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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9日，史迪威向美国政府发出十万火急警讯，声称中国即将全盘崩溃。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他却表现得相当闲散，完全看不到他对中国战局的忧心忡忡。他结束东南亚战区任务后，开始给自己放了一个月的长假。尽管他此时仍然担任中国战区的官方职务和责任，但他没有向蒋介石请假，就径自前往印度南方的锡兰岛逍遥去了。
仅就军纪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失职和抗命行为。但是在中美同盟关系中，这是史迪威正常作风。
1、史迪威的休假
在锡兰岛一个月度假期间，史迪威下定决心犒劳自己的辛苦，尽情享受舒服和寻找各种娱乐。他的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提供了大量多彩多姿的描绘，内容足以让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旅行家羡慕不已。他除了逛商店、看风景、在公园里散步和晒日光浴之外，还参加了许多旅馆举办的晚会聚餐，或者是干脆睡大觉。
他尽情玩纸牌，有时一玩几个钟头不肯罢手，而且日复一日，几近沉迷。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要把时间打发在读书、休闲和睡觉之上，不参加任何会议，把一切事务交由属下参谋们去打点。特别让他称心快意的是，那些英国佬完全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大概是他感到能够对英国人作出的最好报复。他的记载中还有另外一个惹眼的地方，那就是他绝口不提是否思考过，如何去帮助中国渡过当前难关；也不提是否指示过幕僚，预先为指挥权的转移和运作作出规划，以便得到指挥权之后可以立即派上用场。
没有人可以责怪史迪威去度一个短期的休假，尤其是他在缅甸丛林中奋斗了那么长的时间，更是不可以鸡蛋里挑骨头。当然他应该事先向中国战区递呈请假报告，在得到批准后开始度假。令人讶异的是，史迪威在向每个人警告中国即将被灾难吞噬，而只有他有能力拯救中国之后，却能够远在锡兰优哉游哉地享受漫长的假期。
即便罗斯福特使赫尔利此时还没有赶到重庆上任，史迪威也没有躲开重庆的借口。史迪威向来有闲不住的个性，同盟国就第二次缅甸战争举行的漫长谈判以来，史迪威都积极参与。缅甸战争筹备期间，他想赶快开战，因此心情急切，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一旦开战命令下达，便可以完成心愿。而现在他却反常地轻松自在，一副中国战事与他无关的姿态，这其中的玄机实在不可忽视。
或许最明显的解释是他的动机改变了。由于他此时的最高目的是取得指挥权，所以如果中国战局变得愈糟糕，那么他的谈判筹码就愈增加；如果中国崩溃的预言变得愈真切，他就变成愈不可少的救星，而他的态度也就可以变得愈强硬。
就这个情形来看，在当时世界战争的双方阵营里，大概没有一位身负重任的将领可以像史迪威一样，把自己的责任抛诸脑后如此之久，又能如此尽情享乐。在此期间，蒋介石几次敦促史迪威返回重庆，商讨指挥权转移的细节，但史迪威始终不慌不忙，慢条斯理。
事实上，当他终于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以及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返抵重庆时(9月6日)，已经是离他警告中国面临崩溃60天以后的事。这种情景，正像是一位救火队长，在发出最高等级的火灾警报以后，决定留在家里喝茶看报，理由是上级还没有把他的新升官令发下来。史迪威此时感到最大的满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在1943年就已经警告过你们了。
以上所叙述的一切，史迪威的日记提供了最完整的史料。
与此同时，史迪威在华盛顿的上司发给蒋介石一连串电报，催促后者赶紧交出指挥权。比如在7月15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罗斯福警告，假如指挥权不赶快转移，那么中美合作将无前途可言。8月10日，史迪威的一封信让马歇尔忧虑大幅升高，因为史迪威警告说，中国即将“爆炸”，有一群地方军人正酝酿要把蒋介石赶下台。
罗斯福一旦决定指派赫尔利担任个人特使后，在8月23日给蒋介石发一电报，内容是请蒋介石安心，赫尔利一定会协助史迪威行使指挥权，并帮助史迪威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因此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拖延史迪威的任命了。为了更提高蒋介石的合作意愿，罗斯福在8月23日还向蒋介石表示，他正拟订支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新规定，将不再让史迪威负责该项工作。
2、对蒋介石的持续施压
蒋介石特别感到忧心的是，美国政府根本不理睬蒋介石以签订协议方式界定指挥权的主张。这一举动表示，美国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由美国人任意填写其内容，中国人不得加以限制。
假如蒋介石果真顺从罗斯福要求，把指挥权匆忙移交给史迪威，那么他和美国人谈判共产党军队及租借法案物资等重要问题时，手中将一无可以运用的筹码了。因此罗斯福的电报只能引起蒋介石的高度不满。
在他看来，这等于是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奉上军事领导权。蒋介石环顾四周围的处境，终于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重要的选择。
