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革和文艺实践的不断推进，我国文艺学迎来了自主创新的全新契机。我们既要看到新媒介对传统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又要强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同时还应重视中国经验的叙述和呈现。
原文 ：《文艺学：在守界与扩容间重构知识话语》
作者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杨向荣
图片 |网络
文艺学自主知识话语的建构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随着晚近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更是成为人文社会领域的一个热点。笔者以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实质是在一种“守界”与“扩容”的学科边界张力下的反思性话语体现。在这种反思性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要看到人工智能（AI）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介的发展对文艺学知识话语建构的冲击与影响，也要看到各门学科领域知识话语日益交叉的现状，突破传统文学研究的单一性方法，以“文学+”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文学。当然，要实现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我们还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中的智慧与精华，实现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的对接，切实做到传达中国经验和讲好中国故事。
AI赋能文艺学知识话语重构
媒介的发展和演变对文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媒介形态助推了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生成。在媒介发展史上，莱文森提出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媒介发展三阶段论，其中新媒介和新新媒介都是电子媒介，只是时间出现的前后不同。波斯特也提出“第二媒介时代”概念，强调媒介的电子和数字传播模式，以及现实与虚构、真与伪的二元对立性。相对于莱文森和波斯特，柯比提出“数字现代主义”的文化概念来取代后现代主义文化，认为这是20世纪末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文化范式，这种文化形态不再关注现实世界，而是关注拟态世界、虚拟现实和赛博空间等数字文化空间。
技术对人文学科的影响，我们在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命题中可以窥探一二，而本雅明早就于20世纪上半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预见了技术对现代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即人们的审美体验由传统的“韵味”体验逐渐转变为技术所支撑的“震惊”体验。因此，从媒介学的角度来说，新时代也是一个数字媒介文化时代。尤其随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或许可以说我们进入了AI时代，它以各种AI式智能软件的出现为显著标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各行各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ChatGTP和DeepSeek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冲击着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文艺学的知识话语生产和建构。
随着以脑机结合为主要交互方式的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文学与技术的关系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话题，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AI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现，在文献搜集、文本写作、话语表达等方面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生态，也带来了文学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批评话语和审美观念等知识话语的重构。基于数字化技术而出现的文学现象和文本形态，客观上要求我们关注新媒介的特性，更新传统的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构建相应的“编码-解码”范式。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视域
晚近以来，在文艺学学科问题域的讨论中，一系列跨学科的命题和现象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笔者以为，文艺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还涉及学界讨论比较激烈的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之争的话题，而其实质是对当下文学研究“文学+”视域的一种思考。“文学+”主张从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强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这是文学研究从内到外的发展趋势的体现，也是文艺学打破自身学科边界，从坚守学科壁垒到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
对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视域，我们还可以围绕“跨媒介性”概念展开进一步的分析。“跨媒介性”概念类似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最早出现在1812年柯勒律治的使用中。里普勒认为，跨媒介性是一个描述涉及范围宽泛、多种媒介参与的文化现象概念，涉及文学、文化、戏剧、艺术史、媒介等研究领域。从跨媒介性的角度来看，“文学+”强调跨学科视域，实质是强调不同学科、不同媒介间的跨越互动及其知识生产。
今天，传统文艺学和美学的疆界早已被打破，进入了“泛文艺”和“泛美学”时代，一切传统的知识话语和原则似乎都处于失范的话语危机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再恪守一种局促的、狭隘的经院化文学研究范式，显然不合时宜。“新文科”的提出也表明，文学艺术必然要与其他学科产生对话与交流，而文学和美学研究的问题域只会越来越宽广。尤其是随着新媒介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文学研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学术生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秉持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强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从社会理论、文化、哲学和艺术等若干视角相融合的大文科角度展开研究文学，甚至我们还应当考察社会文化思想领域与理工科领域的各种关系，如文学与体育、法律、医学、环境学等学科的跨界和互通关系。我们可以从其他学科领域对文学展开思考，挖掘和勾勒文学研究是如何向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和理工科领域渗透的，彰显出当下文学研究论域的宽泛性。
由此，我们会进入到一种文学研究的跨媒介阐释视域，它包括文学、艺术、美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和研究范式的融合与互动。在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话语建构中，必然会遭遇不同媒介、不同学科在互动中由于差异和融合而生成的困惑。面对这一困惑，从“文学+”的研究视域对文学现象和文本经验进行跨学科阐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参照关系，并从一种新的角度展现文学文本在不同媒介间、媒介及其主题指涉间的互证与互释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时，我们必须坚守文学研究自身的独特性，不能让其他学科领域的介入导致文学研究中审美性和文学性的缺失。
中国本土经验的叙述和呈现
在新时代文艺学知识话语的建构中，我们还应当重视中国经验的叙述和呈现。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和国外理论的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互鉴已成为不争的现实。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本土的文学经验也是人类知识生产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思想中的许多观念、命题和思想，都可以与“他者”话语形成平等对话，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知识话语。因此，要看到本土文学经验和思想资源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适应性与有效性，要重视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的叙述与呈现，这是我们摆脱“他者”话语的预设立场，呈现中国问题范式和本土经验凝视的关键。
文艺学知识话语的建构同时也是文本阐释基础上的历史话语建构，文学文本的经验审视与当下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内容。我们看到，不同理论的提出、不同文论流派的出现，都源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本经验及其问题呈现。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具有面对当下现实的激情，不能简化为既定理论观念或理论口号，它不是模式化的理论生产，也不是游离于文学现实之外的空洞之物。文论不能只是体现为研究观念、研究理念等方面的变迁，它必然要对文学现实和文本经验作出回应，应当体现出一种面对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以此来看当下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是随着文学现实的变迁，随着话语讨论场域的生成和变化，不断更新自身的言说方式和知识体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原创性的文论经验和理论范式，而且要基于此形成聚焦中国现实经验的问题意识，生成应对中国文学现实的独特思考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挪用西方理论来肢解或强制阐释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
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化，当下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博弈和话语争夺加剧，文艺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实践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中国文学现实与文本经验也以其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与建构，深嵌于全球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嬗变的历史进程中。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本土立场和文学经验反思文艺学自主知识话语建构的讨论域，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中国化探索、实践与创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美学社会学转向问题研究”（23&ZD233）阶段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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