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建文帝出亡滇西地区的传说十分丰富。文章运用地方文献，对相关传说的产生及传播状况进行了考证，认为：传说俱诞生于清初康熙年间，且都直接来源于《致身录》、《从亡随笔》二书中记载的地点；传说背后的传播动力是清初明遗民对故国的思念，贯穿整个清代地方官对忠义大伦的弘扬以及当地人为本地增光添彩的需求。
关键词：建文帝；传说；滇西
作者简介
王力
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作者简介
刘锡钺
兰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于明建文帝下落传说，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传说的演变过程，大致达成了如下共识：自明中期传说诞生，传说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到明后期，逐渐产生地方化的趋势。建文帝从最初的传闻不死而出亡，后来多人随从出亡，周游大江南北。 然而，对于传说的地方化趋势以及清代以后的传说流变情况，学者们普遍着墨不多。特别是云南这一传说极其丰富之地，却鲜有人关注。本文将视野放在滇西，即云南西部地区，根据明代行政区划，利用地方文献，对相关传说进行分类考证，期以还原传说之产生及流播状况并探寻其传播背后之动力。
（一）大理府之传说
1.浪穹潜龙庵、二忠墓及其诞生与传播的动力
根据《致身录》、《从亡随笔》二书（以下简称《致》、《从》二书）记载，建文君臣于永乐九年（1411）四月抵浪穹，建一庵。次年，从亡二臣杨应能（应能）、叶希贤（应贤）相继去世，葬庵之东。至宣德四年（1429）浪穹庵被毁前，建文一直以之为据点周游各地。后来又于正统元年（1436）返回浪穹，于旧址之上重建新庵，直至正统五年（1440）建文返京，程济将庵焚毁，墓捣平。
《致》、《从》二书诞生于万历末至崇祯初的江南地区。前者托名建文朝侍书吴江人史仲彬撰，后者托名随从建文出亡的道士程济撰，两书对建文出亡之行迹记录十分详细。经沈德符、钱谦益、潘耒等人的考证，《致》、《从》二书为伪几为定论。 尽管如此，二书在晚明社会中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有人称，“自程济之《从亡随笔》、史仲彬之《致身录》出，二百余年之晦迹始彰，疑案尽解”！ 许多人相信二书的说法，认为建文帝城破之时出亡为僧，云游各地，最后终老大内。清初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17《建文逊国》的内容即以二书为史源。 还有人做《建文年谱》，大部分内容亦本之二书。
康熙初年，楚雄知府冯甦于浪穹寻访建文遗迹，然而却“无知之者”。 此时当地大概并没有建文遁迹的传说。最迟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当地的建文出亡传说诞生了。康熙《浪穹县志》记载：“永乐九年，建文帝自永昌白龙山到浪穹，爱其山水清幽，林麓苍茂，应能、应贤与程济卜地㳽次河旁，诛茆成庵。至永乐十年二月，应能病卒，至四月，应贤亦卒，帝大痛，作诗文哭之，并葬于庵东，亲题其石曰：两忠之墓。虽来往于鹤庆、武定、楚、蜀间，行踪不一，然盘桓于浪穹者盖十余年。”后来建文离开，程济毁庵削墓，以灭其迹，人迹莫考。 这一说法显然是从《致》、《从》二书移植而来。那么是何人移植而来的呢？
康熙年间，当地人何星文读到《致身录》，“因知建文在浪者久，迹不可没，遂约姚安世守高奣映建潜龙庵，重立两忠墓，以志逊国遁浪之由，使之不朽也。” 潜龙庵位于县治以东五里㳽次河旁，庵建成后，又“取石窦内所藏遗像奉之”，石窦即石穴。紧接着又置田产，“以永焚献”，命僧人祭扫。 何星文在读到《致身录》之前，并不知道浪穹的建文传说，“昔传闻者，仅知狮子山而已” ，后来又读到他的朋友杨毅叔所珍藏的赵士喆所撰《建文年谱》，方知晓了建文遁迹浪穹的事迹。作为一介布衣，何星文并无多少财力，于是他去姚安探访土同知高奣映。高读《建文年谱》，“未竟，涕泪浇颐” ，“三叹，始知潜龙之迹，化壁之魂，久在弥茨河（㳽次河）滨”。
