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9日报道 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4月14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没有孩子，就没有未来》，作者是唐·埃德加和帕特里西娅·埃德加。编译如下：
想象一个没有孩子的世界，就像P·D·詹姆斯在反乌托邦小说《人类之子》里描绘的那种人口不断减少的世界。
全球生育率普遍下滑
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越来越低的结婚意愿在世界各地敲响了警钟，尤其对韩国和日本而言。
在美国，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已降至1.6。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执政蓝图“2025计划”里，恢复婚姻和家庭作为社会基本要素的地位被列为一项重要目标。手段之一是禁止堕胎。高结婚率和高生育率社区也将获得更多拨款。不过，重新设定议程并非易事。
其他国家的努力也未能阻止生育率走低的趋势。女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抵制心态，不愿继续被男权观念驱使着去全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屈从于挣钱养家的男人。
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在3月3日的美国《纽约人》周刊上发文指出，总和生育率低于2.1这一世代更替水平，将给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后果。
韩国生育率下滑趋势最为明显，0.7的总和生育率为全球最低。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未来韩国每100名育龄人口只会生育12名孙辈。过去的托儿中心正在被改造成养老院，入学人数下降导致校园里的孩子几乎玩不了团队游戏。
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3。年轻女性不愿意结婚，不愿意被强势的婆婆操控，不愿意看到丈夫在与男同事长时间加班和下班放松后醉醺醺回到家中，把怒气撒在自己身上。
意大利虽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却担心低迷的生育率导致本国“注定消失”。
全球人口将继续增长半个世纪，但随后将陷入萎缩。移民将变成抢手资源，成为振兴人口的唯一办法。部分中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育率较高，但也出现下降趋势。
在澳大利亚首份《代际报告》（2002年）中，时任国库部长彼得·科斯特洛曾敦促澳大利亚人“为妈妈生一个，为爸爸生一个，再为国家生一个”。他的话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生育率走低原因复杂
对于生育率崩溃的解释各不相同，但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住房成本高；教育及特殊需求导致育儿成本高；男性在就业、工作和心理健康方面落后于同龄女性，而女性倾向于寻找层次相当或者更高的伴侣；年轻人事业心高涨，男女双方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对于许多愿意结婚的女性来说，心中的压力是如何分担育儿重任。
在韩国，大约85%的孩子被送进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我们在澳大利亚也看到这样的趋势，因为公立学校的资金被严重削减。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和五花八门的育儿建议促使韩国家长竞相把孩子送去收费高昂的课外班，包括数学班、外语班、钢琴班、舞蹈班和跆拳道班，希望为孩子以后上大学争取竞争优势。高昂的住房成本推迟了年轻人搬离父母家的时间，从而放慢了从青春期进入负责任成年期的步伐。此外，以就业为目的的教育过程比过去漫长得多。
不过，持续存在的职场歧视（指女性收入往往低于男性）以及许多男性拒绝休育儿假（比如在瑞典）、分担家务或者抚养孩子似乎同样是重要的因素。如果薪酬不公和职业机会不公的现象继续推动由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那么有关男性/女性角色的长期规范就很难得到改变，然而女性排斥常常导致生活不幸及婚姻破裂的家庭主妇陷阱。
如今，社交媒体正在激化由性革命引发的矛盾。两性正变得越来越孤立。杰丝·希尔2025年4月发表在澳大利亚《季评》上的文章揭示了澳大利亚的惊人现实：28%的18至30岁男性对伴侣施加过至少一种形式的身体暴力或者性暴力。
如何扭转下降趋势
各种解决方案都看似合理，但事实证明效果平平。在澳大利亚，男性和女性应当平等使用育儿假，认同育儿是父母共同的责任。
由政府补贴的正规托儿服务应当认识到，育儿属于重要且必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并非单纯的个人责任。保育员应当接受良好培训，享受丰厚报酬。
住宅应当包含儿童生活和玩耍的空间。对迷信母子依恋理论的批判应当延伸到学术期刊之外。
雇主应当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弹性工作制，用生产率指标取代所谓“来办公室上班才意味着高质量工作”的观念。
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这会降低许多家庭的生活成本。
精心设计的郊区住房、更安全的道路以及公共空间都可以推动户外玩耍与户外活动的回归，提高所有人对孩子的责任感。（编译/刘子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