经过两整天挣扎，蒋介石最后决定（8月25日)以合作态度处理罗斯福的要求，但是他强调必须保持中国国内安定。他甚至一度愿意接受美国政府使用共产党军队的要求，条件是美国不可以对中国政府官员行使任免权。但是在他内心，蒋介石认为(8月26日)美国人欺人太甚，他们对中国的侮辱已远比日本侵略更难以忍受。他也感叹美国人的欺压，超过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外国加诸中国的欺侮。无论如何，他还是相信应该坚持忍辱负重的初衷，跟美国继续交涉，并希望中国最终可以渡过难关。
然而蒋介石刚作了上述决定，他的心情在8月最后五天又被罗斯福搅乱。导因是罗斯福寄来一连串措词粗鲁和语带威吓的电报，令蒋介石怒不可遏。在这几天里，蒋介石的日记写得极长，焦点全在中美关系。
有两个问题最令他担心：
（1）他应如何去理解罗斯福的动机和美国要求的真正含义；（2）他应采取什么对策。
到这时，蒋介石对罗斯福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蒋介石对罗斯福极为尊重，对他帮助中国获得四强地位心存感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7月23日致罗斯福的电报，对罗斯福帮助中国再三道谢。蒋介石表达对罗斯福友好和尊敬的语言，并非外交客套，因为中国政府和英国、苏联的通信中从来没有用过类似语句。
对于上述罗斯福语气粗鲁的电报，孔祥熙的判断是，这些电报必定没有经过罗斯福过目，只是总统助理拟好电文以罗斯福名义发给蒋介石。
到了8月底，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友善和信赖已经开始消失。此后，蒋介石不断抱怨，罗斯福其实是把中国对他的感激当成筹码，逼中国完全顺从美国旨意。孔祥熙8月28日来电，火上加油，因为孔祥熙指出，罗斯福的言行突然都变得更具威胁意味。这就不免令蒋介石怀疑，美国所以要求整个军队的指挥权，其实不过是美国制定的胁迫中国大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如此说来，未来发展将更为可怕。
蒋介石对自己心理最详尽的剖析，大概是他为8月发生事情写的所谓“本月自反录”。其中不但分析许多实际事情，也全面宣泄自己的感情。
在此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事件，也令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反感超过对罗斯福个人的反感。先是，他要求史迪威尽快从锡兰返回重庆(8月26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史迪威却置若罔闻。
8月28日他又得知，重庆的美国陆军已经通知美国公民开始做好全面撤退准备。这使得蒋介石不禁怀疑，美国军方企图把他推翻。事实上，蒋介石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态度不比日本对华态度更好，因此不免怀疑，中国到底能从同盟国中得到什么好处。
因此他8月底的日记已经开始透露，他已在认真考虑是否应该辞去所有军事和政治职务（当然中国战区也会宣告解散），并且认为只有辞职一途，才能让中国免于美国控制和恢复他个人的自主权。显然在他心中，跟美国决裂已变成是可以想象的出路了。
3、蒋介石的“辞职”念头
当然，蒋介石也考虑到决裂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比如说，日本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给予中国致命的一击，彻底解决其所谓中国问题。国内中央军可能完全瓦解，而无法恢复战斗力。各省地方实力派可能伸张自治权，推翻重庆政府，甚至和日本达成和平协议。
同盟国（美国)在自由中国地区可能培植一个傀儡政权（例如孙科)。这个傀儡政权虽没有能力作战，却很可能被迫对共产党和苏联作出重大让步，因而造成中国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震荡。一旦这些发展成为事实，西方国家便会得到需要的口实，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并借此恢复西方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体系。蒋介石认为他唯一的希望，是以辞职的举动去说服罗斯福尊重中国的国家荣誉，放弃高压策略，并真心诚意和蒋介石合作。
所谓“辞职”一词是蒋介石在日记中所使用的隐晦语词，也是他最秘密的私心话。
依据他的政治作风，或许他所指的就是宣布“下野”的做法，至于法律程序应该如何处理，他并没有进一步提出说明，恐怕也无法深究。
8月31日，蒋介石回顾过去五天的想法，依然认为唯有辞职一途才能让他解脱美国压迫和重获行动自由。然而隔一天，也就是9月1日，蒋介石突然改变心意，认为中国最好的出路仍然是与罗斯福合作，并决定接受美国要求，只要这些要求不损伤中国基本国家利益，就应该忍住一口气吞下。
他在次日日记中对过去几天的心情作了更清晰的表述，形容美国的压力和凌辱如下：
…皆为十年来所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至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侮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而且问心实无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于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
一旦他作出这个决定，赫尔利、纳尔逊和史迪威又相继抵达重庆，蒋介石遂在9月7日召见史迪威进行40分钟会商，并向史迪威仔细解释得到指挥权之后，应如何和中国军队相处。同一天蒋介石也通知赫尔利说，原则上已决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在此后日子，蒋介石非常积极地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细节上依然存在的歧见。