那么，他们二人为什么要修建潜龙庵、重立二忠墓呢？“潜德幽光，诚关名教；况遐荒纪迹，足为滇乘光者”， 一方面，两位节臣的忠义精神事关纲常名教，“道义所在，振古如兹”；另一方面，建文皇帝出亡浪穹也可作为滇史之一大荣耀，为地方上增光添彩。对他们来说，此事如此之重要，“可不传之于后人”？
何星文，浪穹人，崇祯年间贡生，明亡后隐居茈碧湖畔。 作为明遗民，其对前朝充满怀念，建文隐遁其家乡的说法吸引了其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出力重建建文遗迹，表达对故国的思念。而且，他不光为其家乡的建文遗迹而奔走，康熙六年（1667）他还受武定狮子山正续寺僧人水谷之邀，参与修建了狮山的建文阁。
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姚安府世袭土同知，清初著名学者。其父亲高 对明朝忠心耿耿，明末协助黔国公沐天波镇压吾必奎、沙定洲土司叛乱，后来还担任过南明永历朝的太仆寺正卿。顺治十二年（1655），清军入滇，永历帝西奔，高 追随；次年，逃禅于鸡足山，将土同知职务交给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叛乱，逼迫高奣映担任四川按察使，高不愿为其卖命，后来于康熙十六年（1677）“托疾挂冠”，回到姚安，将世袭土同知职位传给长子高厚映，避世隐居，潜心著述。 高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明遗民，但他自幼受其父亲的影响与熏陶，对前朝充满怀念。他后来之所以选择归隐山林也与其对明王朝的深厚感情有关。南明永历帝对高氏家族一直恩宠有加，高奣映有《大理感通寺恭读明太祖御墨》一诗，表现了他对明太祖的缅怀。 修建潜龙庵、重立二忠墓的行为即是他对故国怀念之情的具体表现。而且，受其父出家为僧的影响，高奣映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建文以僧人身份流亡的说法也易激起他对父亲的怀念。
两大“遗迹”一落成，就成为了保存建文出亡浪穹这一记忆的媒介，向世人传达着建文当年曾隐遁浪穹、两位忠臣埋骨于此的记忆。除此之外，二人又对传说大加宣传，何星文撰《贤、能二忠墓志铭》，高奣映重刻《建文年谱》，以“发微阐幽，流传海内”。 清代的地方志中收录有大量文人墨客对潜龙庵、二忠墓的题咏，这些诗词楹联的主题不出对建文出亡浪穹一事的感怀及对两位忠臣忠义精神的歌颂。一方面，这些诗词可以看做是受何、高二人主动宣传的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诗词甫一产生，客观上又会成为宣传这一传说的媒介。
咸丰六年（1856），潜龙庵毁于云南回乱的战火之中，僧人本儆重修。 僧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传说若想得到更广泛地传播与关注，还需仰赖地方官员。光绪年间，时任浪穹知县周沆来到二忠墓碑前，“凭吊徘徊，辄欷歔泣数行下”。潜龙庵正殿虽奉建文遗像，可是两位先生却无配享之位，“何以表不朽之精神”？于是周沆捐资、置田、立木主，题曰“明建文从亡忠臣叶公希贤杨公应能之位”，并且指出这是借鉴了武定知府顾岱题十一先生木主的书法。 而周沆此举的目的为何呢？“二先生以数千里羁旅之人，数百年已陈之迹，田夫野叟尚能于豆棚瓜架识其姓名，传其轶事，津津焉乐道不衰，洵足使㳽水流芳，标山生色”。 “㳽水”即㳽次河，“标山”为浪穹名山。让“田夫野叟”也能知道两位忠臣跟随皇帝流亡的传奇事迹，这足以为浪穹增光添彩。