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普通人，都需要懂一点语文学

（图/《教授与疯子》）

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卫荣的专访中，他回忆了自己从南京大学到波恩大学的求学经历。在下篇中，沈卫荣将深入讲述语文学被发明、被误会、被劫掠的历史。

✎作者 | 萧奉

✎编辑 | 谭山山

语文学被纳粹劫掠了

新周刊：在中欧学院的一次讲座上，你提到以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为代表的藏学开创者，他们的藏学水平都非常高，而且精通古藏语。而现在很多学者，有天时地利人和，学了几十年，可能还不如他们。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沈卫荣：实际上，最早那批藏学家都是宗教人士，有的还是传教士。比如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他不算传教士，但他来东方的动机也带着宗教文化背景。他觉得匈牙利人就是匈奴后裔，所以他要来东方寻根——那当然没有找到。后来英国人想进入西藏，就让乔玛去学藏语。他的语言能力非常厉害，花了大约五年时间弄懂了藏语，还编了英文版的《藏文文法》和《藏英词典》。

乔玛被视为现代藏学奠基人。（图/维基百科）

还有个学者叫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他是德国柏林大学第一个藏学教授，建立了德国大学最早的藏学专业。他当时到了拉达克列城，一待就是十余年，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藏文。后来我在德国跟导师读《圣经》藏文版，才发现他的藏文竟然那么好。如果你把藏文版《圣经》给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圣经》的藏族人看，他一定会觉得这是很优雅的古藏文。

这里面可能是有一种宗教上的热情在驱动他们。蒙古学也是这么来的。荷兰有一个大学者叫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陈寅恪后来在著作中经常引用他翻译的《蒙古源流》。他到了卡尔梅克的蒙古部落去学蒙古语，目标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蒙古语，也翻译得非常快。这种宗教激情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学术潜力。

新周刊：这里面也有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彼得·沃森认为，东方语言的发现，给西方人的世界观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对他们的科学主义起到了极大的纠偏作用。他在《20世纪思想史》里提到：

法国学者雷蒙·施瓦布在他的《东方的文艺复兴》中说：“只有在1771年之后，世界才真正是圆的；思想地图的另一半不再是空白。”他的意思是，梵语文献的到来，连同几乎同一时期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是一重大事件，可与改变11、12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古希腊和拉丁文稿（多数以阿拉伯文译本出现）的到来相媲美（见第17章）。施瓦布自己感到，梵语及梵语文学的发现是“思想的伟大事件之一”。还有19世纪，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牛津大学第一任比较语文学教授也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19世纪关于人类古代历史的最重大发现，我将用以下公式回答：梵语‘天父帝奥斯’=希腊语‘天父宙斯’=拉丁语‘朱庇特’=古诺尔斯语‘蒂尔’。”…… 当时的科学家试图把世界纳入控制之下，让它根据越来越少的规律运转，此时进步的观念向往着越来越窄的经验，所有的社会被认为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然而语文学家和诗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希望借助新的宗教寻求社会的更新。他们的观点是，人类一开始是统一的，但是后来发展出不同的然而却同样有效的宗教。

沈卫荣：他提到的东方语言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应该这样来理解。从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开始，欧洲人发现梵语和西方的古代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可能是来源于同一种语言——原始世界语最早是不分西方语言和东方语言的。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波斯语，它们的词汇和语法现象都很像。比如“雅利安（Aryan）”这个词的意思在梵语、拉丁语、波斯语里都是一样的。他们证明原始印欧语就是最早的世界语，这个语言把东方和西方连接在一起。这是当时欧洲语文学最大的发现。后来，有些人根据这个发现造出了一个雅利安人种，就有了明显的反犹主义。

其实，并不是说欧洲人发现了东方语言，然后东方语言就改变了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我提过另一个例子（见《大元史与新清史》第一章，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读过一本书叫《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

的来源与影响》，副标题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它说的是蒙古西征对欧洲中世纪思想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蒙古军队打到波兰和德国边境地区的利格尼茨（Liegnitz）和施来西亚（Schlesien），在这里待了不到两周就折返了，就像一阵风，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蒙古西征对欧洲的物理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在精神上的影响非常大。

《大元史与新清史》

沈卫荣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西方从12世纪开始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约翰长老王国的传说：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帝国，它的领袖是约翰长老。他是统治着72个王国的国王，有朝一日将带领大军西征，来拯救被异教徒腐蚀的欧洲，甚至带领他们征服世界。当蒙古大军来到欧洲的时候，人们以为这就是约翰长老的军队。实际上，后来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描述，有很多是按照他们对约翰长老的想象来重构的。

我还在《休谟的佛缘：发现抑或构建？》那篇文章里提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些观念跟东方的思想相似。比如休谟《人性论》的“无我”思想与佛教类同，于是有人怀疑休谟接受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但恰恰因为西方人对东方有那么多的想象，然后这种想象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解读。

