：
“爸，我们能说出你的名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