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向来不喜欢外来移民,其移民政策门槛高、管控极为严格。然而,在对华移民问题上,日本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例外”倾向,每年都要吸纳很多的中国移民。



如今,日本老龄化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这个时候引入移民本应是缓解人口结构矛盾、补充劳动力资源的最好办法,可日本对待外国移民仍然非常谨慎。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对中国移民持接纳的态度,这难免不让人觉得他们背后有什么阴谋。

那么,日本为何愿意接纳中国移民?却又不欢迎其他国家的移民呢?



«——【·人口现状·】——»

如今的日本,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步入超高龄社会,到2024年10月,其总人口规模已缩减至约1.238亿人,连续14年都呈现下降趋势,较上年度净减少55万居民。



若将居住在日本的外籍人士排除在外,本土国民数量仅为1.2亿人,年度减少幅度达89.8万人,这一数据刷新了自1950年启动人口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纪录。

这种人口结构正呈现极端失衡态势:老龄化的持续深化,65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比已攀升至29.3%,其中7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16.8%,80岁以上超高龄人口占比突破10.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仅占总人口的11.2%。生育率持续走低,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20,新生儿数量跌至72.7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

人口空间分布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除东京都及埼玉县保持微弱增长外,其余45个都道府县人口全面减少。这种人口困境与日本社会对移民的矛盾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近年来为缓解劳动力短缺,日本逐步放宽技术移民政策,推出“技能实习生”“特定技能”等签证类别,并将特定技能签证适用行业扩展至14个领域,但整体来说移民的筛选仍旧很严格。

高度人才签证采用积分制,对学历、收入、日语能力等设定高门槛;经营管理签证要求实质性投资与运营;即便是工作签证,也优先考虑高技能岗位。

这种政策设计反映出日本对移民的实用主义取向——更欢迎能直接填补劳动力缺口或推动技术创新的外国人才,而非大规模接纳普通移民。



对于外国移民的谨慎态度,其实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对文化同质性的坚持。

传统上,日本以单一民族国家自居,大和民族占比超98%,神道教与佛教构成的文化核心强调群体和谐。尽管东京等都市对多元文化展现一定包容,但地方社区仍存在隐性排斥。

语言障碍、职场文化差异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需10年居住年限等制度设计,无形中抬高了移民融入的门槛。



«——【·其他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

相较于日本对移民的实用主义谨慎态度,加拿大将移民视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联邦政府通过省提名计划将移民配额分配至各州,技术人才与企业家是主要吸纳目标。多数国民对移民持积极态度,认为其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空缺,尤其是在医疗、建筑等领域。

移民带来的消费力提升与税收贡献被视为经济增长点,尽管语言融合与文化适应仍面临挑战,但社会整体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较强。



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以吸引高技能人才为核心,通过国家创新签证等渠道定向引入关键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顶尖人才。

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度较高,悉尼、墨尔本等城市的多元文化氛围为移民提供了融入空间。



美国作为传统移民国家,其政策深受政治周期影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强硬执法导致移民家庭陷入恐惧,但移民对经济的贡献仍不可替代——他们填补了农业、建筑等行业的劳动力缺口,并推动了科技创新。

如今的美国移民政策明显指向高技能人才,EB-1A杰出人才签证与NIW国家利益豁免项目成为快速通道。



«——【·对中国移民的“喜欢”·】——»

日本对中国移民的接纳其实并非单纯源于“喜欢”,而是基于现实困境与利益权衡的理性选择。

如今,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9.3%,护理行业到2025年将面临32万缺口,这种结构性短缺迫使日本突破传统保守移民政策。



尽管日本未全面开放移民,但通过“特定技能”签证等制度,针对性吸纳中国劳动力。中国移民因地理邻近、文化适应成本低,成为填补低端岗位的首选。

还有就是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以上,中国既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技术追赶的关键目标。



日本通过“特别高度人才”签证,为年收入2000万日元以上的中国科研人员提供一年永居通道,旨在吸引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顶尖人才。

这种“掐尖式”吸纳,既缓解日本企业研发人力不足,又试图削弱中国技术升级动能。



最重要的是,日语中汉字使用率超30%,中国移民学习成本较欧美移民降低60%。

日本社会对中国移民的“可控性”评估,源于其观察到中国移民普遍遵纪守法、犯罪率仅为其他移民群体的1/3。

这种文化同源性使得中国移民在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领域能快速适应,而无需日本投入额外文化培训成本。



日本对中国移民的接纳是危机倒逼下的实用主义选择,其企图在于以最小文化代价获取最大经济红利,同时维持社会结构稳定性。

这种“有限开放”既折射出日本应对老龄化的焦虑,也暴露其在新一轮技术竞赛中的战略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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