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是开拓和发展南高史学的关键人物，他早年的学习环境及其获得史地知识的由来，对于南高史学特色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作为东南方学术界的代表，柳氏与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陈寅恪并列，时人誉为“南柳北陈”，这位南高“精神领袖”的生平和学术是有必要首先加以讨论的。
一、早年接受中国传统学术熏陶时期(1880—1900)
柳诒徵生长在一个重视礼学及孝道的塾师家庭。五六岁时，其母口授唐人五七律。稍长口授四子书、五经、《孝经》、《周官》及《尔雅》等古文诸书。母亲令其天天背诵，逐日念书，书不背完，不能吃饭。与母相依，及得到乡邻接济生活，培养了他孝敬母亲、仁爱乡里的品德，长大后自号“劬堂”，就是不忘幼孤家贫，母教成才、终身自励的意思。母亲教课时，经常指出“为学之道，在明德”，故诒徵受母教的启发，以为“做诗做文不可好发牢骚，专说苦话，以及攻讦他人，触犯忌讳等等。所以平生谨守范围，固不屑以诗文为干谒谀谄之具，亦不敢用为玩世骂人之武器”，吾家“习于家庭礼法，亦从先妣舅妗后，承事惟谨”，因受其母的教导，柳诒徵由是孕育了以提倡道德教化为己任的思想。
除了母亲为柳诒徵提供了学术知识的来源，柳氏也受赵申甫及其父亲一位学生兼舅父陈庆年(1863—1929)所影响。在陈氏的教导下，柳氏由治经学转向治史学及注意通史研究。
在1898年之前，柳氏主要受母亲及外祖父的教导，并读书于镇江培风书院，治学以经书、骈文为主。乃至1899年，他结交赵申甫及陈庆年，治学自此转向史学。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强调他在廿岁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陈庆年听说他很好学，时常找他去谈论，他因而“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赵申甫是陈庆年的朋友，镇江人，因柳氏家贫，便常借家中藏书给柳氏，并经常与柳氏谈及镇江掌故，以及清朝学者的事迹，柳氏日后注意整理乡邦文献，与赵氏的教导也有关系。陈庆年为镇江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长于史学，主要研究法制史、兵制史及地理学。他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研究风气，主张经学在礼学，认为实践礼学是重建秩序的工具，又宗浙东学者，言性命必折中于史，但处于清末这个列强入侵的时势下，陈氏认为士子应多注意研究通贯历代的史学，明了历代变化的原则，从而掌握治世的方略。他说，“汉儒欲救治经之弊，非玩经文存大体，求通今致用，宜取史学，如其事有关鉴戒宜少下己意为之发明，广取历代通事，观无涯涘”，所以他曾撰《兵法史略学》，并辅佐江苏巡抚端方，任幕府僚佐。陈氏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次强调只考证文字的治经学方法，不足以处变列强入侵的时势，求通今必要提倡研治通史，以求通达古今，教员也可利用中国文明发达的历史知识，以振奋民心，增强民族自尊心，“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远教天下”，“教育指归，至令人爱国而极矣，然爱国之理必先由于知国，盖治历史者之多少，验爱国心之多少”，“观通百代，处变时方”。为此，他也非常重视乡土的历史地理教材，认为“以仁爱乡土思想，而仁爱一县以渐被于全国”，《兵法史略学》一书就是在“通今致用，史学所急”的思想下写出来的，此书更成为晚清学堂兵学一科的教科书。陈庆年曾劝柳氏：“今世欲以辞章出人头地，曳曳乎难矣。曷至力经史根柢之学乎？”而柳氏也承认“陈善余(庆年)最深于史学，劝我(柳诒徵)不要专攻词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陈(庆年)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我也就只愿讲学不做官”，由此可见柳氏受陈庆年的经世思想和言论影响之深。
二、兼习中外史地知识时期(1901—1906)
1901年至1906年，为柳氏学习中西方知识的主要阶段。1901年，诒徵二十一岁，因陈庆年命录其骈散文十余篇，转交给任江楚编译局总纂的缪荃孙，诒徵的文章受到缪氏称许，故被缪氏任命为此局编纂，至1907年止。江南图书馆藏书除了中国史著作，在“史部”中，以收藏研究日本历史的书籍为大宗，共七十九种；其次为美国史，共十九种。由是柳诒徵不独因钻研馆藏那珂通世撰《支那通史》(此书以中文著述)，而终成《历代史略》；更在任职编译局期间，阅读编译局及江南图书馆中所藏有关中国历史、日本史、东南亚史的典籍，而有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地、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
缪荃孙间接推动了柳氏对教育事业的注意。190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教育改革，同年12月，令缪荃孙与徐乃昌赴日本考察学务，次年1月，柳诒徵随缪荃孙等人，游日本横滨、大阪、神户及西京各地，尤考察日本的学校建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柳氏在日本逗留至3月返国，其间他得知日本推行的教育制度与国家强大甚有关系，故立志以启导民智为己任。后来他接纳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宜先办小学和高等师范”的建议，于1902年7月与友人陶逊、陈义在南京创办思益小学堂，自任国文、历史、伦理、书法科教习。所以，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使柳氏对教育事业的志趣大大提高。
此外，缪氏刻书及撰述，亦推动了柳诒徵撰述方志及研究地方史的兴趣的发展。缪氏曾参加《顺天府志》《湖北通志》《常州府志》及《江阴县续志》的编撰工作。柳诒徵也承认保存地方文献的思想，得自缪荃孙的启导，从中得到许多整理地方文献的门径。
三、从事教研工作及主持国学图书馆时期(1906—1937)
