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近代历史的一次分水岭，同样也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命运的分水岭。
前者因坚持送蒋返回南京而终以监禁收场，后者虽然被解除兵权并安排出国考察，但也仅在维持了一年的人身自由后被老蒋软禁，可谓是彼此同病相怜。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杨虎城由香港返回大陆前，负责两广一带统战工作的张云逸就曾前往拜会，同时转达了周恩来希望与之在武汉会面并安排对方直接赶赴延安的意见。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似乎早已预料到，杨虎城一旦回到南京面见老蒋，势必会被对方挟私报复，最终免不了和此前“负荆请罪”、送蒋回宁的张学良一样被控制起来。
按常理说，即便没有张云逸或周恩来的提醒，作为战火硝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将，杨虎城也该猜到这一层结局。不过，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张云逸的好意，坚持回南京向老蒋复命，自此叩开了命运悲剧的大门……
1936年12月，老蒋不顾身边亲信劝阻，执意亲赴西安督导张、杨与红军的“围剿”战事。
但他没料到的是，向来派系有别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这之前就已秘密达成共识，自己口中的“小家伙”张学良和“秦腔老陕”杨虎城也笃定停止内战、促成抗日的决心。
最终，苦劝老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无果的二人，在万般无奈下联合实施了这次“兵谏”，过程和结果还算顺利，在周恩来居中调停下，总归是达成表面的一致意见。
就在一切向着利好方向发展时，张学良坚持送蒋返回南京的行为却如晴天霹雳般让人始料未及，也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平衡。
不仅东北军和西北军上下不能理解这种“负荆请罪”的行为，周恩来也在紧急赶往机场拦截无果后，缓缓发出一声叹息：“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
以后人的视角来看张学良的这次送蒋行为，既不能否认它对保障张学良本人生命安全的特殊意义，但同时又无法掩饰它对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格局的致命杀伤力。
换句话说，张学良个人性命或可暂时确保无虞，但此前与杨虎城和红军在西北花大力气建立起来的“三位一体”格局将不复存在了。
早在张学良引东北军进入西北地界时，“东道主”杨虎城与他的关系并不算深厚，当然也没有什么隔阂，只能说更多的还是一些“面子工程”。
这一时期，尽管老蒋手下的特务们不时散播“东北军要解决17路军，17路军要驱逐东北军”的煽动性言论，但对张杨二人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思想波动。
真正让双方走向联合的，还在于我党方面的“穿针引线”。杨虎城早年与红军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所辖的17路军中也不乏我党精英人士的分布，早在张学良到来之前，杨虎城已同红军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
而张学良则是在经历现实“围剿”惨败后，主动选择了与红军接触，尤其在同周恩来的延安会面之后，思想上更是有了一日千里的变化。
至1936年秋，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之间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军事和政治格局上均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和平民主建国方面，其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遗憾的是，随着张学良的离开，“三位一体”的局面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不仅东北军内部因群龙无首而酿成“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火拼悲剧，西北军也面临着被老蒋分化瓦解的厄运……
很多人可能在看到这段历史时都会有一个疑问：虽然张学良被老蒋软禁，“三位一体”中却仍有17路军和红军在支撑，即便无法左右已经四分五裂的东北军，也完全有能力与老蒋对抗才是，为何此后杨虎城也被匆匆解除兵权并出国考察？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彼时的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和西征，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还很艰难，在外有国军大兵压境、内有陕北地瘠民贫的不利形势下，自保是第一位的，当然也就很难再有余力对17路军进行帮扶。
这样一来，独木难支的杨虎城只能对老蒋采取一种相对妥协的态度。不久后，杨虎城被老蒋撤销一切军政职务，留任观察。
尽管如此，老蒋对杨虎城仍然有极大的忌惮和防范心理：对方毕竟不同于完全被自己囚于“牢笼”、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只要他行动自如，在西北军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就始终存在，随时可能成为日后再度向自己发难的“先锋官”。
这一点，不能不令老蒋心有余悸。但迫于舆论压力，他又不便明目张胆的除掉杨虎城，因此在3月底的一次杭州晚宴上，老蒋借指责张学良旁敲侧击的向杨虎城施加压力：
见对方未置可否，老蒋也没有赘述过多，而是选择在次日开诚布公的向杨虎城宣布了自己的安排：
表面看老蒋似乎是出于一番好意，实则是借机将杨虎城调离岗位、远走他乡，自己好腾出手来解决17路军的归属问题。
老蒋似曾相识的这一招，早在4年前因热河沦陷而引咎辞职的张学良身上便已得到实践。此刻故技重施，杨虎城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确答复，但在对方略带胁迫的数次游说后，他最终于1937年6月29日携家人乘坐“胡佛总统”号客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旧金山。
不过，这趟美国之旅对他而言却并不怎么愉快友好。在赴美途中得知“七七事变”后的杨虎城一度为自己匆匆出发而感到懊悔，在致电自己的“联络人”宋子文表达回国抗日愿望被拒后，杨虎城转而选择在美演讲宣传中国人民抗战的热忱与信念。
尽管在此期间，他也经历了美国各界诸如“中日领土冲突为何不寻求国际联盟或国际法庭解决”、“西安事变扣蒋是不是属于犯上”等不太礼貌友好的提问，但杨虎城总能以其与粗犷外表不太相称的深渊学识赢得大批民众的震撼。
当然，杨虎城最关切的，还是自己能尽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即便为此而失去昔日盘踞一方的威信力他也要争取回国参战的机会。
反复请示和争取过后，杨虎城于当年10月底动身出发，经香港转道回国。
杨虎城的回国之路其实充满了一波三折。最初几次给宋子文和老蒋发电报请示，要么得到拒绝答复，要么直接就没有了下文，直至苏联方面将其计划借道返回国内的消息传递给老蒋后，得到授意的宋子文才给了杨虎城一个明确的回国答复。
而在借道香港时，张云逸受延安方面指示，特意转达了教员和周恩来对安排其飞赴延安的期许：
在得到对方的婉拒回答后，张云逸继续以张学良的软禁经历为由，劝说杨虎城三思后行：
或许是一心扑在回国抗战的热情上面，也或许是对老蒋的险恶用心估计不足，杨虎城一边摇头，一边给出了自己的确切答案：
此时的杨虎城只考虑到向老蒋的回国“复命”和抗战“请命”，但却忽略了对方对他的防范和忌惮之心。
其实，早在宋子文代老蒋转述同意自己回国意见时，杨虎城就应该想到：以老蒋的为人秉性，前后态度反差如此强烈，必然伴随着一番别有用心的安排。
果不其然，当杨虎城满怀兴致的前往南昌面见老蒋之际，不仅未能如愿见到对方，自己也被戴笠的人控制起来，如同一年前的张学良一样，开始了漫长的监禁生涯。
不过，杨虎城倔强不屈、刚正不阿的性格又似乎注定了他最后的悲剧收场命运。1949年初，老蒋第三次下野后，取而代之的李宗仁为表示和谈诚意，曾主张恢复张、杨二人自由，奈何老蒋的亲信特务遍布，李宗仁有令难行。
1949年9月6日，距离重庆解放已不足三个月时间，杨虎城一家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被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的戴公祠。
假使12年前的杨虎城能听取周恩来和张云逸的劝告，坚决与老蒋划清界限，或许也就不会有日后的这场悲剧，让人痛惜，也让人遗憾。
只不过，历史从来没有假设，大多呈现出的都是一场完美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