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的辞职念头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是借此虚声恫吓美国。所以连他最亲密的幕僚（可能包括宋美龄在内)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这种做法与他在此次危机中的处事作风非常吻合。一旦了解这一点，我们便会更容易了解，9月初两周中，史迪威、赫尔利、宋子文和蒋介石之间的谈判。假如蒋介石从来不打算和美国人真心真意谈判，他就没有必要郑重考虑辞职一事。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大可以采取尽量拖延的策略，和美国人玩下去。
依理类推，假如蒋介石确实认真考虑过辞职，并且准备接受和美国决裂的后果，那么美国人就必须十分谨慎地运用压力策略，务必不要超过蒋介石能承受的底线。虽然8月底蒋介石最后还是选择了避免和美国全面决裂的做法，但是这整个过程已经为9月份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严重预警。
4、“移交”的奥秘
关于指挥权转移之前应该完成何种准备工作，中美两国间存有重大歧见。蒋介石的立场是要有充分准备，而美国政府并不以为然。美国人本来就怀疑蒋介石没有诚意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所以一旦中国政府交出指挥权的速度不如理想，他们立即认为是有意拖延，有被欺骗的感觉，并相信增加压力是可以让中国屈服的不二法门。
移交指挥权工作看似简单，但是中美双方对于“移交”一词认知不同。从所有的中方资料里面，看不出蒋介石或其他官员在7月7日之后采取过推诿战术的迹象，只发现蒋介石绞尽脑汁，一直想要厘清自己感情和现实上的考虑。他一方面认为美国的要求威胁到他的权力基础，公开挑战他的领导才能，并且无情地践踏中国国家尊严；但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移交指挥权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包括重庆政府的稳定、军队士气的维持、高级将领的反弹、地方军人和共产党的态度等各方面。蒋介石认为正式“移交”指挥权之前，必须就这些问题作好安排。
不幸，美国的假设夸大了蒋介石手中权力的实际内涵。美国是一个制度化的体制，国家领袖拥有什么权力在宪法中规定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取得位置，就可以指挥下级官员。但是中国绝不是这样的国家，蒋介石或许手中并没有制度化的权力，所以他能够指挥中国军队还要靠制度外的力量。
即使他有指挥权，同时也把它交给了史迪威，但是史迪威缺乏制度外的其他因素作为支持时，就未必能够指挥得动中国军队。从蒋介石需要靠制度以外的因素去指挥中国军队来看，与其说蒋介石是一个善于玩权弄术，置中国于其股掌之上的主宰人，还不如说他是中国政军大环境中的一分子，自己也逃不出这个大环境运行中的潜规则，绝不是以一纸命令，就可以把指挥权随意转移他人之手的。
无论如何，蒋介石“有条件”地接受罗斯福要求，至少表示愿意将指挥权交出。这个决定也让他采取若干步骤，要等到两国在重要事务上达成协议后，才开始交出指挥权。那么他心目中的安排工作究竟是什么？
5、对史迪威新职位的界定
罗斯福的要求无疑造成一个崭新的局面，使中国军事领袖都不知如何因应。最受其直接影响的两位中国军事领袖是何应钦(军政部长和参谋长)和徐永昌（军令部长）。
他们都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当蒋介石指示他们研究如何处理美国要求时，何应钦天真地建议，中国应派代表去英国了解艾森豪威尔将军如何行使指挥权。徐永昌将军则建议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模式，当时法国福熙元帅名义上是联军总指挥官，实际上每个盟邦都掌控其本国军队。
徐永昌进一步建议，中国先划出两个战区（第六、第九战区)，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观察效果后再决定如何交出全国军队指挥权。鉴于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实质上参与国际同盟关系，而美国的要求对中国而言又是如此的“史无前例”，这两位军事首长的惶惑也就不难理解。在这两者之间，何应钦的想法最为天真。
因为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权是经过英美两国长期研究协商而形成的产物。美国人历来拒绝和中国政府签订明文协议，为的就是要避免中国要求采用同样模式，因此绝对不会向中国政府透露其具体内容。
依据中文资料，中国政府第一份相关官方文件是何应钦提交的实施方案。
何应钦在蒋介石回复罗斯福要求后10天呈交（7月18日)，要点是：
（1）政府军应区分为攻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两种。一部分攻击部队（每个战区2~5个军)可交由史迪威指挥，对日军展开进攻，其余则接受训练和改编。
（2）美国应负责攻击部队的组织、装备和后勤，中国负责人员配备和人事任免。
（3）中国应授权史迪威决定战斗序列和任命指挥官，时间以战争期间为限。
（4）共产党部队纯属内政问题，不应列入本计划。假如美国因此停止对中国援助，则中国应该准备独立作战，绝不屈从美国要求。
（5）中国在印度军队的指挥权应交给史迪威下属。
（6）美国要求中国把所有军队交由美国军官指挥，违反中国过去7年抵抗日军和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初衷，其后果势必伤害中国国家尊严。中国既然不可能像苏联一样，坚持独立行动，因此也可以接受罗斯福要求，并和史迪威进行磋商，先把细节谈判妥当。
