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羽翼天朝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1979年，我国新发现有关石达开的史料两份：一是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中看到的新本《石达开自述》;一是在翼王故乡广西贵县奇石公社看到的《鼎建渡船碑记》。这两份新发现的史料，为研究和评价石达开，提供了新的佐证。关于前者，《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四辑，有方诗铭同志的专文介绍。笔者本文着重就《鼎建渡船碑记》所反映的史实，对石达开的家庭出身和革命动机，做进一步的探讨，并为拙作《翼王的身世及其赴义动机》一文（已收入中华书局编印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的补充。
1979年12月，贵县奇石公社“石达开史料调查组”在该公社发现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三月十五日立的《鼎建渡船碑记》（以下简称《建船碑》）一份共三块，每块高120厘米，宽66厘米，用同样方整石刻成。碑身完好，碑文楷书，有部分被磨损。三块碑上端，分别刻大字“鼎建”、“渡船”、“碑记”。
第一块碑，右方刻序文七行约二百八十字，不见作者署名。序后列捐钱题名四十七人，其中廖光华四千文；陈朝霭三千文；廖、韦、黄三姓七人各两千文；莫、苏、覃、黄四人分别为一千二百或一千五百文；捐一千文者三十四人，其中廖姓十四名，其他姓氏各有两三名，石达开、石昌隆题名在倒数第五、六位处。此碑下半部空白无字，其位置约可列数十名，当是捐九舌文以下被磨平了的。
第二块碑，捐钱数为三百至六百文。题名分八排，每排三十四人。其中有空白处，属被磨损部分。石昌荣、石昌达名在第三排，各捐五百文。
第三块碑，题名二百余人，为捐钱三百文以下的。碑文被磨损较大，字迹难辨。
碑末总计：五百十一人捐钱共二十万五千文。
三块碑上所见姓氏有二十四个，较多人数是廖、周、韦等姓。在一、二两碑上，看不到达开的伯叔昌茂、昌翰和外祖父周国质、舅父周凤展、姑丈黄朝阳、胡善积、潘文赞等人名字。大地主周凤鸣也不见名，可能原列在被磨平部分。
《建船碑》虽已残损，但有关研究石达开史实的内容，幸尚基本保存。它对百多年来关于石氏家世的分歧各说，给予雄辩的回答。
第一，石家在当地不是人口多的大姓。从《建船碑》所列姓名来看，石氏家族人数较之廖、周、覃等姓，简直是微不足道。
道光二十年十月立的石门黄氏墓碑，死者有子三人，为润字辈；孙六人，为昌字辈；曾孙十六人，开字辈；玄孙二十一人，科字辈。达开当年十岁，名列倒数第二。从《建船碑》不见润字辈，当已去世。习俗刻碑，晚辈有不少是未岀生先题名的。据此以观，充其量亦不及百人。
第二，石家不是“土豪”和“多年绅富”。从《建船碑》看出：石家捐钱数目，反映出他们仅是中上之家。碑的题名上标有主事职称：“总理缘”为最前三人；以下有“主缘”、“化缘”各若干人。诸“缘”中没一个姓石的。凡负责“缘”的人，是由地方上较有地位的绅富充任的。石家没有充当绅富的资格。
第三，达开之父是昌辉，在达开十岁或稍早一些年已死。捐钱没用妇女题名，故达开虽年幼，名字也上了碑。清吏所录《石达开自述》“父名昌奎”，即是昌辉。达开是客家人，客语“辉”与粤语“奎”同音。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01页关于石达开家世的表述，显然是受许平叔的“以财雄一方”和张德坚的“献贼数十万金”二说影响，是不对的。而罗尔纲同志说，达开“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家”，没有说是“土豪”和“多年绅富”。这与民国《贵县志》说他“家中资”,证诸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县调查资料、《翼王祖墓碑》、《建船碑》所反映的事实，还是比较吻合而确切的。
石达开十七岁时参加拜上帝会。乡俗多惯早婚，其姐当已出嫁。他母亲五十多岁，两妹还未成年，达开便是家庭的劳动力。他兼营商贩，不能视为家庭经济上升的标志，而主要是为掩护革命活动的需要。他父亲死后的头几年，母亲是唯一的劳动力，免不了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达开接近成年就得挑起撑持门户的担子。交结会众，扶贫济弱，使他赢得“重义轻财”（许平叔语）的称誉。《清鉴纲目》说他能“以仁义笼络其民，人心附之”，不是偶然的。这个“笼络”包含着以道义教育和以物质资助两方面的内容。可以想象其日常开支是不小的。
现在我们可以说，石达开父亲在世的后期，其家庭是个新兴小地主或富农；父死后到他赴义金田这时期，则是“铜锣烂后名声在”的破落户了。
百多年来，关于石达开参加起义的动机，不少人对清吏记录的《石达开自述》“因本县土人赶逐来人，无家可归”而“谋反”等语，未予置疑。这个自述不是达开亲笔，清吏也不会让达开校阅过。它抹杀石达开起义的正义性，把起义队伍因有斗败来人的归附而更加壮大的现实，篡改为达开本人被迫起义。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应该还其本来面目了。
