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记者 郭帅
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多地陆续开展“妈妈岗”专场招聘活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作为专为母亲群体开设的岗位，“妈妈岗”也是很多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随着该岗位的推广，是否能够更好满足育龄女性需求？在解决已育女性就业难题的同时，如何在女性职业发展、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发力？
聚焦“妈妈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关注该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期待为“她力量”贡献更多真知灼见，让每位妈妈在家庭与职场的“双岗位”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
梦想照进现实
“宝贝再见！”五一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清晨7:50，山东临沂某幼儿园门口，张倩将4岁的儿子嘉诚交给老师。目送孩子蹦跳着走进教室后，她跨上电动车，15分钟后稳稳地停在早教机构门口。
换工服、打卡、整理教具，8:30，她笑意盈盈地准时出现在孩子们身旁。这是她成为“妈妈岗”早教老师的第180天。
张倩今年37岁，成为母亲前，她曾是公立幼儿园骨干教师。但孩子出生后，老人无暇帮衬，她不得不脱下工装，成为灶台与尿布间连轴转的全职妈妈。
“常常会觉得自己和这个社会脱节了。”直到去年秋天，当地人社部门推送的“妈妈岗”招聘信息，让张倩眼前一亮：工作内容贴合幼教专长，每天16:30下班接娃，周末全休，月薪5000元。更让她惊喜的是，机构特设“爱心活动室”——孩子偶有小恙，她能临时带着来上班，同事们会轮流照看。
过去半年，张倩从“嘉诚妈妈”变回被20多个孩子簇拥的老师，考取了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还牵头设计了3-4岁亲子创意课程。“累是真累，但每天睡前复盘工作笔记时，那种‘我还在成长’的踏实感，让我越来越自信，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张倩说。
像张倩这样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上演。2022年广东中山首创“妈妈岗”，如投石入湖激起涟漪：山东青岛2024年底发布首批190个“妈妈岗”用人目录，涵盖早教、电商客服、社区服务等领域；安徽黄山2025年2月出台专项政策，构建“岗位开发—财政补贴—职业保障”全链条支持体系。
“‘妈妈岗’的出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不仅解决了宝妈们的就业难题，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吴海鹰在调研中了解到，“妈妈岗”员工的稳定性普遍更高，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经验和技能，往往能够转化为职场上的独特优势，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妈妈”们期盼更多可能
“王小姐您好，我们注意到您的简历……”这个春天，浙江宁波40岁的王诗玥手机里攒下近百个招聘电话。作为985高校硕士、曾在外企担任管理岗的她，在“二孩”入园后决心重返职场。但在投出800余份简历后，她却陷入困惑：“原以为凭能力能无缝衔接，没想到‘妈妈’身份成了隐形门槛。”
王诗玥将希望寄托于“妈妈岗”，却在几场线上招聘会后难掩失落：家政、物业、超市理货员等岗位占比超70%，与她深耕的供应链管理专业相去甚远。“不是不愿做基础工作，而是担心一旦进入这类岗位，10多年的职场积累会被清零。”她翻出手机里保存的PMP项目管理证书照片，指尖划过屏幕上“持证12年”的字样，眼底掠过一丝怅惘。
像王诗玥这样境遇的高知妈妈并非个例。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主席雷杰调研发现，当前“妈妈岗”呈现“数量扩容但质量待提升”的特点：多地岗位数量日益增多，但仍多以劳动密集型岗位为主，职业晋升空间有限，薪资普遍较低，且多为兼职或小时工。
“我们需要的不是‘就业救济’，而是与能力匹配的发展型岗位。”王诗玥点开自己设计的“远程供应链管理方案”，里面详细规划了如何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弹性办公。她的诉求折射出新一代职场妈妈的深层渴望：既要兼顾育儿责任，更要守护职业尊严。
在雷杰看来，“妈妈们在育儿中锤炼的跨任务管理能力、应急处理能力，恰恰是高端岗位亟须的软实力。”
吴海鹰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单位劳动权益保障的短板也让“妈妈岗”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很多‘妈妈岗’没有明确的绩效考评体系，部分企业甚至将弹性工作与‘晋升绝缘’挂钩。”吴海鹰建议建立“岗位分类目录”，将“妈妈岗”细分为基础服务型、专业技能型、管理创新型三类，配套不同的社保补贴与职业发展通道。
“比如允许IT工程师以‘项目制远程办公’形式入职，按代码交付量核算薪资，既保留专业价值，又适配育儿节奏。”吴海鹰说。
王诗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会记住妈妈赶地铁时的脚步，也会看见妈妈在工作时发光的眼睛。”她期待有一天，职场对妈妈们不是降低标准的“特殊照顾”，而是基于能力的“平等选项”。
“妈妈岗”不是终点
“带孩子只是妈妈的事吗？爸爸去哪了？”社交平台上在关于“妈妈岗”的讨论中，这样的声音不在少数，也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的共鸣。
蒙曼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单位对于男性职工陪产假落实不到位。此外，因育儿请假的男性职工占比远低于女性，“社会应给男性承担家庭和育儿责任创造更加友好的环境。”
“可以尝试将岗位命名去性别化，扩大‘妈妈岗’的外延。”蒙曼举例说，上海市支持用人单位以“生育友好岗”命名工作时间、工作方式灵活、工作环境友好的岗位。
“还可以进一步拓宽‘妈妈岗’的适用人群。”吴海鹰了解到，很多年轻父母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无法全职照顾孩子，需要老人帮忙，“但很多老人尚未退休，也成为不少家庭育儿的难题。”
“在老龄化与少子化交织的当下，育儿不再只是家庭的‘私事’，更是需要社会进一步托举的公共命题。”吴海鹰建议，应让所有承担育儿责任、有就业需求的人都能受益，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重构职业发展生态也是必要举措。”雷杰提出，建立弹性岗位与常规岗位的互通机制，如设定弹性工作年限与职业晋升的换算公式，员工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工作方式，从而不用担心职业发展受到影响。
对于高学历、高技能女性对专业岗位的诉求，雷杰回应道，“对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应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就业支持，如将‘妈妈岗’从传统领域扩展到新兴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和IT服务等，以增加岗位的丰富度和可选择性。”
“总之，‘妈妈岗’只是探索，不是终点。它可以是妈妈们重回职场的过渡，也可以是寻找自我价值的锚点。”委员们相信，通过政策扶持、企业担责与家庭共育的协同，“妈妈岗”的设置一定能够从“权益补丁”升华为“制度常态”，从而真正为母爱续航，让梦想开花。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