除此之外，这也是“我国家劝善褒忠之典之不容缓者”， 即作为一个地方官，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忠义精神，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受到武定狮子山等云南其他建文出亡传说地的“刺激”，浪穹本地文人对建文出亡地点进行了一番“争夺”。光绪二十九年（1903），《浪穹县志略》修成，将叶希贤与杨应能的传记列入“寓贤”一目， 表明纂者对他们流亡浪穹一事的认同。书中全文著录了《致身录》、《从亡随笔》中记载的建文流亡事迹，并附加按语，谓“师足迹遍天下，而恒以滇为家，居浪穹最久”，又说“牢落西南四十秋”诗乃正统二年建文作于浪穹，“阅罢楞严磬懒敲”诗是建文哭二忠墓时所作，而“《滇系》作题金竺罗永庵壁，疑误，兹为更正”。 实际上，《滇系》中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早在明代中期嘉靖二十四年（1545）成书的《蜀都杂抄》一书中就曾著录此诗：“贵州金竺长官司有僧寺曰罗永庵，有一僧题二诗于壁间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㢠，北望天门万里遥。欸叚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人知为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诗至今留庵中。” 由此可见光绪志乃是有意将此诗放到浪穹名下，以宣扬本地声名。
然而，与武定狮山相比，在影响力方面，浪穹的建文传说还是落于下风。潜龙庵建好之前武定狮子山的传说就已经很盛行了，何星文在读到《致身录》之前就知晓狮子山的传说；而光绪时周沆为叶、杨二人立木主，也完全是效仿狮子山曾经为从亡十一人立木主的做法。
综观潜龙庵与二忠墓这两大建文“遗迹”，其是因清初特定人群对故明的怀念、对忠义精神的弘扬，在《致》、《从》二书内容的影响下，主动建构的产物。传说依托两大“遗迹”，不断向外传播。在同治年间遭到毁灭性打击后，由于清王朝的统治依然较为稳固，传统忠君思想存在的政治基础没有被打破，所以，这时潜龙庵与二忠墓尚能得到地方官员的关注，并重获生机。而文革时期被毁之后，遗迹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早已天翻地覆，忠义大伦的意识形态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而且潜龙庵与二忠墓又没有其它的发展潜力（如武定狮山那样依托于名山与古刹），所以渐渐被遗忘。1986年，原址被建为水泥厂， 遗迹消失的无影无踪。
2. 鸡足山
宾川鸡足山，滇中佛教圣地， 其亦有建文出亡传说流传。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高奣映修《鸡足山志》（下文简称高《志》）记载：永乐十一年，建文帝“携新度弟子应慧避迹鸡足山”。十二年，秋，又隐鸡足山，学周易数；冬，于鸡山纳弟子辨空。十五年春正月，自浪穹复至鸡足山。十九年，自鸡山复至浪穹。宣德二年夏四月，复至鸡足山，祝发为僧，潜大士庵，假借大本《楞严经》读。宣德十年，“仍潜鸡足”。正统元年，自鸡足还鹤庆。建文共五次来到鸡足山。 高在文后说明书中对建文流亡云南始末的记载材料来源于《致身录》、《从亡随笔》、《建文年谱》，然而详考上述诸书，其中却并没有建文流亡鸡足山的记载。可见，这里的传说是高自己添加的。那么他为何要这么做呢？
