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华北大地被侵华日军的阴云笼罩。山西应县下社，这个有着“小天津”之称的商贸集镇，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空前的劫难正悄悄逼近。
下社位于交通要冲，十二个堡子连成一片，商号钱庄密集，南来北往的客商把石板路磨得发亮。每逢集市，卖绸缎的、耍杂耍的、叫卖小吃的，热闹声盖过了城墙根的风声。村西头的天王寺建于明朝初年，青砖灰瓦在阳光下闪烁，寺里的钟声能传到十里之外。谁能想到，这样的人间烟火，转眼间就被战火摧毁殆尽。
当时驻扎在这里的乔日成部队，名义上抗日，实则在各方势力间投机取巧。一日，他们扣押了日军谈判代表大羽顾问，本想借此谋取利益，却彻底激怒了驻大同的黑田师团。3000多名日军携带武器装备，正月里就气势汹汹地扑向下社，声称要“荡平匪巢，以儆效尤”。可老百姓哪里知道，这“匪巢”的罪名，最终却落到了他们头上。
二月十八日清晨，天刚微微发亮。村头放哨的人突然大喊：“鬼子把村子围住了！”乔部仓促抵抗，但步枪终究敌不过坦克，没几个时辰就败下阵来。乔日成带着十几个亲信翻墙逃走，剩下的百姓，成了日军肆意发泄的对象。
日军进入丰寨堡，先砸开了铁匠铺。9名村民和20多名客商被赶到院子里，日军用刺刀挑开他们的包裹抢夺财物，最后用机枪扫射，铺子被浇上煤油烧成了灰烬。李堡的7名妇女，被拖进祠堂凌辱后，又被刺刀从后背捅死，鲜血浸透了祠堂的青砖缝。接着，日军踹开隔壁院门，三岁孩子的哭声没能让他们手软，一家九口全部遇害。
新堡的堡门被坦克撞得粉碎。刘善礼抱着孙子想躲进地窖，被日军拖了出来，刀刃划过脖子时，鲜血溅在孙子的虎头鞋上，红得刺目。智礼法家的院子里，6名妇女和客商被绑在槐树上，当作活靶子练习刺杀。乔长生家的土窑里，20多人被机枪扫射，土墙吸满了鲜血，半年后仍泛着黑色。
最惨烈的是杨品良家的院子。60多人被逼着跪下，日军像杀猪一样，从排头开始用刺刀捅杀。有个汉子喊了句“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话没说完，刺刀已刺穿喉咙。天王寺的老和尚捧着佛经求情，却被日军当作射击靶子，子弹打在铜佛上，发出咣当一声，惊飞了满院的乌鸦。
前堡南园的井，后来打捞了一整天尸体。27具尸体叠在井里，最底下是个孕妇，肚子被刺刀划开。小石口的常门道，挖了个大坑埋人，187具尸体摞在一起，填土时血水还在往下渗。新堡村北一块九亩大的空地，成了最大的屠杀场。1100多具尸体堆成小山，肢体残缺，面容全非，连亲人都无法辨认。因为没有幸存者，这场屠杀的细节永远成了谜。
那些日子，村里能跑的人都拼命逃亡。一个叫智礼法的村民躲在柴垛里，亲眼看见日军在街上凌辱他的母亲。他咬着牙不敢出声，等日军离开后，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许多妇女为了躲避侮辱，纷纷跳井自尽，拉都拉不住。乔部剩下的几个士兵，在粮仓里放了几枪，转眼就被坦克碾成了肉泥。
五天后，日军装满掠夺的粮食、布匹和牲口，大摇大摆地撤离。留下的850多间房屋，烧得只剩断壁残垣，黑烟冒了三天三夜。幸存的人回到村里，几乎认不出家门——昨天还在井台洗衣的张婶，此刻泡在井里；前院的王大爷，尸首挂在村口老槐树上，头朝下滴着血。
重建家园的日子无比艰难。失去丈夫的女人，带着孩子在废墟里扒拉砖头；断了腿的老人坐在残墙边，逢人就讲日军屠杀的惨状。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加入了八路军，有的揣着刀等待报仇。那些遭受凌辱的妇女，很多精神失常，夜里还在哭喊“别过来”。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下社村头的老槐树还在，树皮上的刀痕依然清晰。当年的万人坑，现在种满了玉米，但每到阴雨天，仍有老人说仿佛能听见哭声。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但他们临终前，都会把儿孙叫到跟前叮嘱：“记住，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杀过人、烧过房，这仇不能忘。”
历史书中的数字，是1700多条人命、850间房屋，但在应县百姓心里，那是亲人未合上的双眼，是井水中散不去的血色，是祖祖辈辈心口的伤疤。如今过上了太平日子，走在下社的老街上，摸着被炮火熏黑的砖墙，仍能听见岁月的警示：和平来之不易，勿忘国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