新周刊：所以，东方主义的出现有一种反观自身的内在需要。

沈卫荣：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古典学？所谓古典学，其实是“古典语文学”，因为它诞生的背景是西方要寻找自己的古典文明，而这个古典文明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所以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古罗马的拉丁语《圣经》研究，就是古典学的主题——古典语文学。

到了18世纪后期，西方纷纷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个时候他们一方面要遵从共有的古典文明，一方面希望建立所谓“民族语文学”，开始搞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芬兰语文学（Fennistik）、伊斯兰语文学（Islamistik）、罗曼语语文学（Romanistik）等。所以学术开始分流，一个是古典语文学，其他是新语文学或者民族语文学。

正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东方学”。因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西方开始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的目光就不光是在西方了，他们还希望了解东方。而东方学实际上也是民族语文学的做法，把关于东方世界的学问总称为“东方学”。今天的东方学，更多是指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而在18、19世纪的时候，东方学主要面向的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由此诞生汉学、蒙古学、敦煌学、藏学等。

《东方学》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9

新周刊： 19、20世纪，不少西方的东方学家、汉学家，都被卷入殖民主义甚至是纳粹主义的浪潮之中，比如伯希和劫掠敦煌文献、图齐被批判为法西斯主义者。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沈卫荣：早期东方学的出现，一方面是西方人为了了解自己，通过跟西方不一样的东方来观照自我；另一方面是西方人为了殖民或传教而准备的。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并非指知识本身有什么力量，而是因为知识意味着权力——我怎么理解你、描述你、研究你，实际上是我怎么来支配你、定义你、左右你。学者在那个时代，必然会受到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那些东方学研究里，确实有一些人被称为殖民主义者甚至纳粹、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本质上还是学者。伯希和的学术水平非常高，中国最早研究敦煌学的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受过他的影响，韩儒林先生还是他的直接弟子，把他的一整套方法都学了过来。

图齐被骂成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实在他的400余种有关西藏研究的书里，看不到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个意大利知识分子，一个人在藏地行走了18000公里，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我现在到青藏高原都会有高反，而他们能够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做出这么多学术成果，不得不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图齐为法西斯政府服务过，这与他本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其实不完全是一回事。

学者朱塞佩·图齐。（图/renzofreschi.com）

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提到classical philology（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学家）。为什么西方的古典学家专门研究希腊和罗马，却不研究希伯来？这说明西方古典学从一开始就是有政治倾向的，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优越，背后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证明希伯来语和犹太人的缺陷。印欧语系的建立过程中，有语文学的成就在里面，但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反犹主义。有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制造了雅利安人种，给纳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纳粹时期的语文学家、印度学家，都被人指责为纳粹的帮凶。但是，这到底是语文学的罪过，还是纳粹的罪过？当然是纳粹的罪过。

你不能说，语文学家在那个时代主动或被动地做过纳粹的帮凶，所以语文学不行。那其他学科的学者呢？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批判的是纳粹，而不是语文学。语文学只是被纳粹劫掠了。

新周刊：图齐的巨著《梵天佛地》已经在内地出版，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尼奥利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给这套书写了序。他们指出：“一直以来，图齐都在致力于拆除‘东方与西方数个世纪因误解而形成的隔阂’，消解‘所有最伟大的灵魂历练均来自于我们西方世界，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自负’。”如此说来，图齐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其实是想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让人看到世界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沈卫荣：其实，不只图齐如此。在我们主持的一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德国教授就坚持认为，那些学者是纳粹，而不是语文学家。包括波恩大学中亚所的创始人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战后德国最了不起的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比利时文艺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等人都有明确的纳粹背景。今天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们的立场也一定会对学术有影响，但政治与学术毕竟不能完全等同。

去年1月，我带学生去意大利，请了佛罗伦萨大学的一个教授来讲课。图齐自1955 年开始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地区做考古发掘工作，现在意大利学者还在那边继续图齐的工作。这位教授说，当时巴基斯坦政府对图齐是非常崇敬的，给了他外交豁免权，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随便把文物运出来。但图齐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从来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应该把政治和学术分开看一看，不能因为他们和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就把他们的学术一棍子打死。

《梵天佛地》

［意］图齐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

实际上，现在很多批判东方学和东方主义的学者，比他们骂的人更加“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当然可以批判，但更正确的学术方法是什么？正确看待东方、和东方人相处的方法是什么？没有人提出过。我没见过一个批判图齐的人，他们对东方有像图齐那样深厚的情感，从来没有。

新周刊：图齐是真正深入考察过他研究的地区的。你的书里也提到过，王尧和马丽华都在西藏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藏地有着非常深的眷恋。王尧先生临终时说，他最想念的就是西藏的土地和朋友。做藏学研究，到西藏去做长期考察和生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么？