高奣映的生平在上文中已有介绍，其父亲作为明遗民，出家于鸡足山，受其影响，他对明朝充满怀念。再加上其父归隐佛门与建文隐遁出家的传说存在一致性，建文流亡说也易诱发他对父亲的思念。高为建文君臣的流亡事迹“魂魄消镕，恸惨殊不忍读”， 这不仅是他对建文君臣的怀念，更是他对父亲以及父亲曾经效忠的明王朝的怀念。他在文后还表达了希望后人能在鸡足山为建文立庙之愿望。 与之相对应的是，成书略早的范承勋修《鸡足山志》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中只字不提建文出亡鸡足山的传说，这亦能反映出高奣映对建文的独特情愫。
然而，由于高《志》成书以后并未刊行，故流播不广，建文流亡鸡足的传说也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且，由于鸡足山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更多人的关注点在于其厚重的佛教文化，建文流亡的传说无法与之竞争。
（二）鹤庆府眠龙洞及对二忠墓的争夺
鹤庆府眠龙洞，位于今洱源县牛街乡龙门舍红星村山腰，深4米，宽5米，原称清云洞。洞前有兰若寺，洞口有联“洞天偶引困龙眠，消魂万里；石乳难充真主渴，饮恨千秋”，清咸丰岁贡杨以和撰，主持僧印心书。 此联即反映了建文出亡该地的传说。
据《从亡随笔》记载，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建文于鹤庆山中建一小“静室”，宣德二年（1427）移居于此，后来长期以之为据点周游各地。 康熙初年，冯甦于鹤庆寻访建文遗迹，却“无知之者”。 然而，康熙五十三年（1714）《鹤庆府志》记载：“（眠龙）洞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观音山之龙门舍，洞深五丈，阔三丈，岩嶂岭蔚，飞泉瀑布，清气袭人。建文皇帝出亡往来宿于此者数年，故名。”其旁兰若寺下为建文从亡二臣墓，“应贤、应能葬于此”。兰若寺建于唐代。 天启《滇志》记载，鹤庆府有蓝若寺，在观音山驿西三里，“中有石洞，深五丈，阔三丈，岩嶂岑蔚，上有石泉飞瀑，清色袭人”。 显然，这个石洞即是后来的眠龙洞，但是明末时却并没有建文出亡于此的传说。查阅明代中前期方志，亦未见相关记载。因此，基本上可以确认，眠龙洞的建文出亡传说大概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
清末时，罗养儒来至此地，对洞周围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由牛街镇向西越岭而行，约十余里，至一群山合沓处，得平地一洼，有良田数百亩。此平畴之西南隅有一湖，乃两山夹注而成，长十余里，宽数里，然大半藏于山之深处，仅露一角于外，自远视之，实无多大，且不知为湖泊。平畴北有一山，山为半土半石，山麓有一庙宇，其佛殿僧房俱隐于林树间，诚清幽已极，寺内杂莳花木，尤饶雅趣，此寺即兰若寺。寺后有一石洞，洞出清流，泠泠有声。洞高可丈余，深约四五丈，阔处亦达二三丈，而洞口宽敞，因此洞内光明，其间大可容得百数十人。洞初不甚著名，且居于窎窅，致少人到，一自建文帝来是处销声匿迹后，其地始著，邑人遂名其洞曰“眠龙”。 建文帝隐匿于此的传说让这个偏僻的山洞名声大显。
当地人认为，“往昔眠龙洞直隐于群山之间，与官道隔绝，而且远极。即今有之田畴数百亩，早年亦是一片沼池，惟有一条土堤曲折于其间，循堤向北，可达山洞，故建文帝能隐居于此。” 罗氏又听说，以前眠龙洞内有建文之石榻、石案、石几、石凳等遗物，近几十年来被僧人破坏，并把洞内最美观的崖悬垂乳一一铲削，又在洞内建弥勒殿，石壁上塑八仙过海图，导致四壁题咏多被墁灭。洞口曾有一联，为邑人李重轮所题，李乃是明代著名进士。联曰：“碧海无波观鱼跃，青山有道侍龙眠。”可惜已被俗僧铲除。 考光绪《鹤庆州志》，李重轮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官翰林院检讨， 而非明代进士，罗氏的说法显然为附会。洞口建一半西式门坊，题“弥勒殿”三字。洞内香烟弥漫，有铜制建文帝僧服少年像，然却为香烟熏黑，难辨眉目。壁东高处镌有所谓建文遗作：“我行至东，山深水穷，虎迹蛟踪。我行至北，黑雾毒雪，烛龙沉色。我行至西，阴雨霏霏，弓矢野施。我凄我惶，何地可行！”注为永乐丁酉冬（十五年，1417）作。 此诗最早见于《从亡随笔》，谓永乐丁酉冬建文与程济至衡山时作此诗，这里的诗显然也是后人附会建文曾来过此地而镌刻上去的。