上述何应钦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蒋介石在接受罗斯福要求把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之时，并未采取拖延战术，而是立即命令何应钦进行策划，要把移交细节予以精确化和合理化，而何应钦也很快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举动似乎说明蒋介石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唬弄美国，而是在对面临的问题进行严肃慎重的思考。
相对而言，在美国军方和史迪威个人文档中，还找不到类似的实施方案或是细部规划的痕迹。由此或许可以看出，双方对于指挥权转移一事在心态上的巨大差别。中方是力求精准，美方是大而化之。
蒋介石在一封致罗斯福的电报中(7月23日)表示，他已准备把所有的政府军交由史迪威指挥，但共产党军队必须等到后者同意接受中央政府命令后，才能付诸实行。他还表示，两国政府仍需就史迪威的官衔、职权，及其与蒋介石的工作关系等细节达成协议。
最后，他表示想要获得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物资的掌控权，但是随即声明，他也愿意把这个支配权转而托付一位美国军官，只要此人不是史迪威即可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熊式辉在7月29日曾问蒋介石，是否考虑将史迪威撤职以结束当前所有头痛问题。蒋介石回复说，完全无此可能，今后不愿再谈此一问题。这些事情发展显示，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中国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事实。而何应钦呈交的方案，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立场的基调。
8月中旬，蒋介石对史迪威新职的名称和职权，又都亲自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并形成具体想法。
在一份亲笔草拟的文件中，他对史迪威的职衔和权力作了更精确的界定：
名称
一、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
职权
二、前敌总司令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指挥战区前线各军作战。
三、指挥部队：中国战区列入战斗序列之前线作战部队，皆受前敌总司令指挥，战斗序列另定之。
四、……
五、……
六、中国战区内，凡中国领土，包括东北、台湾在内，各级地方行政与人事均由中国政府直接管理。
七、中国军队之人事行政应依中国军队人事法规及其行政系统办理。
罗斯福8月21日回信，接受蒋介石对指挥权的定义，但是作了几个修改。最重要的是，罗斯福认为史迪威的职权应该包括所有的中国军队，即攻击部队、防守部队和共产党部队。另外，他对蒋介石提的细节问题一律置之不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细节无需逐条考虑和约定，当务之急是把指挥权尽快交到史迪威手中去行使。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度看得出，中美双方在心态上和谈判策略上有重大分歧。罗斯福的立场是，先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拿到手，再让美国人思考如何去运用它。这个空白支票策略给予美国人最大的弹性，而且可以兑现多次。任何时候，只要美国人感到他们遇到阻力时（当然这也由美国人来决定），他们就可以抱怨问题是出在授权不够充分，进而要求中国让出更多的新授权。
即使失败是由于美国人的人为错误所引起，亦复如是。如果中国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保留或是迟疑，就会引起新一轮外交危机，促使美国施用更大压力来迫使中国让出其他的权力。简言之，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将变成类似螺丝钉式，每当美国想追求新目的时，就把螺丝钉扭紧一点，从中国政府手里压榨出更多的让步。
由于战时中国一切政府行为皆以军事活动为最高优先，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决策皆为军事服务，因此史迪威的军队指挥权绝非只限于军事范围而已，最终必会使他的权力扩张到全国性范围，而且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
相对而言，蒋介石主张把指挥权问题当成外交问题一样来处理。他主张先把史迪威指挥权的权限加以明确规范，再把可能引起纠纷的问题梳理明白。由于中国是交出指挥权的国家，而美国是接受指挥权的国家，中国当然要求获得某种程度的保障，使美国不致得寸进尺，不断要求交出更多的权力。
对这个问题，蒋介石特别敏感，因为他认为在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争时，已经犯过一次大错误。当时中国对史迪威职权的定义完全和史迪威自己相左，但是苦无文字为凭，被美国人随心所欲地予以扩大运用，导致惨痛结果。
1944年他又上了一次当：因为他只是授权史迪威使用驻印军，没想到史迪威竟然把远征军也拖进了缅甸战场。事到如今，蒋介石对开这种空白支票已经产生严重恐惧症。因为没有规范的授权，往往会导致权力极度膨胀的结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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