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学校林立，青年众多。一批以强盛国家为使命、振兴民族为己任的红色学生社团先后涌现，在启迪大众智慧、传播先进思想与维护民族独立、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奠定理想之基——
近代上海的学生社团名目繁多、目标迥异。有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如教育学会、经济学会等；有偏重兴趣爱好的，如诗社、实验剧社等。既有校内的学生社团，也有跨系、跨校甚至是区域性的学生社团，开展了诸如座谈、演讲、文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也参与社会救难、义卖捐募等校外活动。
大体看，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学生社团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与核心的理想目标。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加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引进、吸收、传播和实践先进思想为使命的学生社团开始增多，不少学生社团逐步由松散的兴趣社团向有组织的思想团体方向发展。
为掩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活动，陈独秀委托杨明斋于1920年9月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培养赴俄留学学生的外语培训机构，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罗斯革命成功经验。学员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萧劲光后来回忆：“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过程中成立的上海大学，旨在“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投身于组织劳工工作”。中共党员邓中夏任上海大学校务长，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担任过任课教师。在这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上海大学积极引导学生建立各种研究会和学术团体，如中国孤星社、上大演说练习会、社会问题研究会等，通过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引领学生积极投入革命洪流。
中国孤星社的宗旨是“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进社会”，还创办《孤星》旬刊。上大演说练习会采用演说、辩论、讨论等方式从事语言练习，并特别重视给予女性练习口才的平台，呼吁“女子应该与男子一同起来革命，共负改造社会的责任”。
1924年7月，上海大学通过上海学联发起组织历时八周的上海夏令讲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中国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革命问题，吸引众多青年前来聆听，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扩大中共在青年中的影响奠定了重要基础。
守护民族之魂——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家蒙难日深，民族危亡愈显。上海红色学生社团在中共的号召和领导下冲在宣传爱国主义、抵抗日寇侵略的前线。
大同大学素有红色传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且较早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大同大学和附中召集学生大会，成立抗日委员会。学生们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行，并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节约救难”口号，用实际行动落实“中国人帮助中国人渡过难关”的指导方针，为抗日筹集弥足珍贵的经费。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抗日前线。尽管中国军民联合上演了惊天动地的“八百壮士”英勇事迹，也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软弱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决定将军队撤出上海。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座“孤岛”。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上海党目前的中心工作，不是恢复已经主动取消的全国救国会，而是加强救亡协会与救亡团体的群众工作，扩大这些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运动。”1937年9月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留日同学救亡会、平津流亡同学会、暨南大学留沪同学会、光华中学学生战时服务团以及大夏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救亡组织组建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作为团结所有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
这一时期，大同大学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转移到后方，只好留守上海，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当时的主要学生社团有课余参观团、消费合作社以及银河剧社等，都有党员在其间发挥作用。如大同大学的知名校友、著名水利专家钱正英，于1939年考入水利工程系就读，入校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1941年，钱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1942年10月，大同大学一名党的外围群众受组织之托去药店为新四军买药，由于经验不足，在开药单时被敌人盯上被捕。接着，又有几名同学被捕，大同大学校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党组织和地下党员，钱正英与其他同志一道奔赴淮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总体上，抗战期间上海红色学生社团面临复杂的生存和斗争形势，肩负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正面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各种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和民众利益；与汪伪特务斗智斗勇，完成锄奸除寇使命；想方设法支援上海周边的新四军；广泛深入宣传抗战理念，努力团结人民群众，筑牢统一战线，输送革命人才，等等。可谓坚守“孤岛”、不辱使命。
彰显正义之本——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有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反而倒行逆施、挟美自重，变本加厉对解放区发起进攻，并对国统区人民进行迫害与压制。先有“下关惨案”，后有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战士遇害，再有北京大学学生沈崇受侮。一件件有失公允、公俗和良知的事件发生，让广大青年义愤填膺。在中共领导下，一批新的红色学生社团在上海陆续组建，其主要历史活动有三：
一是反对帝国主义。
1945年12月，上海发起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学生示威游行。当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申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和上海法学院等32所大中学校学生共4000余人提交《全市大中学生给马歇尔特使的公开信》，提出撤退驻华美军等六项要求。
1948年5月，上海1万余名学生高呼“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摧毁封建残余”，宣告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并举办座谈会，控诉美帝罪行，号召抵制美货。
二是反对内战独裁。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一场上海红色学生社团发起、联合各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统一斗争。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次学生运动，并提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和武装斗争同样重要的“第二条战线”。
这一时期，红色学生社团还在引导和锻炼革命后备力量上发挥关键作用。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多次讲述自己的“1947年情结”。那一年，他刚进入复旦大学就读。不久，一些处境相似、感情融洽、社交活跃且政治态度接近、思想进步的一年级同学共同组建新生社。之后，多数成员都加入了共产党。
三是迎接上海解放。
如大同大学成立先锋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应变委员会”，积极开展护校活动，为迎接上海解放和全国胜利作好准备与保障。
总之，近代上海，学生社团众多，良莠不齐，性质不一，命运各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获得广阔的用武之地。爱国主义是红色学生社团的坚定信念，热爱祖国是广大青年的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作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江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同彤）
原标题：《抗战时期，这些学生社团坚守“孤岛”、不辱使命》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解放日报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周江林 王同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