沈卫荣：以前就有人问过我，马丽华和冯其庸先生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你呢？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方面是比较差的。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各种因缘际会，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我觉得“行万里路”对我学术的帮助没有那么大。我也去过很多次西藏，但没有像他们一样去做关于地理、考古和文化的田野调查。

当然，即使去过西藏多次，也不一定能够正确地描述那里。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马健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我认为他对藏地的日常生活和民风民俗的描述基本是胡扯，更多的是从他自己的知识背景里编造出来的故事，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你不能设身处地地把藏族的文化、藏族的语言放在藏族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中去理解，你肯定是会出现理解偏差的，甚至自以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一直强调语文学的方法。无论是对一种文化的观察，还是对一个文本的处理，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它原本的语言环境、历史背景当中去理解。这样你才有可能正确地读懂它。

（图/《第三极》）

像傅斯年一样做研究，

“以汉还汉，以唐还唐”

新周刊： 2006年回国以后主持西域史语所，持续了将近9年时间。这些年里，你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沈卫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出国前我是南京大学讲师，在海外16年，一回来，中国人民大学就直接让我当教授了，还给我一个平台。在国外我当过代理教授和客座教授，但没有在哪个大学有过一个固定的教授职位。

那年冯其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并担任院长，要筹建西域史语所，然后荣新江就力荐我来负责这个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机会已经很难有了。我回国的时候40多岁，我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差不多到这个年纪了，有的连副教授都还没评上，还在苦苦挣扎。我当时却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当教授。

刚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有疑惑：怎么让我去国学院？我也不是做这个研究的。回国后我去拜访冯先生，才知道他所说的国学是包括西域历史和语言的。那我便和冯先生说，我要按照傅斯年的方式来做西域史语所。与此同时，我还办了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像傅斯年做《史语所集刊》那样写了一个发刊词——当然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水准和气概。我在发刊词上概括了我们的宗旨：

“我们采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个名称，并不表明我们仅仅重视对西域的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我们主张将西域研究建设成对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各种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学科的方法都应该被运用和整合到西域研究这一学科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因为我们比较推崇用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西域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我们鼓励采用实证的语文学、文献学，亦即西方所说的philology的方法，来处理、解读西域地区出土的各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西域各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我们决不排斥对西域研究作宏观的理论建构，也不反对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引进到我们从事的西域研究之中，但我们坚持任何宏大叙事必须以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特别强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基础建设，推崇朴实、细致的学术风格。”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

沈卫荣主编

科学出版社，2007-12

新周刊：西域史语所相比海内外其他学院或研究所，它的特点和优势在哪里？

沈卫荣：我们提倡“大国学”，它不仅仅包括四书五经和汉文化，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起来。西域史语所就是在这样的理念背景下成立了。后来我们把国内的考古学家王炳华（1935—2025）、蒙古学家乌云毕力格，还有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系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都找了过来，就把西域史语所一下子建起来了。

我和乌云毕力格都是波恩大学的，所以波恩大学的教授们来拜访时，他们说，你们这是建了一个波恩大学分部。甚至可以说，随着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中心的衰落，彼消此长，他们的研究水平都比不上我们。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谈到汉学，大家都认为西方人永远达不到中国人的水平，但是在虏学方面，中国人就没法跟人家比了。包括现在的敦煌研究，我们最强的是汉学方面，虏学方面比国外还是弱一些。而西域史语所填补了“虏学”这个空白。在我们所，我做藏学，乌云毕力格擅长蒙古学和满学，毕波研究粟特，索罗宁做西域研究，荻原裕敏做吐火罗研究。在虏学方面，我们至少是与西方学术界平起平坐的，在很多方面还是领先的。

后来我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也非常厉害。以前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说中国学者不懂满文文献，现在乌云毕力格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利用的满文文献，超过国外所有新清史学者的总和。在西夏学方面，索罗宁和他的弟子们做出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在世界上也是绝对的第一。我的学生里面，有做藏学的，有做汉藏佛学的，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了，不敢说在国内是第一，但也是绝对的一流。所以，我们在虏学这个领域里，傅斯年当年没实现的目标，我们都在慢慢地实现之中。

如果要总结我一辈子的学术，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就是建立西域史语所，这也是我国西域研究的一个亮点。很可惜，后来我不得不离开了那里。第二个学术成果就是汉藏佛学研究。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323窟。（图/敦煌研究院）

新周刊：陈寅恪、傅斯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不怎么提语文学了。你来做西域史语所之后，开始推动语文学的复兴。在整个人文学科里，语文学曾经居于核心地位，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中提到奥古斯丁时期的《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礼》，书中让语文学嫁给了在众神之间争斗和爱情的信使墨丘利，阿波罗给了他们一样结婚礼物——七位仆人，分别是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后来语文学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

