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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5月8日1时45分，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终年90岁。
深切缅怀 沉痛哀悼
裘锡圭，1935年生，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考取该系“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研究生结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任教授。1991年至2003年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2000年被芝加哥大学授予人文学科名誉博士学位。2005年起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裘先生毕生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学、古文献、古代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举世瞩目。他参与的重大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资料等出土战国文献的整理工作。
裘锡圭广泛涉猎殷墟甲骨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玺印、货币、简帛、玉石等）、秦汉文字等各个门类，尤其擅长考释古文字资料中的疑难字词，所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绅”等字，战国文字中的“市”等字，都为学界广泛接受，并成为定论。
他撰写的《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等文，极大推动了甲骨学的研究进展；所撰《战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中的“市”》《〈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绪言》等文，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学概要》一书是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权威著作，出版以来先后印过40余次，总印数达25万册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出版。他的学术论文集《裘锡圭学术文集》及其续编收录其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畏艰难、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纠错，曾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的误读，并在编纂文集时主动标注错误之处。他的学术品格和严谨作风为学界树立了榜样。
2014年5月8日，《社会科学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裘锡圭先生的治学成就。今日特重刊《社会科学报》上的旧文一篇《考释疑难古文字》，以此表达对裘锡圭先生的深切哀悼。
考释疑难古文字
裘锡圭先生是当今古文字学界泰斗、大师，是古文字这一学科公认的主帅。先生对古文字研究贡献巨大，这其中最让我感佩的就是先生对疑难字的考释。
研究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疑难字考释在古文字研究中是第一硬仗，最耗时耗思，也最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古文字研究者对这一学科贡献的水准。古文字研究者对疑难字考释同心所望,但并非哪个人都能做到,因为它所需要的古文字功底、古代语言文献功底实在太深厚了。唯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语言文献功底，投入这一攻坚领域，考释出前辈大师未能释出或未能论证的众多疑难形体，为古文字学做出杰出的贡献，受到古文字学界同仁发自内心的普遍尊敬。
先生疑难字的考释，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在疑难字选择上，所选大都是妨碍一篇或一段出土古文献的通读或正确理解的疑难字。这些疑难字的释出，或揭示一件不为传世文献所道及的史实，或揭示一条不为传世文献所载的典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西周早期小臣囗鼎 (此形体下以“○”表示)的考释。“○”在铭首“召（邵）公○匽”句中。构形偏旁写得很象形：一人站立在那里，双手执持棍棒一类的东西往地上植立。会什么意很难明白。这句鼎铭较早考释者据笔者所知是陈梦家先生，这个字陈先生不认识，略云“构形复杂，不能识，但它介于两名词之间，必须是表示行动作为的动词。它和宪鼎的‘才匽’有所不同。”此后李学勤考释也涉及这件鼎铭，李先生认为这个疑难形体就是见于卜辞中从 从用下从土的那个和田地有关的字，这个字于省吾先生释为垦。可是释为垦,这句铭辞就是“召公垦燕”，不好理解。而实际上这个疑难字和甲骨文中那个从 从用下从土的形体也有较大差别，不可能是一字。马承源先生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释这个形体为不识字。唐兰先生则释为馈，这在形体上差距更大，铭意也更不好解。这么个疑难字不解决，作器之因就不明，这篇铭文的价值就很难认定。先生抓住这个疑难字展开考释，将这个形体和见于殷墟晚期卜辞以及族名金文、安阳所出石棒铭文所见的几个和它较接近的形体相联系，指出这个形体就是卜辞、金文、石棒所见的繁体，表明并不是一个冷僻之字，而是当时较常见的一个字，记录一个较常见词。接着先生从《说文》小篆“建”字出发，联系中山王钺、蔡侯墓钟上的建字以及石鼓上的建旁、始皇峄山刻石上的建字，指出小篆从“廴”实际就是“○”这类形体所从“ ”的讹变，“ ”实际就是建字所从的“廴”，接着先生又举出大量形体演变例证论证这个形体中人所执持一棍棒欲有所树立形就是建字所从的“聿”，从而论定这个形体就是建字初文，鼎铭“召公○匽”就是“召公建燕”，说的是周初召公建燕的一件大事。一字破译而将淹没历史长河中的重大史事重现——就是周代初年封北燕，虽然实际上是由召公的元子去当燕侯，但在初封之际，召公确曾莅燕，安排建国大事。这一重大史事史家未载，此字破译之前亦无人知晓，自经先生识读此字，这一史实才重现天日，可谓一字千金。
二是凡所考释，一定先论证形。先生的论证一般都是举证形体演变旁证，阐释未知形体与已知形体间的联系，从而从形体上将未知字考为确论。在这些成就中，释“害”（用通用字），释“虐”、释“求”释“勿”“发”、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及有关诸字、释南方名的“因”等，都是疑难考释上亘古未有的杰作。限于篇幅，亦不能一一。
多年读先生的古文字考释著作，感受先生的学术思想，觉得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是全面占有材料，细致深刻的研究材料，让材料说话，坚持无征不信。先生考释古文字，结论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的。先生的结论被人接受，不是由于先生的地位和名望，而是因为先生缜密的研究所得。先生在论证过程中所使用材料的全面性，加之论证的严密性、分析的深刻性等铸就先生的结论，让人不能不信。
第二是注意总结归纳古文字形体演变规律，将疑难形体的考释纳入到这些规律中去考察，使疑难形体诸多谜底一一得以揭穿，这一特点在先生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释“勿”“发”》、《西周金文中的“履”》等文章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第三是不迷信前人，不迷信成说，成说与实际不合就重新研究，以求真是。如甲骨文的“毓”字，王国维先生当年提出“毓、后、後实本一字”，将卜辞中的“多毓”释为多后，“毓祖乙”释为后祖乙，这个意见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确论。但是经先生研究，王国维的这种意见在形、音上缺乏根据，也经不住卜辞检验，其实是不可信的。经过深入细密的考证，先生认为这个字与“高”对贞，应是指以曾祖为上限的三世以內亲属的一个词，读为戚。这个意见是振聋发聩的。
第四个特点是不掠美。凡前人有说，一定指出，偶或遗漏，则藉助再版机会予以明示。这是乾嘉学人的风范，尤其值得学习。（董莲池）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裘先生对学术的执着热爱和严谨态度，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成果，也将指引后人前赴后继、推动“冷门绝学”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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