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20世纪美国作家、编剧。
【正文】
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富人家的孩子(至少其中一部分)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闲暇时间?不能自己选择职业?还要时时刻刻都被人盯着?从理论上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明明能够拥有选择自己渴望的道路的自由(和金钱),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处处受限。这些孩子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在进行交易,要么是用来换取赚钱的职业,要么是用来换取能嫁给有钱人的赚钱职业。特雷弗参加SAT预考时,必须选择大学的专业。他浏览了一遍职业列表,想找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专业。我笑了,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希望他以后进入房地产行业——不是像他从前开玩笑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平凡的代理人,而是成为商业地产大亨。他对大学的看法完全是交易性的,这让我没有办法理解。
富人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交易性的,就连玩乐也不例外。盖茨比本人就把娱乐视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他的房子是为了吸引人们参加派对,他的派对是为了吸引黛西,甚至他的衬衫也是为了讨她欢心。他所有的交易都是为了赢得爱情。在他房子的一端,可以看到海湾对面黛西家码头上的绿灯。他的派对是为了找到类似爱情的东西,正如他想象中与黛西的爱情。
前1%的富人所追寻的东西有时并不明确。显然,他们从小就为自己制订了计划表,就像盖茨比在一本小说的扉页写下的那样。那时的盖茨比还是詹姆斯·盖茨比,他制订了一个自我提升的计划表,其中包括每天练习15分钟杠铃、测量体重、花一小时研究电学、花两小时研究“有用的发明”。他只为棒球和其他运动分配了半个小时,似乎是为了控制娱乐的时间。读者们不禁想知道盖茨比在这些自我提升的练习中坚持得怎么样,因为他后来是通过和黑帮打交道起家的。盖茨比的致富之路更多是依靠非法勾当,而不是凭借努力工作和自我提升,但他是在美国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氛围要求他严格守时,坚持在逆境中不断提升自己。
特雷弗的家庭和其他类似的家庭也都崇尚这两条原则,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矛盾。特雷弗和年轻敏感的詹姆斯·盖茨比一样,日程安排得很紧,还要通过严苛的课业、锻炼、体育比赛和课外辅导来不断提升自我。他的父母也知道,有时需要通过捐款来打点他的未来。这虽然并非贿赂,却在许多方面与自我提升的精神背道而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着“双重信仰”,遵守着这两个“礼拜场所”的规则。
在我辅导的孩子中,来自富裕世家的沃伦似乎最懂得安排自己的闲暇时间。他每周能有好几天时间玩乐器、听音乐,他学习外语只是因为觉得有趣。我经常看到他的父母翻阅《纽约客》,他们还会问他关于写作的事情。他很少面露倦色,看起来也没有太大压力。我来上辅导课时,他常常轻声哼着歌为我开门。我很喜欢在他家度过的一个小时。他会主动给我泡茶,而且对自己要写的内容有丰富的想法。在上课过程中,他制定了一些帮助他激发写作天赋的策略。他懂得关注细节,用词简短有趣,善于分析解读文本,写作风格清晰明了,而且语言优美。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对他来说并非折磨。他热爱阅读、写作和思考,还会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沃伦的祖辈在内战时期就已经声名显赫,他是最接近《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布坎南家族的人物。但不同于黛西和汤姆·布坎南,他们一家都很和善。他家墙上挂着一些祖传的画作,比如一些“蓝袜知识女性”的画像。我自己不属于这个阶级,我和我辅导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来自盖茨比所属的奋斗阶级,我们是新美国梦的创造者。我的族人是在世纪之交定居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移民,后来他们来到马萨诸塞州牙买加平原的鞋厂工作,来到纽约布朗克斯区缝浴帘,来到曼哈顿下东区,在禁酒时期用浴缸酿酒。
一个人是不是必须拥有沃伦那样的家庭背景,才能像他一样觉得世界可爱呢?他的父母并不痴迷于金钱,他继承了这一点。他每年圣诞节都用花环装饰在苏豪区的砖砌楼房,到了春天又摆上花箱。每次我经过他家,似乎都能看到一种希望,就像黛西家码头上的灯光为盖茨比带来的那种希望,那是一种轻松、舒适的感觉。
不同于布坎南夫妇,盖茨比并不真正懂得如何享乐。布坎南夫妇的快乐常常以灾难告终,但他们依然热衷于打马球、高尔夫和开车兜风。然而,对于盖茨比来说,每一刻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个派对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并不能不计后果、无所顾虑。也许美国对资本主义的信仰是禁止这种享乐主义的。总而言之,享乐主义对我辅导的大多数孩子而言都无比遥远。
他们也习惯了把时间分配到特定目标上。当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利用空闲时间,只会沉溺于酒精或电子游戏中。有些追求看似是享乐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辅导的一名学生在16岁时就成了一名职业赛车手。他经常从纽约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比赛。他需要每天在模拟器上训练,研究如何转弯,在教练的指导下训练,盘算下一场比赛。他甚至还没有考到驾照,就已经成了职业运动员。他唯一可以合法驾驶的地方是在赛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