柳诒徵在此阶段致力于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这对南高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1906年至1907年，柳氏以江楚编译局分纂的职位，兼任思益小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及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习，开始参与教育工作。至1908年，两江师范监督李瑞清聘请柳氏任该校历史学门教员。两江师范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这亦是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而校址即今天南京的东南大学。柳诒徵自1908年起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由是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镇江也于11月宣布独立，驻江宁第九镇统制徐绍桢(1861—1936)亦宣布起义，进攻南京城，终取得胜利，却使两江师范大受破坏，校园设施遭到破坏，师生也未能上课。自1911年至1914年，柳诒徵也因南京战乱及学校受到破坏而避居镇江；1915年他回到南京，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任国文、历史部教员。江谦早于柳氏执教两江师范时，已欣赏柳氏行谊，自1915年任南高校长后，网罗人才，邀请柳氏任教其中。江谦更确立了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并以南高作为东南地区教育学术发展的中心。
1918年郭秉文(1880—1969)继任南高校长，于1919年秋把国文史地部改名为文史地部，并于1920年推行专科发展方向，史学系、地学系由是成立。而柳诒徵也于1920年后成为史学部专任教授，柳氏借此学术机构以传播史学知识，并培训学生从事史学专科的教研工作。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南高聘请了一群曾留学美国的学者执教文史地部，这些学者——如哲学部主任刘伯明，外文部教员吴宓、梅光迪。柳氏与吴、梅、刘氏更认为南高是一群反对过于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致力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同志”的聚居之地。他们也因反对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首的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被视为“保守”的、“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
柳氏极力倡导学术研究，担任南高史地学部学生举办的“史地研究会”指导员，1921年与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人创办《史地学报》；又与吴宓、梅光迪及刘伯明组织学衡社，出版《学衡》杂志。柳氏又为这些学术刊物撰写序或弁言，尤其是在《史地学报》上撰写的序，标举出了“史地通轨”的研究方向，及借学术研究以阐明中国文化的治学精神，这些研究特色均成为南高学生从事史学研究的指导方向。1923年南高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确立“师范教育专业”，特重教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向，东大由是积极推动学术研究的风气。柳诒徵执教史学系，并开设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中国通史等科目，他要求学生读原著，记心得，撰写笔记，对学生的笔记，均能逐字眉批。顾颉刚在1924年发表论文讨论传说中的禹帝，认为其本是古代的“虫”，怀疑古代圣君贤相均是后人伪造的，由是掀起“古史辨”的运动；而柳诒徵也从文字的本义批判顾氏的说法，开了批评古史辨运动的先河。
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学生，于1919年至1921年入读南高(东大)，他们四人因为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以及积极在《学衡》《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故与柳诒徵及刘伯明、竺可桢等南高史地部的教员接触较多，治学方法上也显然受到柳氏等人的影响。
1922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属下将领齐燮元围攻上海，江浙大战一触即发，结果齐氏大败。东大校长郭秉文因得齐氏资助，成功筹办孟氏图书馆，这使校内一些学者认为郭氏与齐氏有政治上的关系；加上，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欲直接管理东大，由是支持“反郭”的言论，迫使郭秉文辞职，改任北洋政府所派的胡敦复为校长。而郭秉文对东大力行改革，甚得民心，学生多支持郭秉文复职，终于演变成学生们涌入校长室殴伤刚到任的胡敦复的事件，而校内方面也分成“拥郭派”“反郭派”。史学系教员徐则陵支持郭，反郭派的成员有杨杏佛、柳诒徵等。柳氏发表《学潮征故》及《罪言》二文，以为学生只有在安定的学习环境中才可上课，故应安处课堂，不应参与校园殴斗事件，此二文也表露出柳氏不满校董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4)操纵省教育会，以及批评郭秉文与士绅沈恩孚相为交往，使学术发展受到政治影响。最后柳氏更与萧纯锦、熊正理及段调元等教授发出《给教育部总长函》，明确反对学生殴伤部聘校长。
结果政府派蒋维乔任东大校长，才结束学潮。而学生们认为，“教育部突然更动我们校长，是因为校内有汉奸。汉奸是谁？就是柳翼谋”。柳氏因被学生指为与政治交结，愤而离职。
自学潮后，东大师生遇此“奇变”，纷纷离校。西洋史教授徐则陵，物理学家叶企荪，数学专家熊庆来，化学教授任鸿隽，心理学家陆志韦，生物学家秉志及地理学家竺可桢等人也离校。柳氏也因不满东大的校政及被学生指斥而离校。此后柳氏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然而自1926年起，柳氏虽居北京，却因学生张其昀任教东大史学系，得以以东大史学系为文稿收集及整理的阵地，而郑鹤声及陈训慈也以东大史学系学生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至1928年参与及协助《史学与地学》的出版，柳氏也欲以此刊物延伸《史地学报》倡议的“史地通轨”研究方向。