沈卫荣：这就跟西方的汉学研究一样。美国人20世纪50年代起从汉学转到区域研究，汉学就慢慢边缘化了。语文学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本来它是无所不包的，我们学者只要从语言文本入手，研究宗教、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神学等，无论你研究什么，你首先必须是一个语文学家。

今天不是这样的了，因为学科已经彻底细分了，你研究文学，我研究历史，他研究语言，大家互不干涉，学科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也很大。随着学科的分化，语文学被“肢解”了，乃至于后来“汉学”在这个学科体系里已经没有办法成立了。正如列文森所说，汉学家变成了“没有专业的专家”，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研究，应该叫什么学科？

语文学也是如此，它在今天这个学科体系里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核心地位了，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学科定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学家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教授说，语文学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这个定义太广了，在这个划分越来越仔细的学科体系里，找不到位置。真正让语文学垮台的，就是现代人文学科的分化和细分。

但是，我认为，语文学作为一个专业训练，在所有学科里都必须要有。我们现在设置这么多学科，真的对它们做了很好的界定吗？比如说文学专业，它似乎什么都研究，特别是跟文学经典相关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但是就不研究文学。中文系一入学就告诉学生：我们不培养作家。

电影《教授与疯子》主角詹姆斯·默里表示，语文学是他毕生的追求。（图/《教授与疯子》）

历史专业也很尴尬：它培养的人要写历史吗？历史学者能写历史吗？难道历史不是都在了吗？你该研究什么历史？文学史，给文学系的人来写，还是给历史系的人来写？法律史，给法律学者来写，还是给历史学者来写？如果文学学者、法律学者都可以写，那历史学者究竟要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只研究年代吗？

所以，我说要么历史系关门，要么历史系就是整个人文学科，回到傅斯年那个年代。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历史学加上语文学，其实就是整个人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没法打破这些学科的分化，但是我们至少在方法上、理念上，应该要回归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否则，就像今天美国的学术体系，细分到连汉学都没有了，被拆解到各个系里去了，那么他们的学者就没有了语文学的训练。美国有很多得了大奖的著作，连一些基本的文本理解都是错的。像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最近戴史翠（Maura Dykstra）写的《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被中国学者发现里面的汉语材料都理解错了。在语文学上，这根本就是垃圾。因为没有语文学的训练，你就会失去理解过去的能力，就会不学无术。

所以，我们必须回归语文学。我不反对学者搞理论，也不反对宏大叙事和结构主义，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文本理解对了，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故意歪曲。

《回归语文学》

沈卫荣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新周刊：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以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而闻名，他晚年也在呼吁回归语文学。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沈卫荣：萨义德对语文学的回归是真心的。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原主任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说过一句话：语文学有两个最直接的传人，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比较文学，但是它们都把语文学作为“他者”。

因为语文学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科学理性的维度，一个是推测解释的维度。而语言学把科学理性的维度推向了极致，所以它觉得语文学不行，语文学不够科学、不够理性；比较文学则相反，它把推测解释的维度推向了极致，最后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就想回过头来，回归文本，回归语文学。

萨义德接受过一个采访，他说很多人把“东方主义”翻译成“东方学”，实际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两回事。东方学是一门研究，而东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后来那些后现代理论学者，用东方主义打倒了一大批语文学家、东方学家，学问之争就变成了地位之争。萨义德说，东方学家用语文学的方法，对东方所做的精湛研究，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萨义德。（图/palestine.com）

新周刊：你曾经表示，自己最大的学术野心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家。在你的心目中，语文学研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称得上“优秀”？

沈卫荣：在德国的时候，我说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学家，当时的标准可能就是按照德国东方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也就是狭义的语文学传统，写一篇一流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取得的学位名称是“中亚语言文化学”，而“语言文化学”几乎就是“语文学”的另一个称呼。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那个标准了，但是，现在因为我对语文学的理解更宽泛了，标准就变得更高，也更加难以达到了。

新周刊：因为你开始认为语文学不只是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

沈卫荣：我在《回归语文学》这本书里提过，语文学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Ernst Steinkellner）说，语文学其实是一种理解“信息”的艺术，是一种为了理解“他者”而进行的训练。谢尔顿·波洛克对这个有更为深刻的解释，他提出，语文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个是历史的维度。历史上的一句话，文献里的一个词、一段文字，在它所处的那个历史背景里，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传统的维度。这句话出现之后，后人怎样去解释它、传播它？第三个是当下的语文学家的维度。在今天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怎样去理解那句话？

当你把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再去理解一件事情、理解一句话，才能够达到一种全面的、道德的理解。我们做人也应该如此，如何活在当下，如何跟世界和谐相处，都需要语文学。特别是在这个信息泛滥、虚假信息无所不在的时代，你如果无法用语文学的方法去解读，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