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3日，武汉武昌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
案子是有关侵权的，不算什么大案特案，但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却让这起案子备受关注。
原告董龙飞，“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儿子。被告的身份更加了不得，是毛主席的儿媳，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
董龙飞为什么会把刘思齐告上法庭呢？这还要从一场演讲说起。
1月19日，刘思齐受邀参加武汉理工大学演讲。
演讲过程中，她提到了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流浪时的生活。
董龙飞认为，刘思齐所说与历史事实不符，且存在诋毁诬蔑董健吾的嫌疑，损害了董家人的名誉。
故而，他一纸诉状提交到法院，希望能为父亲讨回公道。
那么，刘思齐具体说了什么？董龙飞为什么会说与历史事实不符呢？
董龙飞状告刘思齐
2002年1月19日，72岁的刘思齐应武汉理工大学之邀，去做一场有关于毛岸英的演讲。
类似的演讲，刘思齐参加过很多次。她虽然只和毛岸英做了一年夫妻，但一直放不下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岸英是我一生之痛，也是我一生的骄傲。”
刘思齐用两年的时间爱上毛岸英，却要用一生去怀念他。
毛岸英去世后，对于他的纪念活动，刘思齐从不缺席。所以，当她接到武汉理工大学的邀请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刘思齐站在演讲台上，深情地讲述毛岸英的生平事迹。
在说到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时，她爆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秘密”。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期间，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之外，和三毛的经历一模一样。
刘思齐说到这里，神情动容，语气是藏不住的心疼：“就像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之久。”
刘思齐的这番发言很快传了出去。
大家都知道，毛家兄弟曾被“红色牧师”董健吾收留。听刘思齐的意思，在董家，毛岸英和毛岸青估计是不好过的。不然，哪有“流浪五年”之说呢？
数不清的质疑开始涌向董家。这给董家人带去了极大的苦恼，也损害了董家人的名誉。
身为董健吾的后代，董龙飞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
也正因此，他认为刘思齐所说和史实完全不符，还害得他们董家人名誉受损。
于是，董龙飞一纸诉状将刘思齐告上法庭。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五年流浪生活”的真相
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
次年春天，为了保护毛主席的三个孩子，湖南地下党组织联系上海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送到了上海的大同幼稚园。
幼稚园是由董健吾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创办的，专门收养革命子女和烈士遗孤。
毛家三兄弟入园的时候，毛岸英9岁，毛岸青7岁，毛岸龙只有4岁。
在大同幼稚园里，三兄弟度过了一段温暖安宁的时光，但好景不长。
1931年，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
和他一起去执行任务的董健吾身份暴露，大同幼稚园也进入了敌人的视线之中。
无奈，董健吾只好暂时放弃幼稚园，躲到了好友杨度家里。
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隐蔽起来，党中央机关更是全部转移。
因事发紧急，幼稚园里的孩子们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毛岸英背着小弟，牵着大弟，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为了吃饱肚子，他带着弟弟们翻垃圾桶捡破烂，给人推黄包车、做小工、乞讨，晚上就睡在马路上。
后来，毛岸英回忆起这段生活，笑着调侃：“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
所以，刘思齐在演讲中说的那段话，是出自毛岸英之口，足以可见，毛家三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是真的。
但是，流浪了五年这个说法，存在歧义。
大同幼稚园出事后，董健吾在杨家住了几个月。
期间，他知道毛岸英兄弟正流落在外，就让妻子郑兰芳去寻找他们。
郑兰芳找到毛家兄弟的时候，毛岸龙已经失踪，毛岸英和毛岸青就被带到了董健吾家中。
董健吾平时是和丈母娘一起住的。这位老人不太愿意照顾毛岸英兄弟俩，对此多有抱怨。
半年后，董健吾怕两个孩子受委屈，就将他们送到了前妻黄慧英的住处。
送孩子的时候，董健吾没有透露太多，只说他们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
两个孩子住在黄家的时候，生活费由党组织提供，董健吾每个月也会给黄慧英二十块钱，当作兄弟俩的抚养费。
过了一段时间后，黄慧英知道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真实身份，心生惧意。但她看着两个懵懂的孩子，又于心不忍。
反正她也不用出钱，只是给孩子一口饭吃，一片瓦遮阳罢了。
于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得以继续留在黄家。
这一时期，他们虽然寄人篱下，但生活是稳定的。
1933年，党中央机关全部迁到瑞金，没迁出的也遭到了敌人破坏，毛岸英和弟弟的生活费供给被迫中断。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董健吾也辞去了牧师的职位，生活难以为继，再也拿不出抚养费，去看望兄弟俩的次数也逐渐减少。
黄慧英不是孤家寡人，她有4个孩子要养。
没有党组织和董健吾的补贴，她就带着孩子做一些零工，起早贪黑地赚钱。
又要赚钱，又要做家务，还要照顾孩子，黄慧英忽视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对他们有照顾不周之处。
再加上兄弟俩是“外人”，家里孩子又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欺负和排挤。
小孩子最是敏感。和亲人生离死别很难受，寄人篱下更难受。
拮据的生活，被欺负的日常，更是把这种难受放大了一万倍。
终于，毛岸英忍无可忍，带着弟弟离开了黄家。
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走的已经无从得知。
可以确定的是，1936年春天，兄弟俩才被党组织找到。
从1931年到1936年，整整五年时间，毛岸英都流落在外。
后来，他去苏联留学，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在上海过了五年的流浪生活”。这就是刘思齐“流浪了五年”说法的来处。
如果把流浪理解为离开父母亲人，独自在外讨生活，这个说法没毛病。
但是，如果把流浪看作是在街头当乞丐，风餐露宿，居无定所，那么毛岸英的流浪生活，是没有五年那么久的。
从毛岸英的人生经历来看，信中的意思应该是前者。
其实，私以为，无论是哪种意思，这件事都没有到要对簿公堂的程度。
无论是董健吾还是黄慧英，都对毛家有恩，这是不容置疑的。
哪怕黄慧英对毛岸英兄弟俩照顾不周，但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两个无亲无故的孩子，她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高尚了。
至于刘思齐，她是绝对没有坏心思的，更不存在诋毁董健吾的情况。
究其原因，是双方在“流浪”的定义上产生了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两人私下沟通解决，而不是闹到法院上。
毕竟，他们都是具有影响力的正面人物，闹大了实在不妥，大家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