1923年成书的《鹤庆县志》记载：“（眠龙）洞深五丈许，阔三丈，林壑幽邃，悬岩瀑布，清气袭人。建文帝出亡，曾筑室于此，”即所谓“明年奉帝移居鹤庆之静室”。 纂者将《从亡随笔》中的说法直接附会到了眠龙洞身上。而笔者在明代的方志中从未见到过有建文出亡至鹤庆的传说的记录，所以，该传说在康熙年间诞生时很有可能即是附会《从亡随笔》中的说法而来。
《鹤庆县志》又在“寺观”一目中载录了“大喜庵”：“在治西南百二十里龙门舍，明建文帝遁迹时筑，寻毁”。并认为“漂泊西南四十秋”诗乃是建文题于庵壁。 据《致身录》的说法，永乐十八年（1420），建文在浪穹建大喜庵， 而非鹤庆。显然，县志中的记载亦是附会，而且附会的并不准确。当然，并不排除其有与浪穹竞争建文传说话语权的目的在内。
眠龙洞紧邻兰若寺，其建文传说的再造有可能是当地僧人努力的结果。民国时，僧人印心向云南著名诗人赵式铭索句，赵撰“入洞尚余龙虎气，在山不听蟪蛄声”应之。当时传说建文隐遁此洞，厌闻蛙声，尔后寂然。类似的传说在武定狮山等地亦有。赵随后又作一长句寄送僧人。
与临近的浪穹潜龙庵、二忠墓相比，眠龙洞较为缺少文人阶层的关注与宣传，且所处位置邈远，故而影响力较小。但是，眠龙洞也在积极地争夺建文传说的话语权，以所谓“二忠墓”为例：二忠墓的主流说法是在浪穹潜龙庵旁。除此之外，鹤庆的眠龙洞旁也出现了一个“二忠墓”。据康熙《鹤庆府志》记载：建文从亡二臣墓在观音山龙门舍兰若寺下。应贤、应能葬于此。 道光《云南通志稿》的纂者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附加按语“二忠墓在浪穹县，此疑虚墓”。 实际上，不仅鹤庆的“二忠墓”是虚墓，浪穹亦然，它们都是为纪念建文及其忠臣而造出的象征性的“古迹”。
（三）永昌府白龙山与法明寺
《致身录》谓建文于永乐五年结庵白龙山，《从亡随笔》中谓建文永乐四年至九年以白龙山为据点，但都没有提及白龙山在云南的何处。而后来，白龙山便被滇西的永昌府“抢”了过来。康熙《永昌府志》载，白龙山“即阿邑山，在城北十里。东汉时有白龙之祥，故名。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光绪《永昌府志》的记载大致相同。 同书《杂纪》还说：城西北太保山麓的法明寺，寺名匾三字“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 上述记载中，建文“遗迹”都已毁坏，使人无从查考。缺乏“遗迹”对传说的主动表达，决定了永昌的建文传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力。民国《新纂云南通志》便认为白龙山当即武定狮子山，且说“永昌无建文遁迹之传说也”。
（四）结语
综上所有滇西地区的建文帝传说，其俱诞生于清初康熙年间，且都直接来源于《致身录》、《从亡随笔》二书中记载的地点，属于方国瑜先生所说的按照书中的说法“以寻故迹”而诞生的。 《致》、《从》二书的真实性颇为人诟病，故这些传说更不可信以为真。然而，从传说背后能看到的历史信息却十分丰富，浪穹潜龙庵与二忠墓的诞生与明遗民及清代地方官员联系紧密，传说背后隐藏着的是清初明遗民对故国的思念，及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地方官对忠义大伦的弘扬。当然，包括眠龙洞在内的几乎所有传说都有着当地僧人及其他群体为地方上增光添彩的目的。
该文刊于《中国民族学》第24辑，2019年第2期，第60-67页。
注释略，引用请参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