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毛主席拆开一封皱巴巴的信。
信里写着："我工作的事还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您帮忙！"
要是别人敢这么直接要官，毛主席早就把信扔了。可这次他看完信，拿起红笔就批了"同意"。原来写信的，是二十多年前救过毛主席性命的国民党警察厅长刘策成。
时间倒回1923年秋天，长沙城里人心惶惶。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贴出告示，要抓写文章骂他的"乱党分子"毛泽东。
这差事偏偏落在警察厅长刘策成手里，他可是赵省长的亲家。谁也没想到，这个穿着警服的长官，第二天就派人给毛泽东通风报信。
那天半夜，两个黑影翻进毛主席住的清水塘院子。他们塞给毛主席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更天出城，走南门！"
毛主席前脚刚走，后脚警察局的人就举着火把把院子围了，领头的王建屏还朝天放了几枪，演了出"追捕失败"的好戏。
赵恒惕在办公室气得跳脚："毛泽东是土行孙吗？怎么钻地跑了？"他哪知道，就是自己最信任的警察厅长把人放跑的。
其实刘策成早就被盯上了。放跑毛主席三个月后，赵恒惕的亲信发现他书房里藏着《新青年》，差点就要告发。
还是他夫人急中生智，把杂志塞进灶膛烧了，谎称是佣人偷藏的，这才躲过一劫。这事后来在长沙官场传开，都说刘厅长家里藏着"革命火种"。
早在1920年，刘策成当衡山县长的时候，就干过件轰动全县的事。当时毛主席写信说要办文化书社，可穷得连本书都买不起。
刘策成二话不说，把祖传的玉佩和老婆的嫁妆都卖了，凑了三百块大洋送过去。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才十五块，这笔钱够他白干两年。有人笑他是败家子，他却说："我这叫投资革命！"
书社开张那天，刘策成特意换了便装去看。发现书架上摆着《共产党宣言》，他不但没没收，还自掏腰包买了十本，说是要给警察局的兄弟们"开开眼"。
这事后来被赵恒惕知道了，气得拍桌子大骂："我的警察厅长带头看禁书！"
书社盈利后，毛主席要把分红还给他。刘策成回信说："我要图钱，当初就不会卖传家宝！"
这话在长沙传开后，连街边卖臭豆腐的都知道，警察厅长是个不要命的"革命党"。有次他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对方家长骂他："你爹就是个赔钱货！"
结果被他知道后，反倒奖励儿子一块银元："打得好！以后谁敢骂革命，照打！"
等到1950年，当年的刘厅长已经六十八岁了。新中国刚成立，他守着老家满屋子的书稿发愁——这些年他埋头研究《庄子》，可家里资料不够，想找个能查资料的工作。
给毛主席写信要工作这事，老头儿在屋里转了三圈才敢下笔。没想到不到半个月，湖南省政府就通知他去参事室上班。
可上了两个月班，刘策成就憋不住了。参事室天天开会写报告，哪有时间看书？
有次开会讨论农村政策，老头儿实在忍不住，掏出《庄子》就在底下抄笔记，被领导点名批评也不改。回家跟老伴抱怨："我这把年纪了，还要学小年轻坐办公室！"
老头儿一咬牙，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我不要当官，就想找个能安心看书的地方！"这回连秘书都犯难，说文史馆编制满了。
毛主席看着信，想起当年在书社读《新青年》的日子，大笔一挥："特批！" 还特意交代："把我稿费拨点，给老先生租个安静院子。"
1951年6月，中央文史馆的聘书送到刘策成手里。老头儿摸着烫金的"特聘研究员"几个字，手抖得像筛糠——这可是用毛主席自己的稿费给他开的工资！
他连夜收拾了二十箱书稿进京，把政府安排的宿舍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管理员要帮忙整理，他急得直摆手："别动！我的书都有阵法，动乱了就找不着了！"
后来他写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出版时，毛主席亲笔题词，惊呆了一帮老学者。
有个老教授不服气，跑到图书馆查资料想挑错，结果发现刘策成光是注释就引用了89本古书，连唐朝的孤本都有记载，这才心服口服。
要问毛主席为啥破这个例？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人家连命都搭上，现在给个书桌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