自1928年，柳氏因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遂返回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即东大，以下简称中大)，并以兼任教授的身份执教于史学系，课余时协助缪凤林、陈训慈等昔日南高史学部的学生——当时已是史学系的教员，成立中国史学会。1928至1929年间，有感于执教中大地学系的系主任竺可桢创办《地理杂志》，并在此刊物的《发刊辞》上提出把昔日史学系开设的人文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两科，改由地学系开设，这样终将导致地理学独立发展，也会导致“史地分途”，实有违柳氏主张的治史方法，柳氏遂与学生以中大史学系的名义，合作出版《史学杂志》，并撰写序言，再次标举“史地合一”的研究方法，以相抗衡。
无奈，柳氏只得以兼任史学系教员的身份执教中大，他的工作地点仍是国学图书馆，不是史学部，故未能发挥南高时期领导学生的作用。也因为自1931年后，昔日一起合作及积极参与南高学术活动的学生，如张其昀已执教中大地学系，郑鹤声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国立编译馆，陈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只有缪凤林以全职身份执教中大史学系，故《史学杂志》出版至1931年4月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没有再出版。
另外，柳氏自1928年任中大国学图书馆馆长。他为了世人可以得知馆中藏籍，并利用馆中藏籍进行研究，遂于1928年编刊《国学图书馆年刊》，柳氏在该年刊的发刊词中曾说：“诒徵无似，未尝攻图书馆学，承乏盋山，忽已经岁，既刊《馆章》(《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章》)，缉馆史，理董馆书，增益而刊布之，爰综一岁中，同人黾勉图维讨议施行之迹，都为《年报》，贡之邦人，非以稽绩，昭不敏也。”编刊《国学图书馆年刊》的目的，就是把馆中藏书的数量及内容公布于世，以便国人借阅。又因为中大国学图书馆藏书来自江南图书馆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为使世人了解国学图书馆的沿革及前贤的功绩，柳氏又撰《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其学生王焕镳、向达、范希曾等先后任馆员，又与柳氏一起为《国学图书馆年刊》撰写论文，而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蔡尚思，也因得阅馆中藏书而撰成《中国思想史》。
及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柳氏发挥了史学致用的作用，重刊馆中所藏由明代人物撰写的抗倭寇等典籍，如《经略复国要编》《辽事纪闻经略》《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以振奋民族抗战的精神。
四、逃避战乱及晚年生活时期(1938—1956)
1938年，柳氏逃避战祸，初到杭州，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与张其昀共事。及后，日军相迫，他只好再次经浙江、江西，绕道广东、云南、贵州，到达四川重庆，然而他未尝执教于四川的中大。在四川休养期间，教育部组织清点文物委员会，令其负责考察地方文物及考订文献。柳氏更进一步整理多年讲授史学方法、中国文化史等课的讲义，准备撰写《国史要义》一书。1945年，他更被教育部聘为教授。同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柳氏复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及党史会编纂。柳氏也曾致教育部《接收收复区图书文物函》，指出“敌伪(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对于公私书籍尽私人剽窃分据，而后汇为公藏”，建议“须对于敌伪劫去之图书文物，彻底追查，各归其主”，“严密关防，勿令彼方所留职员得乘我交替之时，隐藏盗窃”，对于“敌伪劫掠图籍不限地域”，展开全国调查，并与海外学者“订一共同办法，互相联络”，确保国人能接收流失的文物及图籍。1948年3月，柳诒徵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后，柳氏任上海市文物管理（也有称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委员会内的图籍，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专注于辑录奴隶史的资料，先后撰成《奴隶史料》及《人民生活史》。同时，他也进行辑录乡邦文献及校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工作，但因眼疾，致“目光日昏，不克多抄，又无写官相助，只可就力所能就者为之耳”。1951年后，柳氏与顾颉刚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合力开办上海图书馆，又被任命为镇江市文物名胜保管委员会委员，直至1956年2月3日逝世。
综观柳氏一生，早年家贫，劳力自学，先从其母学习传统礼教思想及古代经籍，以传承中国传统礼仪、孝道为依归。及后，从陈庆年处“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因陈氏教导经世致用之学，又最深于史学，劝他不要专攻辞章，因此他“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在陈庆年的影响下，柳氏自治经学、辞章转向治史学，喜通观历代社会、经济及民生的变化，以见当代治乱的缘由。同时，又因陈庆年的引荐，枊氏被江楚编译局总纂缪荃孙聘为馆中编纂，得以在局中接触新学；又从缪荃孙治方志学、目录学，“得到许多整理地方文献的门径”。柳氏因随缪氏访学日本，深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关系，乃于1902年开始办学，更于1908年执教两江师范，由是与师范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终其一生，对史学研究工作从不倦怠，毕生的精力均付诸研究学术和推动教育的工作。作为南高史学部的“精神领袖”，柳诒徵可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
摘自区志坚：《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