道光末年贵县土来械斗是事实，但土来并不等于是壮汉，械斗也不是在龙山地区进行，它更与石达开无关。下面逐一加以论证。
1.土来械斗不是壮族与汉族间的斗争。光绪《贵县志》说：“贵县土著惟农、黄、覃、邹、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概称为土人。而于粤东惠潮嘉迁来者均谓之来人，即客人。”民国《贵县志》说：“今征诸各姓谱系，则黄、覃等姓亦多外来，非皆土著。”所谓“土著”指壮族。“土人”则既包括壮人，又包括讲土白话的汉人。“来人”指讲客家话的汉人。
光绪《浔州府志》记载：“贵县土来斗。来人富豪温阿玉艳土人农氏女美，遭夫家退婚，强娶之，遂相仇杀。”农姓，据《贵县志》说是壮族（土著）无疑。韩山文《洪秀全的异梦及广西乱事的始原》中说：“这女子已与一本地人订婚。”则农氏许配的夫家不是壮族，而是“概称为土人”中的讲本地白话的汉人了。“文革”前贵县调查口碑说：“（大坏）篁村温阿玉见龙山一壮人妹子漂亮，想娶做小婆。（后来械斗发生）来人归来人，土人归土人。壮人也帮土人的忙。”这里“土人”显然非“壮人”。虽然壮人站在土人一边，这械斗却不能说是由壮汉矛盾引起，也不是壮族与汉族的斗杀。《贵县志》与口碑，明确了农氏女和其夫家，虽“概称为土人”，而民族成分却有别，补了光绪《浔州府志》之不足（不明确）。
有的同志把“客家”与“本地”的矛盾，具体地说“是居住在广西贵县的壮族与汉族的矛盾”,这提法是不科学的。《浔州府志》的“狼壮曰土”，同《贵县志》的“概称为土人”意思一样，既有壮也有汉。“土”与“来”对称，它不是民族的代称。“来”当然是汉人，而“土”却不专指壮人。
洪秀全的“客家本地总相同”这句诗，即使是他当时用来劝诫械斗的双方，也只是说“客家”与“本地”同是汉人，应和睦相处，并没有兄弟民族平等的含义。
“来土斗争主要是来人与讲贵县土白话的土人斗。壮人和来人比较好，有时帮来人。”这条口碑，证实了1960年广西通志馆调查资料编者按。这段话是比较全面的，原文照录如下：
“我们在贵县、桂平、武宣各县调查时，群众做解释说：所谓来人即从广东搬来的客家人，而土人主要是指在广西入籍很久，讲土白话的汉人，并非全是壮人或瑶人。单纯把壮瑶等少数民族看作土人是不对的。因此，把来土斗争理解为汉族与壮瑶族间的斗争也是不对的。壮瑶族上在来土斗争中，有些站在土人方面，也有些站在来人方面。我们认为，分清这种区别，对理解来土斗争颇为重要。”
2.贵县土来械斗不是在奇石地区。械斗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大圩地区西部。口碑说：“温阿玉联了从教子岭到长排、赐谷（属庆丰）、南江一带来人，土人联了北江和桂平白沙土人。先在教子岭，后在大仁岭（均大圩区）各打了一仗。大仁岭来人少，黄李二姓有钱，便去联络（江南）桥坪的来人帮打。结果还是敌不过土人。北江一带来人少土人多，所以总是被土人追赶。”“庆丰地方的来人头子万老爹和王三妹，都是地主。家中有谷已为械斗吃完，叫大家逃散各处。恰逢石达开在贵县发动起义，很多无家可归的客人乘机投奔石达开部队，庆丰跟去的客人最多。”所有口碑，至今未听说有奇石客人参加大坏庆丰这场械斗，也未听说有斗败的来人被赶入奇石地区。
3.石达开没有介入来土斗争。奇石古为北山下里，与上里（龙山）、中里统称龙山山区，壮人占百分之九十四左右。奇石北为武宣县境，东北为桂平，东南经六乌山到庆丰。客家人多定居于北部偏东，旧时有六七条村屯。建达开水库后，因水淹田舍搬迁，奇石公社唯蓝田村住有客家人。全社汉人占1%强。当地壮人淳朴好客，对外来垦荒定居的来人，从无排斥歧视、以众凌寡现象。
关于来人习俗，光绪《贵县志》说：“其人自成村落，或三五家为一村，或一家为一村。”但也有来人和土人共住一村的。过去奇石的古练村住三姓人，潘姓是壮族，杨、黄是来人。其他地区，亦有类似例子。这充分反映了贵县壮汉民族关系融洽，由来已久。
道光年间，奇石地区有过械斗，起因是新造村壮人地主韦佐清霸占陂水，那良村受害的贫农潘（壮人）、黄（来人）二姓联合，打死韦佐清及韦姓二青年。吉麻村黄姓来人同样要水，也帮那良村人打韦佐清。这是明显的阶级斗争。另一次是真正的壮汉纠纷,壮人要打来人，但在发现聚众之初，得石达开调解，没有打成。石达开以团结反清的大义教育群众，收到良好效果。他对山区外大规模的土来械斗，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当械斗发生时，天地会陈香晚部队，由宾州入龙山，出棉村（大圩西）支援来人作战。事前和败后，陈香晚都没有到奇石联络石达开参战。《贵县志》和口碑、资料，都看不见有关石达开参与械斗的记述。因此，对清吏所录《石达开自述》“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等语，不能认为是石达开参加了械斗的真实记录。
正是由于石达开在当地倡导革命多年，深入人心，因此“出兵时，由千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其中有壮人、客人和讲白话的人。壮人最多，客人其次，无来土之分”。口碑所述这占相当大数量的来人中，有不少是斗败无家可归的，也有不曾参加械斗的。他们到了革命部队后，深刻体会到“客家本地总相同”的正确性，憎恨温阿玉等豪富祸首的罪恶，更加勇敢地投入诛妖的伟大斗争中，成为太平军中的一部分主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